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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现乏力情况，“奔跑”步伐明显放慢。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仅为6.2%，远低于2011年同期的24.6%，也低于年初设定的10%左右的目标。这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还是一种常态结果，值得深入分析。正如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此前指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贸发展环境难有明显改善，诸多负面因素叠加，将给外贸带来更大挑战。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希冀短期内显著改善外贸运行的愿望怕是要落空，外贸困境有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理解当期外贸困境，需关注三个“17%”
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运行呈现出“增速低、波动大、由局部矛盾向全局困境演变”的特点。分析来看，进口增速的下降与国内经济主动调整、增速下降、需求减弱直接关联。对于出口增速的显著下滑，则要从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说明。这其中，有三大市场直接左右了中国外贸出口的表现，也决定了未来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这便是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与东盟联合体。前三季度，中国对三者出口各自占到出口总额的17%左右，分别为17.3%、16.8%和17.2%，三者合计占到50%以上。分析这三个出口市场，便能大致分析出2012年以来中国外贸运行的总体态势。
“大选年”深刻影响中国对美出口?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贸易成为候选人获取选票必定要谈及的话题。往往在大选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要比平常年份多，这一点在汽车零部件及光伏行业等都已充分体现。2012年来看，虽然在欧美日三个经济体中，中国对美出口表现最佳，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6%，但较2011年同期的14.7%仍有较大下降。尤其是2011年以来，中国对美依赖度不断提高，对美出口占对欧美日出口的比重从2011年初的38%左右，提高至2012年9月份的41.6%。在中国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最大顺差国的情况下，这一趋势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变得更加频繁。
欧债危机的演进使中国对欧出口受到波及 进入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虽然没有明显恶化和大面积蔓延，但始终是欧盟经济走出泥潭、企稳回升的重要掣肘。我们看到，即便是欧元区央行采取了低利率政策（目前为0.75%）及变相量化宽松措施（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但依然无法将经济运行带入良性运转的轨道，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0.4%。经济增速的下降，必然造成消费需求的减少。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对欧出口同比回落5.6个百分点，远低于2011年全年的14.4%。考虑到欧债危机的本质是“政策困境”与“福利社会”的叠加造成的，具有长期性，因此其经济受到危机掣肘也将可能长期化，进而对中欧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周边领土纠纷成为影响外贸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2年以来，政治问题经济化的态势非常明显，由领土争端波及经济运行尤其是外贸运行。典型的体现是2012年4月份的黄岩岛事件和9月份的钓鱼岛事件。这两个事件其实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及日本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对这两个经济体出口占到17%左右（对日出口约占7%，对东盟出口约占10%）。政治问题对外贸的影响显而易见。4月份，中国对菲律宾出口、进口同比增速分别较3月份下降了19.4和2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更是从22.2%下降至-6.6%，成为2010年以来的单月最大降幅。考虑到领土问题争端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也意味着中国外贸发展受到政治问题侵扰的可能性将继续存在、周而复始。
洞悉外贸未来趋势，需抓住三个关键比例
决定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外贸走势的关键，以及判断中国外贸困境长短的主要依据，是抓住外贸运行中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二是外贸出口结构现状，三是出口企业类别分布。这三点可以说是理解外贸未来运行趋势的“钥匙”。概括来看，就是要明确三个比例，即“30%、40%、50%”。
明确东南亚各国现阶段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30%左右?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长期存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1978～2011年，中国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增长了67倍，增速高于同期GDP；而同期东南亚各国（印度、菲律宾、印尼、越南和泰国等）工资上涨速度显著低于中国。正因如此，现阶段来看，东南亚各国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30%左右（如图所示）。同时，东南亚各国目前的劳动力参与度（14～65岁人口占比）明显较中国要低（东南亚各国一般在70%以下，甚至在60%以下，而中国在75%左右），未来劳动力供应潜力依然充足。因此，未来中国与它们之间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明确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占到出口总额的40%左右 现阶段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占到全部出口额的40%左右（2009年之前曾占到50%以上，后逐步降低，2012年9月份占比为39.9%），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加工贸易的根基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价格优势和持续供应优势。但如前所述，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显著高于东南亚各国，而且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连续8个季度高于1，反映出就业市场矛盾也正由总量矛盾转变为结构矛盾，造成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传统优势不到被侵蚀。正因如此，2012年以来，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加工贸易的困境更加明显。2012年前9个月，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速仅为3%，不仅低于7.4%的全部出口增速，更是远低于一般贸易出口8.3%的增速。同时，较2011年全年的12.8%也是显著下滑。未来，鉴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逆转的不可逆性，以低成本优势为前提的加工贸易其发展空间将会进一步收窄。由于加工贸易每下降10%将带动出口下降4%，因此，在中国加工贸易缩减的过程中，外贸出口要经历较长时期、较大幅度的阵痛。
明确现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的50%左右 在现阶段中国出口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虽较前几年有所下降（最高峰占比超过60%），但占比仍为最高，目前占据一半左右的比重（2012年前8个月占比为50.5%），是左右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是建立在中国的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包括土地成本、税费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随着生产成本优势逐步消失，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困难也显著增大，加速撤离和减缓进入的局面同步在中国出现。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撤离中国苗头出现，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松下等纷纷宣布裁员或者关闭中国工厂；另一方面，在华企业撤离中国的同时，外资进入的步伐也在放缓。2012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11.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3.8%。现阶段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每下降10%将造成出口同比回落5个百分点，这种巨大的能量以及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吸引力的下降，共同造成未来一个时期外贸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重塑中国外贸优势，需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纵观历史来看，建立在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经济体，在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过程中，往往难以长时间保持竞争优势，而建立在动态、持续基础上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则成为先行国家的重要经验。这一点，已为德国、日本的外贸实践所证实。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被削弱，产业转移、转型升级成为重要考量，这也应成为中国外贸竞争力重塑的必然之路。
中国外贸产业转移不应单纯遵循“雁行模式” 就现阶段中国而言，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平行式转移，也即试图构建一种“雁行模式”。但该模式所必需的前提之一，也即转移地区和承接地区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和劳动力成本差距，中国可能并不充分具备。一方面通过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人均用电量、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四个指标来衡量看，中国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基本在2～3年时间，领先西部地区基本在5年左右（日本当年产业转移时期与中国的差距在40年左右）。另一方面，从劳动力成本这一决定雁行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来看，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差距并不大，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1～2年左右，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也仅在2～3年左右。
因此，如果遵循产业简单和平移式转移的模式，则在东部地区遭遇困境的行业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后的几年内便会遭遇同样的境地。这是一条行不通的产业转移思路。因此，为确保产业转移的同时得以维持竞争力，必须要将产业转移和升级密切结合起来。对于那些只能进行简单和平移式转移的产业，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总体状况以及现在相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较大劣势，可行的选择不应是向内地转移，而是考虑逐步向这些劳动力成本低廉国家转移。
中国外贸发展要明确差异化产业定位 虽然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成本大约为东南亚国家的2～3倍甚至更高，但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仍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现阶段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1/8左右，德国的1/6左右，韩国的1/5左右。可以说，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阶段。正因如此，中国出于解决就业压力的需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有发展必要，但是应尽量错开处于产业链低端、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介于发达经济体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水平的相关产业，同时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错位竞争。
为产业转移过渡期营造良好条件 由于产业转移和升级需要一个时期，为保证这一转型期顺利实现，政府需要积极作为。首先，适度调整外贸策略，在商品出口中尽量分散出口市场和出口结构，采取“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减少外贸摩擦、改善外部环境。其次，要利用国家较为丰富的财政实力，加大对符合发展方向产业扶持，促进新技术应用，加快产业升级改造步伐。第三，减少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促进政府职能以管理为主向以服务为主转变，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第四，加强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银行和保险等部门协调，提高贸易便利度，降低企业成本，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理解当期外贸困境，需关注三个“17%”
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运行呈现出“增速低、波动大、由局部矛盾向全局困境演变”的特点。分析来看，进口增速的下降与国内经济主动调整、增速下降、需求减弱直接关联。对于出口增速的显著下滑，则要从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说明。这其中，有三大市场直接左右了中国外贸出口的表现，也决定了未来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这便是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与东盟联合体。前三季度，中国对三者出口各自占到出口总额的17%左右，分别为17.3%、16.8%和17.2%，三者合计占到50%以上。分析这三个出口市场，便能大致分析出2012年以来中国外贸运行的总体态势。
“大选年”深刻影响中国对美出口?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贸易成为候选人获取选票必定要谈及的话题。往往在大选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要比平常年份多，这一点在汽车零部件及光伏行业等都已充分体现。2012年来看，虽然在欧美日三个经济体中，中国对美出口表现最佳，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6%，但较2011年同期的14.7%仍有较大下降。尤其是2011年以来，中国对美依赖度不断提高，对美出口占对欧美日出口的比重从2011年初的38%左右，提高至2012年9月份的41.6%。在中国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最大顺差国的情况下，这一趋势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变得更加频繁。
欧债危机的演进使中国对欧出口受到波及 进入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虽然没有明显恶化和大面积蔓延，但始终是欧盟经济走出泥潭、企稳回升的重要掣肘。我们看到，即便是欧元区央行采取了低利率政策（目前为0.75%）及变相量化宽松措施（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但依然无法将经济运行带入良性运转的轨道，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0.4%。经济增速的下降，必然造成消费需求的减少。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对欧出口同比回落5.6个百分点，远低于2011年全年的14.4%。考虑到欧债危机的本质是“政策困境”与“福利社会”的叠加造成的，具有长期性，因此其经济受到危机掣肘也将可能长期化，进而对中欧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周边领土纠纷成为影响外贸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2年以来，政治问题经济化的态势非常明显，由领土争端波及经济运行尤其是外贸运行。典型的体现是2012年4月份的黄岩岛事件和9月份的钓鱼岛事件。这两个事件其实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及日本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对这两个经济体出口占到17%左右（对日出口约占7%，对东盟出口约占10%）。政治问题对外贸的影响显而易见。4月份，中国对菲律宾出口、进口同比增速分别较3月份下降了19.4和2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更是从22.2%下降至-6.6%，成为2010年以来的单月最大降幅。考虑到领土问题争端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也意味着中国外贸发展受到政治问题侵扰的可能性将继续存在、周而复始。
洞悉外贸未来趋势，需抓住三个关键比例
决定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外贸走势的关键，以及判断中国外贸困境长短的主要依据，是抓住外贸运行中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二是外贸出口结构现状，三是出口企业类别分布。这三点可以说是理解外贸未来运行趋势的“钥匙”。概括来看，就是要明确三个比例，即“30%、40%、50%”。
明确东南亚各国现阶段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30%左右?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长期存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1978～2011年，中国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增长了67倍，增速高于同期GDP；而同期东南亚各国（印度、菲律宾、印尼、越南和泰国等）工资上涨速度显著低于中国。正因如此，现阶段来看，东南亚各国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30%左右（如图所示）。同时，东南亚各国目前的劳动力参与度（14～65岁人口占比）明显较中国要低（东南亚各国一般在70%以下，甚至在60%以下，而中国在75%左右），未来劳动力供应潜力依然充足。因此，未来中国与它们之间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明确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占到出口总额的40%左右 现阶段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占到全部出口额的40%左右（2009年之前曾占到50%以上，后逐步降低，2012年9月份占比为39.9%），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加工贸易的根基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价格优势和持续供应优势。但如前所述，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显著高于东南亚各国，而且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连续8个季度高于1，反映出就业市场矛盾也正由总量矛盾转变为结构矛盾，造成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传统优势不到被侵蚀。正因如此，2012年以来，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加工贸易的困境更加明显。2012年前9个月，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速仅为3%，不仅低于7.4%的全部出口增速，更是远低于一般贸易出口8.3%的增速。同时，较2011年全年的12.8%也是显著下滑。未来，鉴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逆转的不可逆性，以低成本优势为前提的加工贸易其发展空间将会进一步收窄。由于加工贸易每下降10%将带动出口下降4%，因此，在中国加工贸易缩减的过程中，外贸出口要经历较长时期、较大幅度的阵痛。
明确现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的50%左右 在现阶段中国出口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虽较前几年有所下降（最高峰占比超过60%），但占比仍为最高，目前占据一半左右的比重（2012年前8个月占比为50.5%），是左右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是建立在中国的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包括土地成本、税费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随着生产成本优势逐步消失，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困难也显著增大，加速撤离和减缓进入的局面同步在中国出现。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撤离中国苗头出现，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松下等纷纷宣布裁员或者关闭中国工厂；另一方面，在华企业撤离中国的同时，外资进入的步伐也在放缓。2012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11.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3.8%。现阶段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每下降10%将造成出口同比回落5个百分点，这种巨大的能量以及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吸引力的下降，共同造成未来一个时期外贸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重塑中国外贸优势，需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纵观历史来看，建立在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经济体，在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过程中，往往难以长时间保持竞争优势，而建立在动态、持续基础上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则成为先行国家的重要经验。这一点，已为德国、日本的外贸实践所证实。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被削弱，产业转移、转型升级成为重要考量，这也应成为中国外贸竞争力重塑的必然之路。
中国外贸产业转移不应单纯遵循“雁行模式” 就现阶段中国而言，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平行式转移，也即试图构建一种“雁行模式”。但该模式所必需的前提之一，也即转移地区和承接地区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和劳动力成本差距，中国可能并不充分具备。一方面通过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人均用电量、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四个指标来衡量看，中国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基本在2～3年时间，领先西部地区基本在5年左右（日本当年产业转移时期与中国的差距在40年左右）。另一方面，从劳动力成本这一决定雁行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来看，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差距并不大，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1～2年左右，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也仅在2～3年左右。
因此，如果遵循产业简单和平移式转移的模式，则在东部地区遭遇困境的行业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后的几年内便会遭遇同样的境地。这是一条行不通的产业转移思路。因此，为确保产业转移的同时得以维持竞争力，必须要将产业转移和升级密切结合起来。对于那些只能进行简单和平移式转移的产业，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总体状况以及现在相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较大劣势，可行的选择不应是向内地转移，而是考虑逐步向这些劳动力成本低廉国家转移。
中国外贸发展要明确差异化产业定位 虽然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成本大约为东南亚国家的2～3倍甚至更高，但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仍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现阶段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1/8左右，德国的1/6左右，韩国的1/5左右。可以说，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阶段。正因如此，中国出于解决就业压力的需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有发展必要，但是应尽量错开处于产业链低端、低附加值、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介于发达经济体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水平的相关产业，同时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形成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错位竞争。
为产业转移过渡期营造良好条件 由于产业转移和升级需要一个时期，为保证这一转型期顺利实现，政府需要积极作为。首先，适度调整外贸策略，在商品出口中尽量分散出口市场和出口结构，采取“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减少外贸摩擦、改善外部环境。其次，要利用国家较为丰富的财政实力，加大对符合发展方向产业扶持，促进新技术应用，加快产业升级改造步伐。第三，减少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促进政府职能以管理为主向以服务为主转变，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第四，加强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银行和保险等部门协调，提高贸易便利度，降低企业成本，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