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现象，无论是政府扶持、产业跨界，还是互联网的强势影响，都为各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建设提供了灵感。45个试点城市，也因地制宜，在引导文化消费上各自开拓出一片天地。

政府拿出“真金白銀”

　　“中央引导、地方为主、社会参与、互利共赢”，是试点城市确立的原则。政府的关注与扶持，自然是发展文化消费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相关城市大都出台了促进文化消费的相关计划与实施方案。拿出“真金白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是诸多城市推进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共同举措。
　　一方面，在文化消费市场的供给端，一些试点城市通过安排专项资金扶持文化企业、文化项目，以达到培育文化精品、激活文化消费市场的目的。
　　例如，宁波市每年安排市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亿元用于扶持文化企业发展、安排1500万元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专项资金用于补助文化消费重点项目。除此之外，宁波市还创建了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为文化企业和文化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则在全区范围内筛选出300多家文化企业组建了“滨海新区文化消费企业联盟”，联盟成员企业可优先获得资金、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扶持。
　　长春、南京、长沙等试点城市，也多有对文化企业进行资金扶持的举措。

　　另一方面，在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端，试点城市不断创新文化惠民的方式，对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文化和旅游消费予以适当补贴。

　　从各个试点城市文化消费的种种举措中提炼出可量化的评估机制，是当前阶段更应关注的问题。

　　发放惠民消费券、举办文化惠民活动、推出文化消费季，是试点城市创新文化消费模式最为常见的做法。上海、重庆、成都、长春、苏州、南京等城市，都拿出各具特色的“惠民大礼包”，让参与文化消费的公众得到补贴。
　　而以文化惠民为牵引，也能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文化市场的扩容发展。

“文化 ”跨界发展

　　在45个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中，文旅资源丰富的城市比比皆是，“文化 旅游”的模式也成为试点城市的一种发展策略。
　　例如，宁波市于2018年4月推出了慈溪“黛青·越窑青瓷”、鄞州“彩金·国家宝藏”、宁海“火红·十里红妆”、余姚“赤色·余姚红色”四条非遗主题特色旅游路线。
　　而如何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资源外化为文化消费符号，不少城市也有自己的思路。
　　举办特色文化节，是试点城市推广文化品牌的一种普遍做法。新余“七夕节”、成都“金沙太阳节”、石家庄“吴桥杂技艺术节”等，都是依托各自的地域文化而设立的，旨在于传承文化的过程中激发文化消费潜力。
　　在城市中打造新的文旅综合体、改造提升步行街，也是拓展、改善消费空间的重要内容。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天津金街步行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等11条步行街，已被商务部列为步行街改造提升的试点。
　　在“文化 旅游”之外，更多的“文化 ”模式也被试点城市应用于不断扩大文化消费市场。
　　“文化艺术进店堂”是长春市发展文化产业新业态的一项举措：由长春演艺集团、吉林艺术学院、和平大戏院等文艺单位制作的文艺节目，以巡演的方式出现在人流密集的商贸街区中，让原本只能在“殿堂”里欣赏的演出，也能在“店堂”中上演，呈现出“文化 商贸”的发展模式。

　　为扩充文化消费的渠道，“文化 社区”的形式也在不少试点城市中出现。如石家庄开展了“扩大省会居民文化消费进社区活动”，成都则通过发展新零售、新业态，打造出新的社区文化消费场景，以便引导公众形成文化消费习惯。
　　随着“文化 ”的跨界发展，更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不断被打造出来，也使文化消费日益融入了城市发展骨脉。

线上线下的结合

　　搭建线上文化消费平台，是试点城市探索文化消费的另一重路径。
　　“文创成都”App是成都市的文化惠民消费线上支付平台，实名注册的成都市民在“文创成都”上消费，可以享受政府补贴，还能获取最新的文化消费信息。
　　“文化苏州云”“廊坊文化消费云平台”“杭州文化消费”等微信公众号，也为公众提供了城市文化消费的指南。
　　文化消费平台的建设，能够激发消费者的参与热情，并促进文化消费从虚拟走向实体、由线上向线下引流。而在线上文化消费平台之外，移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也给文化消费带来了新的体验。
　　在45个文化消费试点城市里，杭州的经济发展与互联网产业的关系较为密切，在探索“互联网 文化消费”模式时也得到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早在2013年，杭州市政府便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杭州利用阿里巴巴在智能技术、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经验，推出了“文化消费诚信柜”和“无人值守书店”两种文化消费新样态。
　　“文化消费诚信柜”是在杭州市的风景区、公共图书馆、地铁等城市窗口放置的备有特色文化产品的柜子。消费者可通过手机支付打开柜门、取走购买的文化产品。诚信柜上还设有液晶屏，用以介绍产品的特性、讲述产品背后的故事。
　　“无人值守书店”则是利用智能商品识别、人脸识别、自助扫描商品条形码、远程实时监控协助等技术，在文化空间中创造消费者更为自主、便捷的购买体验。
　　此外，杭州还在移动网络与数字内容出版生产的融合发展、互联网金融与文化消费的结合等方面有诸多举措。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杭州‘互联网 文化消费’的模式，充分利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虚拟技术等产业优势，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互联网、移动网络等技术性优势充分融合，通过提高文化产品的供应质量和内容品类，来达到有效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和文化消费升级的目的。”
　　在他看来，从各个试点城市文化消费的种种举措中提炼出可量化的评估机制，是当前阶段更应关注的问题。
　　“国家设立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初衷，就是想知道文化消费对拉动经济发展的贡献，将之精准统计和呈现出来，对未来文化消费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