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一般以道德捍卫者的形象示人。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当政府的收入与道德的维护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宁可将增收放到第一位而牺牲道德。
　　卖淫是最古老的职业，但是卖淫行为总是与道德不甚相容。但是为了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就率先设立官办妓院，“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国家设立妓院，让妇女操皮肉生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这显然是与社会道德风尚不相符的。
　　到了宋朝，政府“设法卖酒”，更是用情色为诱饵，刺激酒的消费以增加政府收入。
　　距宋朝一千年前汉朝的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的时候，没有忘记将酒类也一并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显然，酒和食盐、铁器一样，都是人们生活中普遍需要、不可或缺的东西。因为重要，因为普遍，所以，它们不但缺少弹性，而且税基巨大。只要由政府控制了这些东西的生产或经营，高价售卖，不愁卖不出好价钱。但桑弘羊的专卖政策引起人们的强烈批评，作为让步，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专卖，允许民间自行生产和销售，政府只收取一定的税收。
　　到了宋朝，自由酿酒的政策改变了。宋朝在对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继续实行专卖的同时，将酒类也纳入专卖（当时叫榷酤）体系。宋朝的榷酤法是：在各州的城内设置机关，专门从事酿酒业务，而在人口少，消费量少，利润稀薄、管理复杂的乡下，则允许百姓自行酿制，每年收取一定的酒税。除了垄断经营外，政府还创设新的方法，就是垄断酒曲的生产与销售，高价出售酒曲。在公元1077年以前，宋朝在全國的260多个城市的辖区内，设有榷酒务1800多个，这一年，宋朝政府的全部酒课高达1360万贯以上，比当年其他所有商税的税额还要多，而且这还不包括卖曲的收入。大宋王朝其实已经深深地陷入对酒的依赖之中，酒精中毒了。
　　既然卖酒收入如此可观，为了多卖酒，多创收，政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甚至也和管仲一样，打起了色情牌。政府动用妓女，以色相诱惑、刺激和拉动酒类消费。北宋置酒肆谯门，令妓女坐肆作乐。因为酒肆是公家经营，藉此多多招徕顾客，以期营业发达。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专门的名称，叫做“设法卖酒”。
　　到了南宋，“设法卖酒”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官库则东酒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不管什么花招，根本目的是促进酒类的消费，给国库增加收入。
　　王安石变法，实行青苗法，向农民提供贷款。但是，“设法卖酒”也把黑手伸进刚刚领到现款的农民口袋。
　　宋汪拯《燕翼谋贻录》记载说：“新法即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庭，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倡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指南宋）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这段质问义正词严，其实答案并不复杂：为了财政增收，即使诱民为恶，陷民于罪，政府也顾不得了！
　　宋朝是理学发端的时期，是官方意识形态极其强调道德操守的时期。可是，一面是政府和道学家在鼓吹仁义道德，一面，为了财政增收，政府不惜采用伤风败俗，甚至引诱人们走向堕落和犯罪的办法。这是多么的矛盾和虚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