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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群体加速大分化的态势,对世界力量对比、南北关系和利益格局以及其自身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出现深刻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称谓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国内外学术界最终认同,但在界定范围上至今存有争议。学界曾先后以“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新兴独立国家”、“中间地带国家”、“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等术语,来泛指除发达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最后统合到“发展中国家”的称谓之下。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被冠以“工业化国家”、“富国”、“西方国家”、“北方国家”等称谓。目前看,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术语被基本认同外,其他概念或术语仍有较大争议。
笔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因素推动下,除“历史经历大体相同”和“多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大因素外,发展中国家某些重要的“群体性共同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可概括如下:
1.从“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那些发达国家,既包括原来的宗主国,也包括其他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既包括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包括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希望美国“从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把美国当成打交道的首要对象,甚至寻求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在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面前,某些发展中国家追随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发展中国家群体政治特征方面的这一关键性变化,致使世界反帝和反霸的统一战线不复存在,靠人为力量也很难再构建这样的统一战线。这从一个侧面印证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动向。
2.从要求并谋求“推翻旧的世界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转变为不挑战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一方面利用体系和秩序中的积极因素与条件,确保自身生存与发展;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南北对话与合作,逐步祛除体系和秩序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因素”,使其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3. 从坚定主张并致力于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转变为更加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技术、援助,更加依赖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机构,更加依赖从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组合中“搭便车”。虽然像非盟、77国集团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仍在呼吁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但越来越虚多实少。根据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10年来发表的若干统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额、投资、单向援助额、经济合作规模等,逐年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另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反对或不抗拒经济全球化,转而选择“接受”或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大潮下,与发达经济体结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比与不发达经济体为伍,更能确保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
4. 从坚持基于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确立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排斥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同时排斥其他制度和价值观,转变为接受甚至引进西方政治模式、法律体系、“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它们一方面出于稳定政局等考虑,尚未放弃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但选择世俗政治和社会生活,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赞成文明对话和相互借鉴。特别是承认西方文明在推动世界走向进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推动人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走向进步,认为东西方文明和南北文明可以彼此促进,相信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看,它们不再选择对抗,而是选择合作。
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的原因
冷战时期,世界力量对比与格局清晰简明。冷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叶,世界格局进入过渡期,力量对比趋于复杂。不同社会制度的对峙淡化,弱势意识形态对强势意识形态的反抗愈显模糊,新的“中间力量层”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大。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变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已不存在对抗和搏斗关系。一超、“中间力量层”、若干“反秩序国家”等三个力量板块,逐渐汇聚成世界格局的新轮廓。在这三个力量板块中,“中间力量层”的构成最复杂,宏观上由除“反秩序国家”外的发展中国家和除一超外的发达国家组成,它们主张捍卫世界和平、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互利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该力量层内,利益组合和硬软实力消长,决定着大国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的基本内涵和走向,也决定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慢。“中间力量层”这种突出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分化改组所催生。
造成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的主要原因有:
1.经济全球化彰显“丛林法则”,推动世界生存与发展资源重新配置,并形成不平等的资源交换。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抓住机遇,扬长避短,顺势而上,成为受益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分享到更多生存与发展资源,开始拥有对国际规则更改和重新制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经济全球化“边缘化”,不但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愈拉愈大,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一批“新兴经济体”拉开了差距,导致其利益取向和对待全球化态度的较大差异。
2. 由于捍卫和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发展中国家群体将利益关注的焦点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各国将经济发展和民生视为首务,内外政策愈加务实,自顾自保倾向和实用主义原则,引导它们去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利益驱动和实惠诱惑面前,各国往往自行其是,有些国家甚至见利忘义。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必然引发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矛盾。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和相互竞争,使发展中国家群体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强有力的集体性努力。
3. 美国为了维持一超霸主地位,欧盟中的“老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化打压,包括政治瓦解、经济诱惑、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挑拨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关系等,促使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为此,美国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其他西方国家予以积极配合。例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对发展中国家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先后对索马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采取过军事打击行动。为了打压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反抗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管齐下,包括对一些发展中大国进行拉拢,而对另一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施压和妖魔化。美将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类”,有“新兴市场国家”,有“民主国家”,有“温和国家”,有“转型国家”,有“失败国家”,有“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并据此决定对它们的政策。今后,美国将继续推动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改造”,鼓吹“构建中东大市场”,对埃及等发展中大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细化“大中亚战略”,拉拢哈萨克斯坦等国,在非洲抢占“道德高地”,拉拢南非等关键国家,拼凑亚太“价值观联盟”,拉拢印度等国,同时对伊朗、叙利亚、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保持高压。法、德等国则积极推动“地中海联盟”最终成形。西方国家的如上举措,目的在于加速催化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
作者: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责编/赵哲)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出现深刻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称谓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国内外学术界最终认同,但在界定范围上至今存有争议。学界曾先后以“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新兴独立国家”、“中间地带国家”、“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等术语,来泛指除发达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最后统合到“发展中国家”的称谓之下。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被冠以“工业化国家”、“富国”、“西方国家”、“北方国家”等称谓。目前看,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术语被基本认同外,其他概念或术语仍有较大争议。
笔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因素推动下,除“历史经历大体相同”和“多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大因素外,发展中国家某些重要的“群体性共同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可概括如下:
1.从“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那些发达国家,既包括原来的宗主国,也包括其他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既包括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包括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希望美国“从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把美国当成打交道的首要对象,甚至寻求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在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面前,某些发展中国家追随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发展中国家群体政治特征方面的这一关键性变化,致使世界反帝和反霸的统一战线不复存在,靠人为力量也很难再构建这样的统一战线。这从一个侧面印证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动向。
2.从要求并谋求“推翻旧的世界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转变为不挑战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一方面利用体系和秩序中的积极因素与条件,确保自身生存与发展;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南北对话与合作,逐步祛除体系和秩序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因素”,使其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3. 从坚定主张并致力于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转变为更加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技术、援助,更加依赖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机构,更加依赖从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组合中“搭便车”。虽然像非盟、77国集团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仍在呼吁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但越来越虚多实少。根据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10年来发表的若干统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额、投资、单向援助额、经济合作规模等,逐年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另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反对或不抗拒经济全球化,转而选择“接受”或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大潮下,与发达经济体结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比与不发达经济体为伍,更能确保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
4. 从坚持基于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确立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排斥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同时排斥其他制度和价值观,转变为接受甚至引进西方政治模式、法律体系、“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它们一方面出于稳定政局等考虑,尚未放弃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但选择世俗政治和社会生活,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赞成文明对话和相互借鉴。特别是承认西方文明在推动世界走向进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推动人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走向进步,认为东西方文明和南北文明可以彼此促进,相信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看,它们不再选择对抗,而是选择合作。
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的原因
冷战时期,世界力量对比与格局清晰简明。冷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叶,世界格局进入过渡期,力量对比趋于复杂。不同社会制度的对峙淡化,弱势意识形态对强势意识形态的反抗愈显模糊,新的“中间力量层”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大。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变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已不存在对抗和搏斗关系。一超、“中间力量层”、若干“反秩序国家”等三个力量板块,逐渐汇聚成世界格局的新轮廓。在这三个力量板块中,“中间力量层”的构成最复杂,宏观上由除“反秩序国家”外的发展中国家和除一超外的发达国家组成,它们主张捍卫世界和平、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互利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该力量层内,利益组合和硬软实力消长,决定着大国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的基本内涵和走向,也决定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慢。“中间力量层”这种突出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分化改组所催生。
造成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的主要原因有:
1.经济全球化彰显“丛林法则”,推动世界生存与发展资源重新配置,并形成不平等的资源交换。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抓住机遇,扬长避短,顺势而上,成为受益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分享到更多生存与发展资源,开始拥有对国际规则更改和重新制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经济全球化“边缘化”,不但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愈拉愈大,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一批“新兴经济体”拉开了差距,导致其利益取向和对待全球化态度的较大差异。
2. 由于捍卫和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发展中国家群体将利益关注的焦点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各国将经济发展和民生视为首务,内外政策愈加务实,自顾自保倾向和实用主义原则,引导它们去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利益驱动和实惠诱惑面前,各国往往自行其是,有些国家甚至见利忘义。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必然引发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矛盾。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和相互竞争,使发展中国家群体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强有力的集体性努力。
3. 美国为了维持一超霸主地位,欧盟中的“老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化打压,包括政治瓦解、经济诱惑、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挑拨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关系等,促使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为此,美国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其他西方国家予以积极配合。例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对发展中国家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先后对索马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采取过军事打击行动。为了打压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反抗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管齐下,包括对一些发展中大国进行拉拢,而对另一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施压和妖魔化。美将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类”,有“新兴市场国家”,有“民主国家”,有“温和国家”,有“转型国家”,有“失败国家”,有“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并据此决定对它们的政策。今后,美国将继续推动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改造”,鼓吹“构建中东大市场”,对埃及等发展中大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细化“大中亚战略”,拉拢哈萨克斯坦等国,在非洲抢占“道德高地”,拉拢南非等关键国家,拼凑亚太“价值观联盟”,拉拢印度等国,同时对伊朗、叙利亚、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保持高压。法、德等国则积极推动“地中海联盟”最终成形。西方国家的如上举措,目的在于加速催化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
作者: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