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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1世纪，中国将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把人类及其所有的传统和现代文化、社会和文明整合到一个全人类有机体中。在这个未来的有机体中，所有元素将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和谐共存，所有文明、宗教、文化和思想都囊括其中。中国具备完成这项使命所需的全部条件。因此，应当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颖的文化外交，以便取长补短，为全世界拥有不同传统和现代文化、文明背景迥异的各个民族创造和平共赢的环境。推行新型文化外交的起点是正确理解并践行“捭阖之道”。对可能破坏或歪曲和平共赢发展和全球文明融合进程的不利因素，应当明智地“阖而闭之”，将其拒之门外;同时也应“开而示之”，传播五大中国理念。
【关 键 词】 中国特色文化外交;中国角色;王阳明心学;“一带一路”倡议
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全球学者和世界史学家中有两位曾预言①：在21世纪，中国将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把人类及其所有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不同社会、多种文明整合到一个人类有机体中。在这个未来的人类有机体中，所有元素将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和谐共存，所有文明、宗教、文化和思想都囊括其中。中国具备完成这项使命所需的全部条件。
因此，应当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颖的文化外交，使我们相互之间能够取长补短，为全世界拥有不同传统和现代文化、文明背景迥异的各个民族创造和平共赢的环境。这种文化外交本身亦是跨文化学习的过程，在其推行的过程中，中国业已存在上千年并被实践证明的、对大众福祉有益的人类社会自我组织的传统也将获得推广。
本文将详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古代国家智慧关系极为密切的新型文化外交。本文认为，推行新型文化外交的起点是正确理解并践行《鬼谷子》一书开篇中提到的“捭阖之道”。对可能破坏或歪曲和平共赢发展和全球文明融合进程的不利因素，应当明智地“阖而闭之”，将其拒之门外;同时也应“开而示之”，传播五大中国理念。
（1）中华文明传播的第一个基石，事关全人类各种族生活最宏观的结构，要在全球传播孔子“仁”的思想，让变态扭曲的社会回归其自然基础即家庭生活，以家庭为起点促进社会团结，发展对全人类的博爱。（2）在以劳动者为主的全球社会中，在现代经济和发展环境中传播并实现墨子“共同富裕”之说，是中华文明全球传播的又一基石。（3）第三大基石与全球政商界领袖和决策者相关，《礼记》中提出的“修身”理念应当成为21世纪新商业道德的基础，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持。（4）第四大基石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生态文明，这一理念最初也见于《礼记》。（5）作为“第五元素”的、亦即将上述中国传统文化四大基石联系在一起的核心基石是王阳明心学。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发掘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推广其“人性本善”哲学信念及格物致知做法。对心学的现代解读可以使其更具操作性，在国际上为更多人所理解，使这种植根于古老多元文明的哲学，在科技推动下仍可以向现代世界延展。
一、关于21世纪中国角色的早期预言
17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1808-1896年）在其著作《哲学或比较通用地理学》中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的伟大预言。早在1845年，正是中国漫长历史中较为悲惨的阶段，恩斯特·卡普就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了我们时代的发展：“未来，欧洲文化形式将在中国弥漫开来。随后，中国将对世界开放，作为新美国世界的继任者，中国最终将塑造最新的世界。随着未来中国融入全球交流中，它将对那个时候的欧洲环境产生具有回溯性的影响。中国将重建未来的世界，引发巨变，人类对自我完善的追求也将圆满终止。”①
作为首位研究当今称作“全球化”现象的学者，卡普在1845年就已经预见当今世界的发展。由于他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全球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具备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综合视角，能够从复杂的哲学人类学视角看待问题。①
在深入研究了各大文明的历史及其特征后，恩斯特·卡普认为，如果崇尚儒教和道教的中国掌握了当时西方的技术和科学方法，将会比当时方兴未艾的“新世界”更具优势。尽管在卡普之前几十年，黑格尔曾错误地认为“历史终结”，文明的顶峰出现在日耳曼民族聚居的中欧地区;但名气逊于黑格尔的、他的同胞卡普则预言称，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三步，始于他所处时代的欧洲，随后被美国和不断崛起的“新世界”取代，最终将止于未来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强国——中国。卡普与其同时代的德国同胞卡尔·马克思在人类学世界观上有类似见解，那就是中国将成为未来联结世界的文明。
60多年前，又有一位深受19世纪德国思想影响的思想家——英国世界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提出了一个与此预言相关但更为先进的结论。他在1966年出版的《变革与习俗》一书中提出，当今世界的伟大文明中，必然有一个文明充当“世界的统一者”角色。在“冷战”最胶着的时期，汤因比提出，除非美国和苏联能齐心协力，才能具备这种力量。否则，它们会将“统一世界”的机会让与中国。而在汤因比看来，中国在文明层面完全具备建立相应“倡议”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②如今，这样的倡议的确即将成为现实。我们可以尝试用汤因比的全局性眼光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史的影响。
汤因比还列举了中国具备的能够成功完成这一全球使命的优势：“中国实现了统一，人口众多，最重要的是历史悠久。到1840年时，中国作为东亚世界‘中原帝国’的历史已有2061年，在此期间，东亚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和平。在20世纪（以及21世纪，作者加），统一与和平是全球世界最迫切的需要。这一全球世界是因西方技术‘消灭距离’的成就产生的（上文所述的恩斯特·卡普也曾提到过这一成就）。如果现在需要全球政治联结的核心，中国就是那个被历史选中的国家，再次作为世界的联结者，只不过这次是全球范围的联结。” ③
中国还有其他优势：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中华文明创造出以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在皇权时代，中国的行政和宗教信仰往往是分离的。而在启蒙时代，中国政教分离的观念逐渐被欧洲采纳。尽管在诸多文明中，宗教和金钱利益在政界是紧密联系的，但中国封建制度里皇权的排他性使其从建立伊始就防止宗教分权。具体来说，过去中国的政治并非建立在宗教信仰体系之上，当今更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建立在领袖和人民的自我修养之上。学习、修身、礼仪和法律始终被视作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国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自己的传统和遗产传承至今的文明，同时其人民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开放心态，善于学習，取人所长。 在汤因比看来，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统一者”的其他优势还包括：中华文明并未像西方欧亚帝国那样扩张，如古罗马以及后来的欧洲殖民力量等。这些帝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战争，并未建立起自我可持续的经济环境，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扩张。相反，中国在大部分历史阶段中都注重发展能自我持续的经济。在中国对外开放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华文明的这种可持续发展特点既代表传统，又可使当今世界从中获益。中国文化外交的一大任务则是使这些文化背景与传统基石为世界所知，使其成为“最新世界”的有益动力。
二、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这个世界以及诸多文明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联合在一起;全球性的长久联结，若要保持，只能通过正义与诚实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长期信任。中国深知这一点，而得当的文化外交仍需要以系统的方式建立、贯彻和不断完善。
此外，联结全球各个文明和国家的过程，必须要能滋养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这些人类传承了数千年的成果。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关乎技术发展与合作、自然科学交流或基础设施建设，在上述基础工作顺利完成、货物和信息交流与互联得以实现后，另一波浪潮——文化浪潮——全球人民的文化复兴，将随之而来。在文化浪潮中，人们要熟悉彼此的历史和当代文化，在文化领域实现更深入更广泛的联系。
不同文明的互相学习，必然涉及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但这绝不意味着倒退。许多不合时宜的陋习已经被抛弃了，比如女性缠足。然而，古代人文传统中蕴含着大量永不过时的智慧和人类文化瑰宝。这些财富是以往数百代前人顶住压力、不断斗争得来的，如果没有前人，当今全球享有的技术、科学和艺术信仰就无从谈起。我们站在人类社会伟大传统的肩膀上，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基础。我们必须将它们发掘和整理出来，再次变成我们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多次强调的内容再正确不过：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过去，并从过去吸收有益经验和观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掌控未来。要想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把最现代与最古老的内容结合起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过这种必要性。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里，用优美的语言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①
我们应当做好准备，接受我们这一时代的伟大邀请，同时接受挑战，因为这既会是中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又是将古老和年轻的文明成功融合成为和谐又富有生机的人类社会的先决条件。我们同舟共济，建设和谐的全球社会是必要的，需要集全人类之力共同准备方能战胜人类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而非相互争斗能够解决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变得尤为重要。要学习借鉴各种文明，吸收它们的有益之处。而且，需要再次提及的重要一点是，要摒弃或远离那些可能有损于重建平衡的因素，当然这需要大量经验和跨文化知识。在此，我们不会过多探讨理论细节，但需要强调的是，要以新的方式看待中国，带着非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来看待，这就需要理解古代中原帝国数千年政治史的经验。
中国不会也不想征服、暴力镇压或“教化”其他国家。但是当中国努力将世界文明以更加人道的、公正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福祉的时候，当中国努力使世界各个文明融合成为一个多样化的整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时候，“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文化外交就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从前的东亚精神上。这种精神古而有之，在孔子《论语》开篇的名言中有所体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②因此，中国特色文化外交新形式必然出现。
三、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实践起点
应当从哪里入手？我们需要做很多系统性的基础工作才能建立东亚“最新世界”文化外交的合理框架，本文将提供实践层面较为适宜的出发点。
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打开方式”可呼应古籍《鬼谷子》开篇中所说的：“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③通过研究古代先哲的教义《鬼谷子》，我们能够推断出四条最简单、不会过时、普遍适用的原则，以应对文化外交、文化交流和跨文明沟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这些原则与把“阴阳”理解成“捭”“阖”的转化形式有关。也就是说，按《鬼谷子》之说，我们把文化外交的基本技巧比喻成开门和关门。我们可以发现，开门的原因有两条，关门的原因也有两条。有时，我们“开门”是为了放出某种东西;有时，我们“开门”是为了迎进某种东西。有时，我们“关门”是为了留住某种东西;有时我们“关门”是为了回避某种东西。
这里，只谈在中国特色文化外交中“应当放出/释放什么”这个问题。为进一步缩小我们话题的范围，只探讨以下几点：中国如何通过将古代思想文化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来表现自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应如何既能为人类社会长期提供积极的、被普遍接受的中华文明，又能真正对整个未来地球文明做出有益贡献。
四、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智慧及其现实意义
现如今，中国正以和平共赢合作的精神联结于外，进而联结整个世界，共赢合作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大家共同耕作，分享劳动成果，这代表着真正的中国生活智慧。分享的美德在中国古籍中也有记载。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介绍中国历史中的这些古老基础来赢得外界信任。
中国一贯追求的平衡与和谐，源自儒家传统“仁”的思想中的同情心与互惠性。“仁”在英文中可以理解为“内在的仁慈”。中国并没有在宗教或世俗信仰体系创造出具有误导性的虚假人格;相反，中国想方设法地在现有儒道思想文化中保护这种天然的人类品格，并不断更新这种理念。如今，中国的现代文明也在融合古代社会智慧、复兴“仁”的行为规范，按照孔子及其他古圣先贤所教，修身齐家，从家庭之爱扩展至对人类的博爱，追求成为马克思哲学所说的“完整的人”（德语：der totale Mensch），追求建立更加公正的國际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发展与合作”可以作为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表述。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墨子就曾经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① 这种共同富裕的追求正是21世纪在全球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因此，这种追求可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大优势通过文化外交进行传播。这种共同富裕的追求，具有修复社会裂痕和安抚广大民众的能力;通过获得富足的生活，21世纪的人类将可以寻求文明体系的和平与平衡。
在古代中国，儒家认为济世以修身为本，领导者与决策者的修身行为被赋予重大社会意义，这是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并与农耕社会息息相关，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表述。修身理念对于当今国际社会构建共同体意义重大。在《礼记》中，关于修身与治国理政的关系，有如下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的表达：“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①
古籍《礼记》还提到中华文明在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传统，即珍视土地山林与维护生命繁衍，体现了古老的生态保护智慧：“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麑，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②
在文化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可以传播诸多内容，如：（1）回归本心（而不是转向毫无根据的神话）的必要性以及修身齐家理念;（2）追求共同富裕，为全人类造福;（3）从少年时期起即修习不辍，追求“内圣外王”之境（因为他们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决策者）;（4）拯救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和愿望，培养“民胞物与”的意识，这也是中国古圣先贤表达的观点，后被王阳明提升到极高。
五、为世界人民提供跨文化之“道”
在衣食住行、成家立业、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外，人们还要直面生活意义的问题。正如伊曼努尔·康德曾指出，这种无法有理有据地回答的问题，必将导致操纵和具有操纵性的信念体系等形式的欺骗。关于人的生存与死亡之间的关系这一未解难题，人们期待看到解决方法。因此，受教育程度较低、经济困窘的普罗大众就容易被那些凭借毫无依据的信仰而提出简单答案的人欺骗。令人震惊的是，中华文明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不断為人们摆脱这种痛苦铺路。实际上，可以说中国道路是全人类走出“欺骗之穴”的路。这条道路由中国著名的儒教学者孟子所开创，可以被归纳为纯粹的哲学信仰，即人性本善。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哲学信仰，是因为这不是宗教信仰。因此，它是普适性的，适用于任何地方。人性本善的哲学信仰可以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宗教建立在神学描述、严苛的教理或不可逾越的区别之上，中华文明的基础目前仍未受有分歧的神话和宗教教理的影响，中国文化仍然基于对人性本善的合理信任，即认为人善的本性不可能被群体信仰体系所污染，而只会以个人或社会行为的形式存在，并努力在这方面变得更加人性化乃至完全人性化。
事实上，可能世界上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这一哲学信仰，这也是他们难以理解中国儒道的一个原因（汤因比有个著名论断，认为这是东西方之间的“玻璃墙”）。但身为一名外国人，我认为可以把儒道的生活方式作为从我们共同面临的令人焦灼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办法。这确实是个解决方法，正如王阳明曾经说过的，我们内心的善、我们内心的孔子，是我们在引导宇宙力量方面所做的努力，这种力量的最高形式就是我们人类意识在天地之间的日常行动与反思。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行动能为我们提供意义，也同时能为我们提供平静与幸福。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不遗余力，让这种塑造“完人”之道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知晓。
在《论语》中，孔子就暗含了这种伟大智慧（只有中华文明能为未来人类社会带来的智慧）。在与弟子论道时，他曾问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①。在另一篇文章中，孔子再次强调：“参乎！吾道一以贯之。”②
孔子只是暗示了他似乎遵循着某个基础性的原则“一以贯之”，这个原则为他提供了自我信任或信念。孟子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观念，相比孔子，他更多地把人类放在他思想的中心，进一步与仪式性的、地域范围的宗教行为切断了联系。③“一以贯之”显然是基于始终遵循“人性本善”的哲学信仰，认为人的这种生而有之的状态总能够被唤醒、被培育。这种信念并不依赖于任何神话故事，而且这似乎是更纯粹的信念和更发自内心的决定，这种发自内心的决定和态度因其普适性而“永不过时”。尽管这是纯哲学的信念，但是这一信念与现代科学并不冲突，它并不依赖于科学“信仰”。也就是说，它并不受科学范式变化的影响，它不干预或阻碍科学的进程，但它能够使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变得更加人性化。
基于这一点，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向世界逐步推广中国思想文化，为人类解决和回答“何为生命意义、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一中心问题。在这方面，王阳明“自信”（相信自己）的观点很重要，这一观点与把尊重全人类和所有生命应始终成为我们经验的基础的观点不谋而合。①我们必须践行我们的善，而不是只通过相信和希望，即“知行合一”，这是对中华文明最优秀特征的概括。这种思想应当为人所知，广为传播，尤其是关乎即将出现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人们应当持此信念。王阳明是首位向汉族以外的民族传授儒家思想的学者，未来的文化外交也应当将他的思想广为传播，使其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经常提到“良知”（良好的知识）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自觉的反思“心之本体”。正是这样，“心之本体”本身就与自我组织的天理的永恒源泉相一致;②也正是这样，“良知”被理解为无懈可击的宇宙本身的现实力量。它由人类社会控制，但必须不断加以锤炼。
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自警与专注可使最初的“良知”始终闪耀，保持其本性，同时成为所有存在和人内心向善的源泉（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由此，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变得格外清晰，致胜决断，了然于心。这种行为是由“自信”这一哲学信念创造出来的，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知”（知道）与“行”（行动）达到一致。在这种状态下，生命的意义即是与外部世界相统一相融合并获得解放的过程。
“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发出“共商、共建、共享”的邀请，这一邀请在未来如果能够被理解和接受，并被视为中国人民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表达方式，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中国文化外交承担了为全世界人民提供理解人类社会跨文化之道的重要任务，即按鬼谷子的“捭阖”之道应当释放出什么，也就是应当向世界提供怎样的内容，才能使其认同中国，将建立长达数百年的信任与友谊。
（责任编辑：张冬梅）
【关 键 词】 中国特色文化外交;中国角色;王阳明心学;“一带一路”倡议
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全球学者和世界史学家中有两位曾预言①：在21世纪，中国将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把人类及其所有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不同社会、多种文明整合到一个人类有机体中。在这个未来的人类有机体中，所有元素将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和谐共存，所有文明、宗教、文化和思想都囊括其中。中国具备完成这项使命所需的全部条件。
因此，应当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颖的文化外交，使我们相互之间能够取长补短，为全世界拥有不同传统和现代文化、文明背景迥异的各个民族创造和平共赢的环境。这种文化外交本身亦是跨文化学习的过程，在其推行的过程中，中国业已存在上千年并被实践证明的、对大众福祉有益的人类社会自我组织的传统也将获得推广。
本文将详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古代国家智慧关系极为密切的新型文化外交。本文认为，推行新型文化外交的起点是正确理解并践行《鬼谷子》一书开篇中提到的“捭阖之道”。对可能破坏或歪曲和平共赢发展和全球文明融合进程的不利因素，应当明智地“阖而闭之”，将其拒之门外;同时也应“开而示之”，传播五大中国理念。
（1）中华文明传播的第一个基石，事关全人类各种族生活最宏观的结构，要在全球传播孔子“仁”的思想，让变态扭曲的社会回归其自然基础即家庭生活，以家庭为起点促进社会团结，发展对全人类的博爱。（2）在以劳动者为主的全球社会中，在现代经济和发展环境中传播并实现墨子“共同富裕”之说，是中华文明全球传播的又一基石。（3）第三大基石与全球政商界领袖和决策者相关，《礼记》中提出的“修身”理念应当成为21世纪新商业道德的基础，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持。（4）第四大基石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生态文明，这一理念最初也见于《礼记》。（5）作为“第五元素”的、亦即将上述中国传统文化四大基石联系在一起的核心基石是王阳明心学。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发掘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推广其“人性本善”哲学信念及格物致知做法。对心学的现代解读可以使其更具操作性，在国际上为更多人所理解，使这种植根于古老多元文明的哲学，在科技推动下仍可以向现代世界延展。
一、关于21世纪中国角色的早期预言
17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1808-1896年）在其著作《哲学或比较通用地理学》中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的伟大预言。早在1845年，正是中国漫长历史中较为悲惨的阶段，恩斯特·卡普就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了我们时代的发展：“未来，欧洲文化形式将在中国弥漫开来。随后，中国将对世界开放，作为新美国世界的继任者，中国最终将塑造最新的世界。随着未来中国融入全球交流中，它将对那个时候的欧洲环境产生具有回溯性的影响。中国将重建未来的世界，引发巨变，人类对自我完善的追求也将圆满终止。”①
作为首位研究当今称作“全球化”现象的学者，卡普在1845年就已经预见当今世界的发展。由于他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全球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具备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综合视角，能够从复杂的哲学人类学视角看待问题。①
在深入研究了各大文明的历史及其特征后，恩斯特·卡普认为，如果崇尚儒教和道教的中国掌握了当时西方的技术和科学方法，将会比当时方兴未艾的“新世界”更具优势。尽管在卡普之前几十年，黑格尔曾错误地认为“历史终结”，文明的顶峰出现在日耳曼民族聚居的中欧地区;但名气逊于黑格尔的、他的同胞卡普则预言称，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三步，始于他所处时代的欧洲，随后被美国和不断崛起的“新世界”取代，最终将止于未来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强国——中国。卡普与其同时代的德国同胞卡尔·马克思在人类学世界观上有类似见解，那就是中国将成为未来联结世界的文明。
60多年前，又有一位深受19世纪德国思想影响的思想家——英国世界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提出了一个与此预言相关但更为先进的结论。他在1966年出版的《变革与习俗》一书中提出，当今世界的伟大文明中，必然有一个文明充当“世界的统一者”角色。在“冷战”最胶着的时期，汤因比提出，除非美国和苏联能齐心协力，才能具备这种力量。否则，它们会将“统一世界”的机会让与中国。而在汤因比看来，中国在文明层面完全具备建立相应“倡议”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②如今，这样的倡议的确即将成为现实。我们可以尝试用汤因比的全局性眼光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史的影响。
汤因比还列举了中国具备的能够成功完成这一全球使命的优势：“中国实现了统一，人口众多，最重要的是历史悠久。到1840年时，中国作为东亚世界‘中原帝国’的历史已有2061年，在此期间，东亚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和平。在20世纪（以及21世纪，作者加），统一与和平是全球世界最迫切的需要。这一全球世界是因西方技术‘消灭距离’的成就产生的（上文所述的恩斯特·卡普也曾提到过这一成就）。如果现在需要全球政治联结的核心，中国就是那个被历史选中的国家，再次作为世界的联结者，只不过这次是全球范围的联结。” ③
中国还有其他优势：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中华文明创造出以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在皇权时代，中国的行政和宗教信仰往往是分离的。而在启蒙时代，中国政教分离的观念逐渐被欧洲采纳。尽管在诸多文明中，宗教和金钱利益在政界是紧密联系的，但中国封建制度里皇权的排他性使其从建立伊始就防止宗教分权。具体来说，过去中国的政治并非建立在宗教信仰体系之上，当今更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建立在领袖和人民的自我修养之上。学习、修身、礼仪和法律始终被视作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国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自己的传统和遗产传承至今的文明，同时其人民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开放心态，善于学習，取人所长。 在汤因比看来，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统一者”的其他优势还包括：中华文明并未像西方欧亚帝国那样扩张，如古罗马以及后来的欧洲殖民力量等。这些帝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战争，并未建立起自我可持续的经济环境，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扩张。相反，中国在大部分历史阶段中都注重发展能自我持续的经济。在中国对外开放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华文明的这种可持续发展特点既代表传统，又可使当今世界从中获益。中国文化外交的一大任务则是使这些文化背景与传统基石为世界所知，使其成为“最新世界”的有益动力。
二、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这个世界以及诸多文明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联合在一起;全球性的长久联结，若要保持，只能通过正义与诚实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长期信任。中国深知这一点，而得当的文化外交仍需要以系统的方式建立、贯彻和不断完善。
此外，联结全球各个文明和国家的过程，必须要能滋养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这些人类传承了数千年的成果。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关乎技术发展与合作、自然科学交流或基础设施建设，在上述基础工作顺利完成、货物和信息交流与互联得以实现后，另一波浪潮——文化浪潮——全球人民的文化复兴，将随之而来。在文化浪潮中，人们要熟悉彼此的历史和当代文化，在文化领域实现更深入更广泛的联系。
不同文明的互相学习，必然涉及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但这绝不意味着倒退。许多不合时宜的陋习已经被抛弃了，比如女性缠足。然而，古代人文传统中蕴含着大量永不过时的智慧和人类文化瑰宝。这些财富是以往数百代前人顶住压力、不断斗争得来的，如果没有前人，当今全球享有的技术、科学和艺术信仰就无从谈起。我们站在人类社会伟大传统的肩膀上，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基础。我们必须将它们发掘和整理出来，再次变成我们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多次强调的内容再正确不过：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过去，并从过去吸收有益经验和观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掌控未来。要想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把最现代与最古老的内容结合起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过这种必要性。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里，用优美的语言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①
我们应当做好准备，接受我们这一时代的伟大邀请，同时接受挑战，因为这既会是中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又是将古老和年轻的文明成功融合成为和谐又富有生机的人类社会的先决条件。我们同舟共济，建设和谐的全球社会是必要的，需要集全人类之力共同准备方能战胜人类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而非相互争斗能够解决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变得尤为重要。要学习借鉴各种文明，吸收它们的有益之处。而且，需要再次提及的重要一点是，要摒弃或远离那些可能有损于重建平衡的因素，当然这需要大量经验和跨文化知识。在此，我们不会过多探讨理论细节，但需要强调的是，要以新的方式看待中国，带着非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来看待，这就需要理解古代中原帝国数千年政治史的经验。
中国不会也不想征服、暴力镇压或“教化”其他国家。但是当中国努力将世界文明以更加人道的、公正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福祉的时候，当中国努力使世界各个文明融合成为一个多样化的整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时候，“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文化外交就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从前的东亚精神上。这种精神古而有之，在孔子《论语》开篇的名言中有所体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②因此，中国特色文化外交新形式必然出现。
三、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实践起点
应当从哪里入手？我们需要做很多系统性的基础工作才能建立东亚“最新世界”文化外交的合理框架，本文将提供实践层面较为适宜的出发点。
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打开方式”可呼应古籍《鬼谷子》开篇中所说的：“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③通过研究古代先哲的教义《鬼谷子》，我们能够推断出四条最简单、不会过时、普遍适用的原则，以应对文化外交、文化交流和跨文明沟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这些原则与把“阴阳”理解成“捭”“阖”的转化形式有关。也就是说，按《鬼谷子》之说，我们把文化外交的基本技巧比喻成开门和关门。我们可以发现，开门的原因有两条，关门的原因也有两条。有时，我们“开门”是为了放出某种东西;有时，我们“开门”是为了迎进某种东西。有时，我们“关门”是为了留住某种东西;有时我们“关门”是为了回避某种东西。
这里，只谈在中国特色文化外交中“应当放出/释放什么”这个问题。为进一步缩小我们话题的范围，只探讨以下几点：中国如何通过将古代思想文化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来表现自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应如何既能为人类社会长期提供积极的、被普遍接受的中华文明，又能真正对整个未来地球文明做出有益贡献。
四、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智慧及其现实意义
现如今，中国正以和平共赢合作的精神联结于外，进而联结整个世界，共赢合作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大家共同耕作，分享劳动成果，这代表着真正的中国生活智慧。分享的美德在中国古籍中也有记载。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介绍中国历史中的这些古老基础来赢得外界信任。
中国一贯追求的平衡与和谐，源自儒家传统“仁”的思想中的同情心与互惠性。“仁”在英文中可以理解为“内在的仁慈”。中国并没有在宗教或世俗信仰体系创造出具有误导性的虚假人格;相反，中国想方设法地在现有儒道思想文化中保护这种天然的人类品格，并不断更新这种理念。如今，中国的现代文明也在融合古代社会智慧、复兴“仁”的行为规范，按照孔子及其他古圣先贤所教，修身齐家，从家庭之爱扩展至对人类的博爱，追求成为马克思哲学所说的“完整的人”（德语：der totale Mensch），追求建立更加公正的國际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发展与合作”可以作为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表述。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墨子就曾经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① 这种共同富裕的追求正是21世纪在全球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因此，这种追求可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大优势通过文化外交进行传播。这种共同富裕的追求，具有修复社会裂痕和安抚广大民众的能力;通过获得富足的生活，21世纪的人类将可以寻求文明体系的和平与平衡。
在古代中国，儒家认为济世以修身为本，领导者与决策者的修身行为被赋予重大社会意义，这是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并与农耕社会息息相关，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表述。修身理念对于当今国际社会构建共同体意义重大。在《礼记》中，关于修身与治国理政的关系，有如下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的表达：“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①
古籍《礼记》还提到中华文明在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传统，即珍视土地山林与维护生命繁衍，体现了古老的生态保护智慧：“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麑，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②
在文化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可以传播诸多内容，如：（1）回归本心（而不是转向毫无根据的神话）的必要性以及修身齐家理念;（2）追求共同富裕，为全人类造福;（3）从少年时期起即修习不辍，追求“内圣外王”之境（因为他们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决策者）;（4）拯救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和愿望，培养“民胞物与”的意识，这也是中国古圣先贤表达的观点，后被王阳明提升到极高。
五、为世界人民提供跨文化之“道”
在衣食住行、成家立业、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外，人们还要直面生活意义的问题。正如伊曼努尔·康德曾指出，这种无法有理有据地回答的问题，必将导致操纵和具有操纵性的信念体系等形式的欺骗。关于人的生存与死亡之间的关系这一未解难题，人们期待看到解决方法。因此，受教育程度较低、经济困窘的普罗大众就容易被那些凭借毫无依据的信仰而提出简单答案的人欺骗。令人震惊的是，中华文明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不断為人们摆脱这种痛苦铺路。实际上，可以说中国道路是全人类走出“欺骗之穴”的路。这条道路由中国著名的儒教学者孟子所开创，可以被归纳为纯粹的哲学信仰，即人性本善。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哲学信仰，是因为这不是宗教信仰。因此，它是普适性的，适用于任何地方。人性本善的哲学信仰可以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宗教建立在神学描述、严苛的教理或不可逾越的区别之上，中华文明的基础目前仍未受有分歧的神话和宗教教理的影响，中国文化仍然基于对人性本善的合理信任，即认为人善的本性不可能被群体信仰体系所污染，而只会以个人或社会行为的形式存在，并努力在这方面变得更加人性化乃至完全人性化。
事实上，可能世界上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这一哲学信仰，这也是他们难以理解中国儒道的一个原因（汤因比有个著名论断，认为这是东西方之间的“玻璃墙”）。但身为一名外国人，我认为可以把儒道的生活方式作为从我们共同面临的令人焦灼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办法。这确实是个解决方法，正如王阳明曾经说过的，我们内心的善、我们内心的孔子，是我们在引导宇宙力量方面所做的努力，这种力量的最高形式就是我们人类意识在天地之间的日常行动与反思。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行动能为我们提供意义，也同时能为我们提供平静与幸福。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不遗余力，让这种塑造“完人”之道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知晓。
在《论语》中，孔子就暗含了这种伟大智慧（只有中华文明能为未来人类社会带来的智慧）。在与弟子论道时，他曾问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①。在另一篇文章中，孔子再次强调：“参乎！吾道一以贯之。”②
孔子只是暗示了他似乎遵循着某个基础性的原则“一以贯之”，这个原则为他提供了自我信任或信念。孟子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观念，相比孔子，他更多地把人类放在他思想的中心，进一步与仪式性的、地域范围的宗教行为切断了联系。③“一以贯之”显然是基于始终遵循“人性本善”的哲学信仰，认为人的这种生而有之的状态总能够被唤醒、被培育。这种信念并不依赖于任何神话故事，而且这似乎是更纯粹的信念和更发自内心的决定，这种发自内心的决定和态度因其普适性而“永不过时”。尽管这是纯哲学的信念，但是这一信念与现代科学并不冲突，它并不依赖于科学“信仰”。也就是说，它并不受科学范式变化的影响，它不干预或阻碍科学的进程，但它能够使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变得更加人性化。
基于这一点，中国特色文化外交应当向世界逐步推广中国思想文化，为人类解决和回答“何为生命意义、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一中心问题。在这方面，王阳明“自信”（相信自己）的观点很重要，这一观点与把尊重全人类和所有生命应始终成为我们经验的基础的观点不谋而合。①我们必须践行我们的善，而不是只通过相信和希望，即“知行合一”，这是对中华文明最优秀特征的概括。这种思想应当为人所知，广为传播，尤其是关乎即将出现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人们应当持此信念。王阳明是首位向汉族以外的民族传授儒家思想的学者，未来的文化外交也应当将他的思想广为传播，使其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经常提到“良知”（良好的知识）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自觉的反思“心之本体”。正是这样，“心之本体”本身就与自我组织的天理的永恒源泉相一致;②也正是这样，“良知”被理解为无懈可击的宇宙本身的现实力量。它由人类社会控制，但必须不断加以锤炼。
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自警与专注可使最初的“良知”始终闪耀，保持其本性，同时成为所有存在和人内心向善的源泉（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由此，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变得格外清晰，致胜决断，了然于心。这种行为是由“自信”这一哲学信念创造出来的，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知”（知道）与“行”（行动）达到一致。在这种状态下，生命的意义即是与外部世界相统一相融合并获得解放的过程。
“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发出“共商、共建、共享”的邀请，这一邀请在未来如果能够被理解和接受，并被视为中国人民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表达方式，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中国文化外交承担了为全世界人民提供理解人类社会跨文化之道的重要任务，即按鬼谷子的“捭阖”之道应当释放出什么，也就是应当向世界提供怎样的内容，才能使其认同中国，将建立长达数百年的信任与友谊。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