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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埋没了荣庆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二篇“京师大学堂之创办”中编有一份“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列在最前面的是先后三任管学大臣，兹录如下：
这个名单显然是不完备也不够准确的，仅仅管学大臣就遗漏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即会同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荣庆。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内存有一份1918年辑录的京师大学堂时期《职教员名单》，其中管学大臣也只有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三位，居然也遗漏了荣庆。1918年张勋复辟丑剧刚刚闹过不久，将荣庆的名字从《职教员名单》中删去可能含有排斥满蒙族官员的因素。这份《职教员名单》现收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五篇“职教员”中，北大整理校史资料编订“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时大概参照了这个旧名单。
此外，管学大臣之下还有大学堂总办、副总办，这是设立总监督之前的仅次于管学大臣的校级领导，应该也是大学堂历任负责人之一，但此份历任负责人名单里均付阙如。大学堂各分科大学监督也不全，尚缺译学馆、进士馆以及优级师范科监督。
除了名单不全，管学大臣孙家鼐和张百熙的任职期记录也不完整。孙家鼐的任职期仅一年时间，后来他复出又做了两年学务大臣，这一任职期没有计入在内。
张百熙从管学大臣到学务大臣的任职期虽是连贯的，也依然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庚子国难之后重建大学堂时期，也即“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里所注1902年1月至1904年1月这两年任职时期。这一任职期的后半阶段，光绪二十九年初（1903年2月）朝廷为张百熙增派了一个搭档：“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六·荣庆》，中华书局1977年版）“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张百熙》）
张百熙任职的第二阶段即做学务大臣时期，在“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表以及1918年辑录的《职教员名单》里均付缺。实际上这一个时期有三位学务大臣，朝廷增派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约一年之后，又任命了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值张之洞入觐，命改定学章，及还镇，复命家鼐为管学大臣。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张百熙》）但是这“三管学”（三学务大臣）的任职期均未记录在“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表和《职教员名单》里，可见这是在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同时大学堂设立了总监督之后，就认为学务大臣不再兼管大学堂事务，自然也就不再视其为大学堂负责人了。
这样理解是不符合史实的，而这对于荣庆则尤为不公正。事实是荣庆任学务大臣之前，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2月）他就以刑部尚书之职兼任会同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了。我们不妨看一个具体事实，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1903年4月27日），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为大学堂译学馆招生事联名告示，兹节录一段如下：
照得京师大学堂于上年九、十月，经本大臣两次考取，速成科均已入堂肄业在案。
现在开办译学馆，招选学生额定一百二十名，分习英、俄、德、法、日五国文字，兼习普通科学，五年毕业，优给各项出身升阶，具照《大学堂奏定章程》办理，……今定于七月初一日考试头场，初二日考试二场。届期各于本日辰正初刻，本大臣亲临大学堂点名考试。每场俱尽一日之长，汇卷呈阅，仰候评定甲乙录取列榜，选归译学馆肄业。（《学务大臣荣为招生事告示》，《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7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这是二大臣共同主持教务工作的一个实例。再看一个实例。北大京师大学堂时期档案中存有一篇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1903年7月6日）上海译书分局总办、内阁中书沈兆祉为赴日本考察学堂事申呈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的报告。此报告除详细呈明在日本考察学堂情况外，连差旅费报销等琐细之事也须向张、荣二大臣禀报：“再，中书此次赴东川资，遵札支销经费银壹千两，系在沪局译书项下借拨，应请饬知支应处并官书局。前购机器借拨一项，一并补发，以请款项。合并陈明所有呈报回沪日期并请补发译款缘由。”（《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37》；《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33）报告中说的“应请饬知支应处”，就是请管学大臣将报销事通知大学堂财务处。像这样极其琐细的事务，都需两位管学大臣亲自操持，而此时管学大臣尚未改为学务大臣，大学堂总监督也尚未设立，首任总监督张亨嘉是这年年底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即公历1904年2月才被任命的。这就是说，即使只算二十九年这一年的工作，荣庆也理所当然地是大学堂历任负责人之一。特别是在这一年，他协同张之洞、张百熙共同制定了大学堂最后修订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这些工作都是不能埋没的。
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后工作重点有所调整，由原来的大学堂转到统辖全国学务。实际上这只是在大学堂里增设了一个上级机构：总理学务处。这可说是学部的雏形，但还远不够部院衙门的规格，况且学务大臣仍还是兼差，尚不具备脱离大学堂这个教育机构实体的条件，学务大臣也不可能立即完全摆脱大学堂的具体事务。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就是总理学务处与大学堂财政没有分离。大学堂自开办以来，清政府（户部）指定每年由华俄道胜银行直接拨交存款息银若干万两充作大学堂常年经费；成立总理学务处之后，学务大臣孙家鼐立即致函通知华俄道胜银行改写存款名目，即将大学堂的账户名改为总理学务处，知照函云：
案照京师大学堂奉旨派总监督管理，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总理全国学务。所有从前大学堂与华俄道胜银行来往款项，无论长存浮存各项票折，此后均须一律改写总理学务处名目，以清界限。为此札饬。札到，该银行即与学务处支应提调绍英、襄办杨宗稷，将款项名目改写清楚，是为至要。切切。此札。右札华俄道胜银行。准此。（《学务大臣知照华俄道胜银行改写存款名目（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二日）》，《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41》；《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521-522） 这里应注意的是，派去银行具体办理改写账户名目的所谓学务处支应提调绍英及支应襄办杨宗稷，其实就是现任大学堂支应提调和支应襄办，这说明财务完全是原班人马，并且仍然由学务大臣掌管并未移交总监督。掌握着大学堂的财政命脉而不办理大学堂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也不符合吏制规章。事实上学务大臣管理得非常细，总监督经常为财务支出事向学务大臣请示，学务大臣也须及时审核批复，现在北大档案材料中仍保留了如《请示预科学生学堂用品如何支给文》《批准预科学生比照师范生发给学堂用品文》等这类文件。
改名学务大臣后，大学堂日常工作仍然运转如常。张亨嘉在《奏开办预备科并添招师范生折》里说：“随咨商学务大臣添建宅舍，一面分咨各直省督抚学政，考选年龄合格品行端正之学生咨送来京，并由臣出示另场招考……”（《京师大学堂监督张 奏开办预备科并添招师范生折（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47-148）奏折里所说“分咨各直省督抚学政”，按规定这可不是总监督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了，必须由统辖全国学政的管学大臣或学务大臣签署下文；而大学堂招生又完全属于学堂事务，如果此时学务大臣果真已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再具体插手大学堂事务了，那么学校招生工作就势必搁浅，因为总监督无权指令全国各地督抚学政选拔优秀学生赴京赶考。此奏折中还说：“讲习寝室皆为大同出入，起居严定限制，由臣督率在事各员随时厘定规则并咨请学务大臣主持一切。”这样看来，总监督不仅要随时“咨商学务大臣添建校舍”，连平时讲习寝室出入、起居作息规则等极其琐细之事学务大臣都需到堂过问。
如果任命大学堂总监督之后，学务大臣就不算做大学堂负责人了，那么《清史稿》里所谓“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张百熙》），这个情况就不能解释了，既然已经不算大学堂负责人了，何以还谈得上其权力愈益被分掉呢？另一方面，如果学务大臣专管全国教育，不再管大学堂事务了，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就更不可能越级到中央部院衙门去分享学务大臣的职权了。
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一时期大学堂负责人除“三管学”外，又增加了一个更抓具体事务的大学堂总监督，就像由原来的三套马车变成了四驾马车，从积极的方面看应该说这更增强了大学堂的动力。
这一过渡期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下旬（1904年1月）到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计两年时间，这一段时期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人仍然是学务大臣，尤其是译学馆、上海译书分局这类相对独立的单位一直由管学大臣、学务大臣直接领导。清政府成立学部之际，孙家鼐、张百熙双双卸任调离，荣庆则由户部尚书改任学部尚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教育部长，大学堂总监督也才真正成为了执掌全学堂的一校之长。
因此在建立学部之前，孙家鼐、张百熙做学务大臣时的任职期不应遗漏，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表里应补上荣庆的名字，其任职期是：1903年2月-1905年12月。职名是：户部尚书（本职）；会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学务大臣（兼差）。
关于管学大臣许景澄的任命
“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里许景澄的职名是“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其依据当是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上谕：“吏部尚书兼管大学堂事务孙家鼐因病予假，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用仪署吏部尚书，吏部右侍郎许景澄暂管理大学堂事务。”（《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着许景澄暂理大学堂事务谕》，《德宗实录》卷446；《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60）
但是不应忽略对于许景澄等的任命还有第二道谕旨：“孙家鼐奏假满，病仍未痊，恳请续假，并请派员续缺一折。孙家鼐着再尝（赏）假一个月。吏部尚书，着徐用仪署理。所管大学堂事务，着许景澄管理。钦此。”此谕刊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京报》，谕旨中说：孙家鼐奏假满，恳请续假，著再赏假一个月。由此可知孙氏之前已经请假一月，上一道谕旨应是一个月前五月份发下无疑。
徐用仪、许景澄奉到第二道谕旨次日：“六月十一日。徐用仪谢署吏部尚书恩。许景澄谢管理大学堂事务恩。”（《京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60）这第二道旨令仍著徐用仪“署理”，而许景澄则已改为“管理”而不是“暂管理”了；他们两人的谢恩折措辞也不同，徐用仪是“谢署吏部尚书恩”，而许景澄是“谢管理大学堂事务恩”，如果谕旨上授予他的也是“署理”或“暂管理”，许景澄谢恩折上是绝不敢公然删改圣旨一字的。
《清史稿》载：光绪二十五年六月（1899年7月）许景澄“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三 许景澄》），史书上并不说“暂管理”或“署理”，当是以后一道谕旨为准，据实记录。这第二道谕旨说明，当时孙家鼐仍暂时保留了他的吏部尚书本职官衔，所以仍予以再赏假一月；其管学大臣兼差实际上已经被免除了。到这年年底其吏部尚书官职也已被免去。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二篇“京师大学堂之创办”中将以上两道谕旨合用一个标题作《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着许景澄暂理大学堂事务谕》，这等于将两个文件视为一个文件，这样时间上弄混还在其次（第一道应是五月发下，第二道才是六月初十日所传），最重要的是在北大校史上就将许景澄定位在“暂管理大学堂事务”的位置上了。当然这对于许景澄本人倒无关紧要，因为他任这个差使实感委屈，他受命时大学堂已经陷于无法维系的状况，最后只得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在他处理善后所上奏折中都自称为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这显然是以第一道任命谕旨为准了。钱实甫编撰的《清代职官年表·学务大臣年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栏里，仅记有管学大臣官职，人名则空缺。这样处理显然是一个缺陷，这大概就是因为对于许景澄的任职不能断定，只好暂作阙疑。
确实这是一个混乱时期，对于京师大学堂未来走向朝廷已毫无主张，庚子国难中哪还顾得上教育部门的人事任命；因此第二道谕旨即是最后的确认，应以《清史稿》所记“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为准。 拾遗补正
《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名册·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中有一份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正月（1903年12月—1906年1月）期间的《教习执事题名录》，所收录的起止时间正是学务大臣和大学堂总监督一同管理大学堂时期，也即所谓“三管学”时期。此题名录因系据原始档案记录，三位学务大臣均编录在册，与总监督并列于题名录之首——
学务大臣
孙家鼐 文渊阁大学士
张百熙 户部尚书
荣 庆 学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总监督
张亨嘉 兵部右侍郎
（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329）
这个据原始档案辑录的题名录也可证明学务大臣、总监督是大学堂四位最高领导人，总监督可视为大学堂常务负责人。题名录所注职名这里需作一点说明。荣庆任学务大臣时其本职官衔应为户部尚书，不能称学部尚书，到他调任新设立的学部尚书后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教育部部长，不再兼管京师大学堂事务了，也不可能再有三管学并列在一起的局面了。张百熙一直任吏部尚书，改任户部尚书实际上就是对即将卸去大学堂职务的一个安排；张亨嘉原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调任兵部右侍郎后就立即辞去了大学堂总监督职务。他们的官职似以当时常任职务标志为好（职务调动频繁时最好作一简注说明）。
“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中最后一位总监督为刘经绎，其任职期作：1911年12月24日；职名：暂行代理。但此时总监督劳乃宣尚在任上，其任职期截止到1912年，刘经绎怎么可能在劳氏未停职时即暂行代理总监督职务呢？
实际情况应是这样的：宣统三年底劳氏见大势已去即以病向朝廷请辞，得到的批复是：“著赏假一个月，毋庸开缺。”并没有任命暂行代理人（学堂内部采取临时调整措施是可能的）。十二月初六日（1912年1月24日），这时已经进入民国元年了，劳氏见朝廷未予准奏，慌忙给学部再次递交辞呈，并索性自己找了一个替身，这就是大学堂庶务提调刘经绎。劳氏辞呈中称：“查本学堂总庶务提调刘员外经绎熟悉情形，办事谙练，堪以委托暂行代办，俾可专意医调，以期早日就痊，销假视事。”（《劳乃宣因病请以刘经绎代理学堂事务事咨呈学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66）劳乃宣请辞未见获准，刘经绎代理其职是否有正式任命，即使得到任命，民国元年后清廷的号令是否尚属有效，这些都是疑问。果然劳氏递交辞呈后一个月，1912年2月2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转引自《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月8日严复到堂接受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校长印）履行职务。因此“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表最后一任负责人，劳乃宣之后不应是刘经绎（除非提出新证据），而应该是严复，其职名为“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他的任职期应到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时为止，即：1912年2月—1912年5月。
1918年辑录的京师大学堂时期《职教员名单》中需要补注之处也有不少，这里仅利用《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里提供的原始材料举几例。此书第五篇“职教员”中编入了1910年《教育杂志》第四期上刊载的一则京师大学堂新开办经、文两科大学的消息（职教员名单）——
分科大学经文两科职教员名单
（宣统二年）
分科大学经、文两科现已开办，其职员亦已派定，兹将其清单录下：经科监督柯绍忞，经、文两科教务提调章梫，《毛诗》教习江瀚，《周礼》教习胡玉搢，《左传》教习戴德诚，《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文科监督孙雄，文科教习林纡、郭立山，史科教习专讲《记事本末》陈衍，专讲《通鉴辑览》饶叔先，《说文》教习王仁俊（兼充科学教习），音韵教习蒋黼。再经、文、法、商、理、工、农等科，均讲《四书》及《大学衍义》，教习为夏震武。医科监督，本请粤人屈永秋，刻未至部，故尚无开办之期。
这则消息上的名单正可为《职教员名单》里做一点补充，如在教员名单中列有分科教习王仁俊、戴德诚……等九人，其职名均笼统写作“分科教员”，王仁俊一栏附记里注云：“以下八员俱分科无考”。其实并非全部无考，这里正可据上面经、文两科名单补注：“王仁俊，经科教习，教授《尔雅》《说文》；戴德诚，经科教习，教授《春秋左传》。”
这则经文两科开办消息还标明了各科教习所开课目，如经科教习江瀚讲授《毛诗》；经科教习胡玉搢讲授《周礼》；史科教习陈衍讲授《通鉴纪事本末》等；史科教习饶叔先讲授《通鉴辑览》；经科教习夏震武，讲授《四书》《大学衍义》。文科教习林纡，当指林纾（林琴南），最初任大学堂译书局笔述，后聘为经学教习，经文两科开办后又聘为文科教习，讲授文学翻译当系其专长；文科教习郭立山仍任其本行讲授国文课。这些都可在《职教员名单》附记里加注。
《职教员名单》中有总教习吴汝纶，其就职年月只注光绪二十八年，其他均无记录。《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五篇“职教员”中收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命吴汝纶为总教习的谕旨：“前直隶州冀州直隶州知州吴汝纶，著赏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为大学堂总教习事上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清实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上；《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305-306）又，此书第二篇“京师大学堂之创办”中编有北大档案材料：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批准吴汝纶等赴日考察咨文《外务部为派员出洋考察学务事咨复大学堂》。据以上两个文件的时间，可补注：“（吴汝纶）就职时间：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附记：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返乡后于次年春病逝，未回京到任。”
吴汝纶就任总教习后奉命赴日本考察，但归国后竟未交差复命，直接返乡了，一些传记材料说他无意于总教习一职，一心致力于家乡教育，这个说法似不合道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大学成立记》中记有一条资料线索：“派汝纶赴日本调查学务，以荣勋、绍英副之。后驻日公使蔡钧谗构汝纶于枢府，汝纶归国，旋病卒。副总教习张鹤龄继主教务……”（《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44）看来其中必有缘故，此事与驻日公使构陷有关。
从《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辑录的资料中还可查到若干不见于职教员名录里的人及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伟大的说服》
（美）安格尔·伯金著
傅瑞蓉译
华夏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68.00元
《伟大的说服》是一部极其出色的思想史著作。它以思想交流的网络与交流的过程为焦点，通过揭示20世纪30-70年代两次经济大萧条以来凯恩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们的思想碰撞和演变轨迹，尤其通过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构建大西洋两岸的传播思想的网络，在政治上对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主导的经济政策革新产生重大影响，使英美两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情况，反思今天金融危机的现实，并为走出今天的金融危机提供必要的知识路径指引。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二篇“京师大学堂之创办”中编有一份“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列在最前面的是先后三任管学大臣，兹录如下：
这个名单显然是不完备也不够准确的，仅仅管学大臣就遗漏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即会同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荣庆。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内存有一份1918年辑录的京师大学堂时期《职教员名单》，其中管学大臣也只有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三位，居然也遗漏了荣庆。1918年张勋复辟丑剧刚刚闹过不久，将荣庆的名字从《职教员名单》中删去可能含有排斥满蒙族官员的因素。这份《职教员名单》现收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五篇“职教员”中，北大整理校史资料编订“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时大概参照了这个旧名单。
此外，管学大臣之下还有大学堂总办、副总办，这是设立总监督之前的仅次于管学大臣的校级领导，应该也是大学堂历任负责人之一，但此份历任负责人名单里均付阙如。大学堂各分科大学监督也不全，尚缺译学馆、进士馆以及优级师范科监督。
除了名单不全，管学大臣孙家鼐和张百熙的任职期记录也不完整。孙家鼐的任职期仅一年时间，后来他复出又做了两年学务大臣，这一任职期没有计入在内。
张百熙从管学大臣到学务大臣的任职期虽是连贯的，也依然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庚子国难之后重建大学堂时期，也即“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里所注1902年1月至1904年1月这两年任职时期。这一任职期的后半阶段，光绪二十九年初（1903年2月）朝廷为张百熙增派了一个搭档：“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六·荣庆》，中华书局1977年版）“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张百熙》）
张百熙任职的第二阶段即做学务大臣时期，在“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表以及1918年辑录的《职教员名单》里均付缺。实际上这一个时期有三位学务大臣，朝廷增派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约一年之后，又任命了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值张之洞入觐，命改定学章，及还镇，复命家鼐为管学大臣。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张百熙》）但是这“三管学”（三学务大臣）的任职期均未记录在“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表和《职教员名单》里，可见这是在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同时大学堂设立了总监督之后，就认为学务大臣不再兼管大学堂事务，自然也就不再视其为大学堂负责人了。
这样理解是不符合史实的，而这对于荣庆则尤为不公正。事实是荣庆任学务大臣之前，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2月）他就以刑部尚书之职兼任会同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了。我们不妨看一个具体事实，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1903年4月27日），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为大学堂译学馆招生事联名告示，兹节录一段如下：
照得京师大学堂于上年九、十月，经本大臣两次考取，速成科均已入堂肄业在案。
现在开办译学馆，招选学生额定一百二十名，分习英、俄、德、法、日五国文字，兼习普通科学，五年毕业，优给各项出身升阶，具照《大学堂奏定章程》办理，……今定于七月初一日考试头场，初二日考试二场。届期各于本日辰正初刻，本大臣亲临大学堂点名考试。每场俱尽一日之长，汇卷呈阅，仰候评定甲乙录取列榜，选归译学馆肄业。（《学务大臣荣为招生事告示》，《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7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这是二大臣共同主持教务工作的一个实例。再看一个实例。北大京师大学堂时期档案中存有一篇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1903年7月6日）上海译书分局总办、内阁中书沈兆祉为赴日本考察学堂事申呈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的报告。此报告除详细呈明在日本考察学堂情况外，连差旅费报销等琐细之事也须向张、荣二大臣禀报：“再，中书此次赴东川资，遵札支销经费银壹千两，系在沪局译书项下借拨，应请饬知支应处并官书局。前购机器借拨一项，一并补发，以请款项。合并陈明所有呈报回沪日期并请补发译款缘由。”（《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37》；《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33）报告中说的“应请饬知支应处”，就是请管学大臣将报销事通知大学堂财务处。像这样极其琐细的事务，都需两位管学大臣亲自操持，而此时管学大臣尚未改为学务大臣，大学堂总监督也尚未设立，首任总监督张亨嘉是这年年底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即公历1904年2月才被任命的。这就是说，即使只算二十九年这一年的工作，荣庆也理所当然地是大学堂历任负责人之一。特别是在这一年，他协同张之洞、张百熙共同制定了大学堂最后修订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这些工作都是不能埋没的。
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后工作重点有所调整，由原来的大学堂转到统辖全国学务。实际上这只是在大学堂里增设了一个上级机构：总理学务处。这可说是学部的雏形，但还远不够部院衙门的规格，况且学务大臣仍还是兼差，尚不具备脱离大学堂这个教育机构实体的条件，学务大臣也不可能立即完全摆脱大学堂的具体事务。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就是总理学务处与大学堂财政没有分离。大学堂自开办以来，清政府（户部）指定每年由华俄道胜银行直接拨交存款息银若干万两充作大学堂常年经费；成立总理学务处之后，学务大臣孙家鼐立即致函通知华俄道胜银行改写存款名目，即将大学堂的账户名改为总理学务处，知照函云：
案照京师大学堂奉旨派总监督管理，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总理全国学务。所有从前大学堂与华俄道胜银行来往款项，无论长存浮存各项票折，此后均须一律改写总理学务处名目，以清界限。为此札饬。札到，该银行即与学务处支应提调绍英、襄办杨宗稷，将款项名目改写清楚，是为至要。切切。此札。右札华俄道胜银行。准此。（《学务大臣知照华俄道胜银行改写存款名目（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二日）》，《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41》；《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521-522） 这里应注意的是，派去银行具体办理改写账户名目的所谓学务处支应提调绍英及支应襄办杨宗稷，其实就是现任大学堂支应提调和支应襄办，这说明财务完全是原班人马，并且仍然由学务大臣掌管并未移交总监督。掌握着大学堂的财政命脉而不办理大学堂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也不符合吏制规章。事实上学务大臣管理得非常细，总监督经常为财务支出事向学务大臣请示，学务大臣也须及时审核批复，现在北大档案材料中仍保留了如《请示预科学生学堂用品如何支给文》《批准预科学生比照师范生发给学堂用品文》等这类文件。
改名学务大臣后，大学堂日常工作仍然运转如常。张亨嘉在《奏开办预备科并添招师范生折》里说：“随咨商学务大臣添建宅舍，一面分咨各直省督抚学政，考选年龄合格品行端正之学生咨送来京，并由臣出示另场招考……”（《京师大学堂监督张 奏开办预备科并添招师范生折（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47-148）奏折里所说“分咨各直省督抚学政”，按规定这可不是总监督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了，必须由统辖全国学政的管学大臣或学务大臣签署下文；而大学堂招生又完全属于学堂事务，如果此时学务大臣果真已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再具体插手大学堂事务了，那么学校招生工作就势必搁浅，因为总监督无权指令全国各地督抚学政选拔优秀学生赴京赶考。此奏折中还说：“讲习寝室皆为大同出入，起居严定限制，由臣督率在事各员随时厘定规则并咨请学务大臣主持一切。”这样看来，总监督不仅要随时“咨商学务大臣添建校舍”，连平时讲习寝室出入、起居作息规则等极其琐细之事学务大臣都需到堂过问。
如果任命大学堂总监督之后，学务大臣就不算做大学堂负责人了，那么《清史稿》里所谓“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张百熙》），这个情况就不能解释了，既然已经不算大学堂负责人了，何以还谈得上其权力愈益被分掉呢？另一方面，如果学务大臣专管全国教育，不再管大学堂事务了，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就更不可能越级到中央部院衙门去分享学务大臣的职权了。
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一时期大学堂负责人除“三管学”外，又增加了一个更抓具体事务的大学堂总监督，就像由原来的三套马车变成了四驾马车，从积极的方面看应该说这更增强了大学堂的动力。
这一过渡期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下旬（1904年1月）到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计两年时间，这一段时期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人仍然是学务大臣，尤其是译学馆、上海译书分局这类相对独立的单位一直由管学大臣、学务大臣直接领导。清政府成立学部之际，孙家鼐、张百熙双双卸任调离，荣庆则由户部尚书改任学部尚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教育部长，大学堂总监督也才真正成为了执掌全学堂的一校之长。
因此在建立学部之前，孙家鼐、张百熙做学务大臣时的任职期不应遗漏，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表里应补上荣庆的名字，其任职期是：1903年2月-1905年12月。职名是：户部尚书（本职）；会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学务大臣（兼差）。
关于管学大臣许景澄的任命
“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里许景澄的职名是“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其依据当是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上谕：“吏部尚书兼管大学堂事务孙家鼐因病予假，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徐用仪署吏部尚书，吏部右侍郎许景澄暂管理大学堂事务。”（《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着许景澄暂理大学堂事务谕》，《德宗实录》卷446；《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60）
但是不应忽略对于许景澄等的任命还有第二道谕旨：“孙家鼐奏假满，病仍未痊，恳请续假，并请派员续缺一折。孙家鼐着再尝（赏）假一个月。吏部尚书，着徐用仪署理。所管大学堂事务，着许景澄管理。钦此。”此谕刊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京报》，谕旨中说：孙家鼐奏假满，恳请续假，著再赏假一个月。由此可知孙氏之前已经请假一月，上一道谕旨应是一个月前五月份发下无疑。
徐用仪、许景澄奉到第二道谕旨次日：“六月十一日。徐用仪谢署吏部尚书恩。许景澄谢管理大学堂事务恩。”（《京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60）这第二道旨令仍著徐用仪“署理”，而许景澄则已改为“管理”而不是“暂管理”了；他们两人的谢恩折措辞也不同，徐用仪是“谢署吏部尚书恩”，而许景澄是“谢管理大学堂事务恩”，如果谕旨上授予他的也是“署理”或“暂管理”，许景澄谢恩折上是绝不敢公然删改圣旨一字的。
《清史稿》载：光绪二十五年六月（1899年7月）许景澄“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三 许景澄》），史书上并不说“暂管理”或“署理”，当是以后一道谕旨为准，据实记录。这第二道谕旨说明，当时孙家鼐仍暂时保留了他的吏部尚书本职官衔，所以仍予以再赏假一月；其管学大臣兼差实际上已经被免除了。到这年年底其吏部尚书官职也已被免去。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二篇“京师大学堂之创办”中将以上两道谕旨合用一个标题作《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着许景澄暂理大学堂事务谕》，这等于将两个文件视为一个文件，这样时间上弄混还在其次（第一道应是五月发下，第二道才是六月初十日所传），最重要的是在北大校史上就将许景澄定位在“暂管理大学堂事务”的位置上了。当然这对于许景澄本人倒无关紧要，因为他任这个差使实感委屈，他受命时大学堂已经陷于无法维系的状况，最后只得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在他处理善后所上奏折中都自称为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这显然是以第一道任命谕旨为准了。钱实甫编撰的《清代职官年表·学务大臣年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栏里，仅记有管学大臣官职，人名则空缺。这样处理显然是一个缺陷，这大概就是因为对于许景澄的任职不能断定，只好暂作阙疑。
确实这是一个混乱时期，对于京师大学堂未来走向朝廷已毫无主张，庚子国难中哪还顾得上教育部门的人事任命；因此第二道谕旨即是最后的确认，应以《清史稿》所记“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为准。 拾遗补正
《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名册·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中有一份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正月（1903年12月—1906年1月）期间的《教习执事题名录》，所收录的起止时间正是学务大臣和大学堂总监督一同管理大学堂时期，也即所谓“三管学”时期。此题名录因系据原始档案记录，三位学务大臣均编录在册，与总监督并列于题名录之首——
学务大臣
孙家鼐 文渊阁大学士
张百熙 户部尚书
荣 庆 学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总监督
张亨嘉 兵部右侍郎
（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329）
这个据原始档案辑录的题名录也可证明学务大臣、总监督是大学堂四位最高领导人，总监督可视为大学堂常务负责人。题名录所注职名这里需作一点说明。荣庆任学务大臣时其本职官衔应为户部尚书，不能称学部尚书，到他调任新设立的学部尚书后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教育部部长，不再兼管京师大学堂事务了，也不可能再有三管学并列在一起的局面了。张百熙一直任吏部尚书，改任户部尚书实际上就是对即将卸去大学堂职务的一个安排；张亨嘉原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调任兵部右侍郎后就立即辞去了大学堂总监督职务。他们的官职似以当时常任职务标志为好（职务调动频繁时最好作一简注说明）。
“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中最后一位总监督为刘经绎，其任职期作：1911年12月24日；职名：暂行代理。但此时总监督劳乃宣尚在任上，其任职期截止到1912年，刘经绎怎么可能在劳氏未停职时即暂行代理总监督职务呢？
实际情况应是这样的：宣统三年底劳氏见大势已去即以病向朝廷请辞，得到的批复是：“著赏假一个月，毋庸开缺。”并没有任命暂行代理人（学堂内部采取临时调整措施是可能的）。十二月初六日（1912年1月24日），这时已经进入民国元年了，劳氏见朝廷未予准奏，慌忙给学部再次递交辞呈，并索性自己找了一个替身，这就是大学堂庶务提调刘经绎。劳氏辞呈中称：“查本学堂总庶务提调刘员外经绎熟悉情形，办事谙练，堪以委托暂行代办，俾可专意医调，以期早日就痊，销假视事。”（《劳乃宣因病请以刘经绎代理学堂事务事咨呈学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66）劳乃宣请辞未见获准，刘经绎代理其职是否有正式任命，即使得到任命，民国元年后清廷的号令是否尚属有效，这些都是疑问。果然劳氏递交辞呈后一个月，1912年2月2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转引自《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月8日严复到堂接受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校长印）履行职务。因此“京师大学堂历任负责人”名单表最后一任负责人，劳乃宣之后不应是刘经绎（除非提出新证据），而应该是严复，其职名为“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他的任职期应到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时为止，即：1912年2月—1912年5月。
1918年辑录的京师大学堂时期《职教员名单》中需要补注之处也有不少，这里仅利用《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里提供的原始材料举几例。此书第五篇“职教员”中编入了1910年《教育杂志》第四期上刊载的一则京师大学堂新开办经、文两科大学的消息（职教员名单）——
分科大学经文两科职教员名单
（宣统二年）
分科大学经、文两科现已开办，其职员亦已派定，兹将其清单录下：经科监督柯绍忞，经、文两科教务提调章梫，《毛诗》教习江瀚，《周礼》教习胡玉搢，《左传》教习戴德诚，《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文科监督孙雄，文科教习林纡、郭立山，史科教习专讲《记事本末》陈衍，专讲《通鉴辑览》饶叔先，《说文》教习王仁俊（兼充科学教习），音韵教习蒋黼。再经、文、法、商、理、工、农等科，均讲《四书》及《大学衍义》，教习为夏震武。医科监督，本请粤人屈永秋，刻未至部，故尚无开办之期。
这则消息上的名单正可为《职教员名单》里做一点补充，如在教员名单中列有分科教习王仁俊、戴德诚……等九人，其职名均笼统写作“分科教员”，王仁俊一栏附记里注云：“以下八员俱分科无考”。其实并非全部无考，这里正可据上面经、文两科名单补注：“王仁俊，经科教习，教授《尔雅》《说文》；戴德诚，经科教习，教授《春秋左传》。”
这则经文两科开办消息还标明了各科教习所开课目，如经科教习江瀚讲授《毛诗》；经科教习胡玉搢讲授《周礼》；史科教习陈衍讲授《通鉴纪事本末》等；史科教习饶叔先讲授《通鉴辑览》；经科教习夏震武，讲授《四书》《大学衍义》。文科教习林纡，当指林纾（林琴南），最初任大学堂译书局笔述，后聘为经学教习，经文两科开办后又聘为文科教习，讲授文学翻译当系其专长；文科教习郭立山仍任其本行讲授国文课。这些都可在《职教员名单》附记里加注。
《职教员名单》中有总教习吴汝纶，其就职年月只注光绪二十八年，其他均无记录。《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五篇“职教员”中收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命吴汝纶为总教习的谕旨：“前直隶州冀州直隶州知州吴汝纶，著赏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为大学堂总教习事上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清实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上；《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305-306）又，此书第二篇“京师大学堂之创办”中编有北大档案材料：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批准吴汝纶等赴日考察咨文《外务部为派员出洋考察学务事咨复大学堂》。据以上两个文件的时间，可补注：“（吴汝纶）就职时间：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附记：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返乡后于次年春病逝，未回京到任。”
吴汝纶就任总教习后奉命赴日本考察，但归国后竟未交差复命，直接返乡了，一些传记材料说他无意于总教习一职，一心致力于家乡教育，这个说法似不合道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大学成立记》中记有一条资料线索：“派汝纶赴日本调查学务，以荣勋、绍英副之。后驻日公使蔡钧谗构汝纶于枢府，汝纶归国，旋病卒。副总教习张鹤龄继主教务……”（《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P144）看来其中必有缘故，此事与驻日公使构陷有关。
从《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辑录的资料中还可查到若干不见于职教员名录里的人及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伟大的说服》
（美）安格尔·伯金著
傅瑞蓉译
华夏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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