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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即时通信工具是当代主要的人际交往工具，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家庭关系，然而现存研究极少对其进行实证探讨。本研究共发放218份大学生问卷，考察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效果，尤其是自我损耗程度的中介作用和交际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有显著的正向效果；（2）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有显著的正向效果；（3）自我损耗机制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交际网络越开放，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关键词：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家庭关系；自我损耗；闭合型；开放型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2.031
1引言
当今社会，即时通信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波及范围的快速膨胀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人际交往成为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最新、最時尚、最便捷、最多元化的方式，即时通信工具成为网民最常用的通信工具。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的重构，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必然相应地在结构、功能等方面发生变化。作为最早的社会关系之一，家庭关系其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关系的变迁。研究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为人们考察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独特的范例。
大多数学者集中于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的负面影响上，王嘉晰（2015）认为网络媒介技术的广泛使用扩大了社会支持系统，由此可能使得子女更倾向于获来自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减弱家庭关系的强度。在个体层面上，Kraut等（1998）发现互联网减少了个体与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使用互联网意味着更少的身体活动和更少的面对面交流，进而减少了个体与家庭成员间的交往。但是也有学者经调查发现即时通信工具在青少年与家庭、朋友、学校的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和父母都认为网络增强了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和学术成绩。
在深入分析即时通信工具使用和家庭关系的影响时，由于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机制，填补这一空缺是重中之重。实际上，即时通信工具需要使用者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不断思考权衡，极易影响情绪。自我损耗理论常被用来解释自我控制领域的相关问题，但是在复杂的智力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也常常得到应用。自我损耗后的人对自我的评价更为消极，对未来预期更为悲观，甚至于疲于应付交际活动。个体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后能否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控，不让消极情绪影响家庭关系，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此外，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推测交际网络类型在上述理论框架中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交际网络类型这一变量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开放型网络指的是拥有较多弱联结（与一般朋友的交际）的人，闭合性网络指的是拥有较多强联结（与密友和家人的交际）的人，相比之下，Granovetter认为前者比后者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这种关系。考虑到个体间交际网络的类型存在差异，在消耗精力上的不同势必会导致个体在自我损耗上的不同。因此，我们猜测交际网络类型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补充完善。
本研究引入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这一变量，致力于探究其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具体研究如下：（1）两者之间是否为正向关系；（2）探讨自我损耗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旨在揭示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家庭关系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会导致自我损耗，高自我损耗的个体是否难以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3）交际网络类型是否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自我损耗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也就是探讨交际网络类型是否发挥了定义本研究理论的边际条件的作用。
本研究的贡献如下：（1）即时通信工具作为当前的热点话题和研究趋势，本研究基于自我损耗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对其产生的影响和造成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详细阐述，拓展了即时通信工具研究领域的深度；（2）中介变量自我损耗的引入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和家庭关系之间搭建了理论的桥梁，交际网络类型发挥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自我损耗之间的情境作用，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角度。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家庭关系
即时通信工具是指可以提供即时文件、文字、图像、语言、视频等多种格式的媒体数据的工具。即时通信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波及范围的快速膨胀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人际交往成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最新、最时尚、最便捷、最多元化的方式，即时通信工具成为网民最常用的通信工具。在校大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即时通信工具有：腾讯QQ、微信、微博等。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是指使用者和即时通信工具之间存在的一种依恋的感情关系，具体表现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频率、感情关系，具体表现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频率、对其信任程度上。
国内外学者都意识到了即时通信工具使用对家庭关系的重要影响，但大多比较关注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Huang H等学者认为，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成瘾的青少年较于同龄人表现出胆怯、疏离家庭、同龄人和学校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更高。高水平即时通信工具成瘾的青少年和低水平的学业成绩显著相关。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即时通信工具在青少年与家庭、朋友、学校的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和父母都认为网络增强了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和学术成绩。美国一项针对青少年和父母的调查显示，每天都上网的父母和孩子在相处时会有更强的关系改善感，经常使用网络孩子和父母倾向于表达积极的想法。青少年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造成了其家庭关系的差异。然而将视野不局限于青少年，即时通信工具通过打破空间距离，克服了地域限制，极大地方便了亲子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那些远离父母忙于工作的人，相较之下，它在家庭关系上的负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研究者提出了假设一： 假设一：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有显著的正向效果。
2.2自我损耗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的行为有时和个体的心理自我损耗相关。Baumeister等人提出的自我损耗理论认为自我调控需要较大的能量来对抗本能、习惯等反应，该能量会因为连续使用而被暂时的消耗掉，个体先前的自我控制会造成个体随后的自我控制水平的下降。
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增高为个体出现自我损耗提供了条件。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跨越了地域的障碍，但同时也使得个人的交际圈子扩大，接受的信息容量远远超过真实世界。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高的个体往往需要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时处理来自家庭、公司、学校或者陌生人等不同人群的信息，需要较于以往成倍的自我能量来应对虚拟网络中复杂的关系。Fischer等学者认为自我损耗后的人倾向于浅层认知加工，自我损耗后的人倾向于认同与既有信念相一致的信息，忽略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因为调整自己的信念属于深层认知加工，而且不一致的信息会引起个体不愉悦感，这些都需要消耗更多的自我能量，从而深陷于自我损耗的状态中。即时通信工具使用的过程包括斟酌和考量言语，转换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等等，这些深层认知加工的过程造成了自我能量的耗竭。高度依赖即时通信工具的个体处理的信息相较于低度依恋的个体更复杂，深层认知加工更频繁，自我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
即时通信工具渗透了家庭、工作、学习，而“工作狂”在21世纪的企业越来越常见，并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较于家庭，现在人们往往倾注更多心血在工作上。想象一下，一位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如微信、QQ）和客户整天周旋的销售经理是无暇想起家中的父母和孩子的，即便想起，也疲于再用手机进行问候，哪怕手机近在咫尺。因为先前的交际活动消耗了自我能量，使得个体处于自我损耗状态，而这种能量短期内是无法恢复的。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对方自我控制能力和信任感直接相关，而是否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是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的体现。在之后的交际活动中，个体其维持家庭关系的欲望和动力将会下降此外，注意力能力理论也表明当有限的个人资源需要满足多种工作需求时，认知资源的有限性约束了个人有效地对注意力做出分配以及投入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个体感知到对方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时，对方可以感觉到态度的冷淡和疲惫，尤其是最了解自己的家人，这种感觉更易被感知，信任感极易得到降低。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给予别人的同时也希望获得相应的回报（互利互惠），人们从别人获益的同时也承受返还相应回报的压力。家人在长期的冷漠待遇下无法获得理想的回应和关心，长此以往，先前积累的信任感、原来的理解和支持仍会被瓦解。通过这样的心理过程，已经深陷自我损耗的个体在短期内无法恢复足够的自我能量来进行交际，而勉强应付的个体在加深自我损耗程度的同时还会与家人交恶，长期下来，家庭关系会越来越恶化。由此，我们提出假设二和假设三：
假设二：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有显著的正向效果。
假设三：自我损耗机制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2.3两类交际网络的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是一组行动者之间的特殊联系，社会网络中既可以是个人层面的，也可用于组织层面，甚至可以推广到民族和国家的集体性质的社会实体层面。
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有三种形式：强联结、弱联结和联结缺失。Granovetter认为强联结与弱联结的组合使社会成员团结在了一起。弱联结假说认为如果A同时与B和C有联系，则B和C之间很可能存在联系（其中，A-B和A-C为强联结，而B-C则为弱联结）。弱联结发挥着连接两个紧密联系的朋友圈子的关键桥梁的作用。Granovetter认为弱联结（相识）相较于强联结（密友和家人）在社会网络的内部更少见，而却只有弱联结才能连接两个由强联结形成的社会网络。拥有较多弱联结的个体相较于拥有较少弱联结的个体占据优势，因为前者与网络中的其他部分保持着联系。但同样的，拥有较多弱联结的人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这种关系。
在富有弱联结的开放式网络中的成员可以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多样性信息，但同时这些信息也是难以解读，因为开放式网络提供解读信息的背景信息很少，且不够准确。理解这些信息往往需要深层认知加工，并且这个过程伴有的体验很有可能是让人厌烦的，这些加速了个体自我能量的耗竭。和开放型网络相反的是，伴有較少弱联结和较多强联结的闭合型网络易于获得解读详细的深层次信息，因为闭合型网络中的个体联系紧密，来往频繁。理解这些信息往往是浅层认知加工，较于开放型网络需要更少的自我能量，个体更不容易进入自我损耗状态。
本研究根据社会网络结构中三个维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关系强度区为开放型和闭合型两类交际网络类型。网络规模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人数，自我中心网络的规模是排除“自我”之外的人数。网络密度，亦称网络封闭性，是指所有网络成员的实际联系数量与最大联系数量的比率。在关系强度的相关研究当中，测量指标多用“亲密度”和“交往的频率”。
在开放型的交际网络类型下，人们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工作、家庭等）网络庞大复杂，接受的信息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难理解性等特征，需要消耗大量的自我能量和认知资源，使得人们减少家庭的联系，从而导致家庭之间沟通的质量、数量下降。长此以往，会影响到和谐家庭关系的构建。然而，在闭合型的交际网络类型下，人们所处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小，交际关系简单，接受的信息具有单一性、易理解性的特点，自我调控过程中消耗的自我能量较少，不会或者较小程度地影响家庭之间的沟通质量和数量。
由此，本文提出了假设四：
假设四：交际网络类型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即交际网络类型为开放型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的正向效应越强，反之越弱。
综上，本文构建了一个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来解释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其家庭关系的内在机制和边界调节，模型如下： 3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和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选取了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武汉5所高校。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武汉上述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选择大学生作为本研究调查主体的原因如下：（1）大学生人际关系类型多样，按主体可以划分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关系等，便于研究在多种人际关系下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的影响；（2）大学生作为新兴事物的拥趸，据调查，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最大，高达25%，大学生作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最頻繁的群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问卷为线上发放，共发放问卷218份，有效问卷数为210份，有效率为96.33%。最终参与者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29.36%，女性占6697%；在年级方面，大一占36.24%，大二占2798%，大三占18.35%，大四占11.93%，研究生占229%。
3.2测量工具
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通过询问被试在常规的一天内花费在即时通信工具上的时间。我们根据使用时长在六小时以上、介于两小时到六小时、低于两小时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划分为重度依恋、中度依恋和低度依恋。
家庭关系：采用陈艳鹤所使用的中学生家庭亲子关系量表，虽然量表是针对中学生编制，但问题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学生，对大学生也适用。本量表共20个项目，如“父母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会安慰他们”（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1。
自我损耗程度：为了评估损耗任务是否有效，考察被试的主观看法，在完成损耗或非损耗任务后，我们改编了Lewandowski的自我损耗测验的问题，采用问卷形式让被试回忆并报告自己在和父母联系时“过程中的自我舒适度”、“需要多大程度的努力”（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本次测验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0。
交际网络类型：分三个维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关系强度测量。网络规模以在校大学生所列举的人数来确定。大多数学者都将“核心讨论网”的规模限定在5人，因为回忆的偏差会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但部分学者如边燕杰认为，中国人的网络规模大于限定的3-5人，为28.46人。所以本研究正式采用的调查问卷中将网络规模设定为10人。
网络密度是网络内的连接数占最大连接数的比例。网络规模为N时，网络中最大连接数为N（N-1）2（如图，网络中的最大连接数为15，网络密度为715=046·）。网络密度低于平均值为开放型网络，高于平均值的为闭合型网络。
关系强度从在校大学生与网络中其他人的亲密度、交往频率两方面来测量，克服利用单一维度来测量关系强度。量表共两个条目，分别为“您与他/她的亲密程度”，“您与他/她的交往频率”（1=亲密程度非常高，5=亲密程度非常低）。
控制变量：本研究选择3个组织行为学中常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它们的具体编码情况如下：在性别上，0为男性，1为女性；在年龄上从18岁到25岁不等；在年级上，由低到高依次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3.3统计方法和分析思路
本研究采用SPSS21.0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运用SPSS21.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自我损耗与家庭关系的关系，以及交际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
4数据分析结果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r=0.554，p<001）、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程度（r=044，p<001），自我损耗与家庭关系亦呈显著正相关（r=0.525，p<0.01）。上述结果初步支持了我们所提出的假设。
4.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前述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关于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假设1），以及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我们根据Baron等提出的检验中介变量的三个步骤来进行分析：首先，检验自变量（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结果变量（家庭关系）的关系；然后，自变量（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中介变量（自我损耗）的效应；最后，当控制了中介变量（自我损耗）对结果变量（家庭关系）的影响之后，检验自变量（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效应是否有显著变化。
可以看出，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显著正相关（M2，β=0.498，p<0.001）；自我损耗与家庭关系显著正相关（M3，β=0.28，p<0.01）。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自我损耗同时置入回归模型之后，结果显示，自我损耗对家庭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4，β=0.335，p<0.001），但是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M4，β=0.0.367，p<0001），说明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同时，由表3的结果可见，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员工的自我损耗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M5，β=0.391，p<0001）。因此，假设1-3均得到了数据支持。
关于交际网络类型对在校大学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取Baron等的程序：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依次置入自变量和交互项来预测结果变量。为了避免自变量与交互效应项相关过高而产生共线性，本研究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计算交互效应项。从表3可以看出，交际网络类型对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M7，β=0.257，p<0.001）。
按照Zhao等提出的中介分析程序，本研究参照 Preacher等和Hayes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模型进行 Bootstrap 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结果如表4 所示：当交际网络类型的水平不同时，间接效应显著。具体来看，在95%的置信区间下，当交际网络类型为开放型网络时（均值减去1个标准差）， 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通过自我损耗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置信区间为（-0.0039，0.2927），该区间包含0；对于处于闭合型网络的大学生，自我损耗程度并不发挥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847，0.5692），该区间包含0。此外，控制中介后，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是显著的（b=0.4643，CI=[0.3305，0.5981]）。 此外，研究者分别取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交际网络类型的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回归模型中，进行绘图。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当交际网络类型为开放型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家庭关系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强；当交际网络类型为闭合型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弱，因此假设4亦获得证实。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效果，尤其是自我损耗程度的中介作用与交际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概括而言，研究结果显示：（1）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有显著的正向效果；（2）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有显著的正向效果；（3）自我损耗机制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交际网络越开放越高，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但是增强到一定程度后会随着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增强出现减弱或保持不变。
5.1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1）大多数着眼于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对人际关系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并未针对家庭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针对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对当前即时通信工具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和拓展，该研究结果表明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重要意义，并应会启发未来更多的研究在考察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影响因素时，将自我损耗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加以深入探讨和分析。（2）本研究基于自我损耗理论，检验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发挥影响的大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证实了自我损耗机制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发现为解释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間关系的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5.2实践启示
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意识到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造成的深刻影响，也为今后研究即时通信工具对人际关系甚至工作绩效等方面的影响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现在，很多人醉心事业、忙于维持和外界的关系，却忽视了家庭。但在他们获取成功后，在家庭上的缺失使得他们或是忙于离婚，或是和家人疏于联络，或是穷于应付来自于家庭内部的烦恼。家庭关系是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我们作为子女、父母的角色是不可逆的。我们能放弃一项职业，却不能放弃这些角色，相反，我们要设法完成这些角色”。实践启示具体如下：（1）即时通信工具使人们方便的同时，其使用的频率、时间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使用过度势必会造成各方面人际关系难以兼顾，成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动力而不是阻力。（2）有研究者认为，自我损耗的出现其实是被试的主观认知，若被试认为心理能量的是无限的，或者被告知心理能量是无限的，就不会出现自我损耗的效应。该理论虽然存在缺陷，夸大了自我认知的效果，但也从一方面肯定了个体的态度可以减轻自我损耗的后效，个体可以通过有效的心理建设和心理暗示减轻自我损耗，从而以积极心态构建和谐家庭关系。此外，个体应保持工作、家庭、学习等的平衡，将花费在人际关系中不必要环节的精力放在家庭关系上。
5.3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1）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还需验证。尽管横断面设计并不会损害调节效应分析的结果，但今后的研究最好能采用纵向研究多时点地来收集数据，以便对本研究中所探讨的问题和假设进行更为严格的考察和验证。此外，本文仅针对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单一，未来可以考虑在企业、政府等多种机构中进行调查。（2）中介机制方面。本研究基于自我损耗理论探究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实际上，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还有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或机制来影响家庭关系。例如，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亦能够通过促进大学生和家庭的联系从而提高来自家庭的支持和认同，进而影响家庭关系。可见，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中介机制做更广泛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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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即时通信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波及范围的快速膨胀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人际交往成为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最新、最時尚、最便捷、最多元化的方式，即时通信工具成为网民最常用的通信工具。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的重构，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必然相应地在结构、功能等方面发生变化。作为最早的社会关系之一，家庭关系其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关系的变迁。研究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为人们考察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独特的范例。
大多数学者集中于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的负面影响上，王嘉晰（2015）认为网络媒介技术的广泛使用扩大了社会支持系统，由此可能使得子女更倾向于获来自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减弱家庭关系的强度。在个体层面上，Kraut等（1998）发现互联网减少了个体与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使用互联网意味着更少的身体活动和更少的面对面交流，进而减少了个体与家庭成员间的交往。但是也有学者经调查发现即时通信工具在青少年与家庭、朋友、学校的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和父母都认为网络增强了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和学术成绩。
在深入分析即时通信工具使用和家庭关系的影响时，由于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机制，填补这一空缺是重中之重。实际上，即时通信工具需要使用者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不断思考权衡，极易影响情绪。自我损耗理论常被用来解释自我控制领域的相关问题，但是在复杂的智力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也常常得到应用。自我损耗后的人对自我的评价更为消极，对未来预期更为悲观，甚至于疲于应付交际活动。个体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后能否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控，不让消极情绪影响家庭关系，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此外，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推测交际网络类型在上述理论框架中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交际网络类型这一变量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开放型网络指的是拥有较多弱联结（与一般朋友的交际）的人，闭合性网络指的是拥有较多强联结（与密友和家人的交际）的人，相比之下，Granovetter认为前者比后者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这种关系。考虑到个体间交际网络的类型存在差异，在消耗精力上的不同势必会导致个体在自我损耗上的不同。因此，我们猜测交际网络类型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补充完善。
本研究引入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这一变量，致力于探究其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具体研究如下：（1）两者之间是否为正向关系；（2）探讨自我损耗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旨在揭示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家庭关系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会导致自我损耗，高自我损耗的个体是否难以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3）交际网络类型是否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自我损耗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也就是探讨交际网络类型是否发挥了定义本研究理论的边际条件的作用。
本研究的贡献如下：（1）即时通信工具作为当前的热点话题和研究趋势，本研究基于自我损耗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对其产生的影响和造成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详细阐述，拓展了即时通信工具研究领域的深度；（2）中介变量自我损耗的引入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和家庭关系之间搭建了理论的桥梁，交际网络类型发挥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自我损耗之间的情境作用，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角度。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家庭关系
即时通信工具是指可以提供即时文件、文字、图像、语言、视频等多种格式的媒体数据的工具。即时通信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波及范围的快速膨胀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人际交往成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最新、最时尚、最便捷、最多元化的方式，即时通信工具成为网民最常用的通信工具。在校大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即时通信工具有：腾讯QQ、微信、微博等。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是指使用者和即时通信工具之间存在的一种依恋的感情关系，具体表现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频率、感情关系，具体表现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频率、对其信任程度上。
国内外学者都意识到了即时通信工具使用对家庭关系的重要影响，但大多比较关注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Huang H等学者认为，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成瘾的青少年较于同龄人表现出胆怯、疏离家庭、同龄人和学校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更高。高水平即时通信工具成瘾的青少年和低水平的学业成绩显著相关。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即时通信工具在青少年与家庭、朋友、学校的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和父母都认为网络增强了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和学术成绩。美国一项针对青少年和父母的调查显示，每天都上网的父母和孩子在相处时会有更强的关系改善感，经常使用网络孩子和父母倾向于表达积极的想法。青少年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造成了其家庭关系的差异。然而将视野不局限于青少年，即时通信工具通过打破空间距离，克服了地域限制，极大地方便了亲子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那些远离父母忙于工作的人，相较之下，它在家庭关系上的负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研究者提出了假设一： 假设一：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有显著的正向效果。
2.2自我损耗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的行为有时和个体的心理自我损耗相关。Baumeister等人提出的自我损耗理论认为自我调控需要较大的能量来对抗本能、习惯等反应，该能量会因为连续使用而被暂时的消耗掉，个体先前的自我控制会造成个体随后的自我控制水平的下降。
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增高为个体出现自我损耗提供了条件。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跨越了地域的障碍，但同时也使得个人的交际圈子扩大，接受的信息容量远远超过真实世界。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高的个体往往需要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时处理来自家庭、公司、学校或者陌生人等不同人群的信息，需要较于以往成倍的自我能量来应对虚拟网络中复杂的关系。Fischer等学者认为自我损耗后的人倾向于浅层认知加工，自我损耗后的人倾向于认同与既有信念相一致的信息，忽略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因为调整自己的信念属于深层认知加工，而且不一致的信息会引起个体不愉悦感，这些都需要消耗更多的自我能量，从而深陷于自我损耗的状态中。即时通信工具使用的过程包括斟酌和考量言语，转换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等等，这些深层认知加工的过程造成了自我能量的耗竭。高度依赖即时通信工具的个体处理的信息相较于低度依恋的个体更复杂，深层认知加工更频繁，自我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
即时通信工具渗透了家庭、工作、学习，而“工作狂”在21世纪的企业越来越常见，并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较于家庭，现在人们往往倾注更多心血在工作上。想象一下，一位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如微信、QQ）和客户整天周旋的销售经理是无暇想起家中的父母和孩子的，即便想起，也疲于再用手机进行问候，哪怕手机近在咫尺。因为先前的交际活动消耗了自我能量，使得个体处于自我损耗状态，而这种能量短期内是无法恢复的。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对方自我控制能力和信任感直接相关，而是否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是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的体现。在之后的交际活动中，个体其维持家庭关系的欲望和动力将会下降此外，注意力能力理论也表明当有限的个人资源需要满足多种工作需求时，认知资源的有限性约束了个人有效地对注意力做出分配以及投入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个体感知到对方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时，对方可以感觉到态度的冷淡和疲惫，尤其是最了解自己的家人，这种感觉更易被感知，信任感极易得到降低。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给予别人的同时也希望获得相应的回报（互利互惠），人们从别人获益的同时也承受返还相应回报的压力。家人在长期的冷漠待遇下无法获得理想的回应和关心，长此以往，先前积累的信任感、原来的理解和支持仍会被瓦解。通过这样的心理过程，已经深陷自我损耗的个体在短期内无法恢复足够的自我能量来进行交际，而勉强应付的个体在加深自我损耗程度的同时还会与家人交恶，长期下来，家庭关系会越来越恶化。由此，我们提出假设二和假设三：
假设二：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有显著的正向效果。
假设三：自我损耗机制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2.3两类交际网络的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是一组行动者之间的特殊联系，社会网络中既可以是个人层面的，也可用于组织层面，甚至可以推广到民族和国家的集体性质的社会实体层面。
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有三种形式：强联结、弱联结和联结缺失。Granovetter认为强联结与弱联结的组合使社会成员团结在了一起。弱联结假说认为如果A同时与B和C有联系，则B和C之间很可能存在联系（其中，A-B和A-C为强联结，而B-C则为弱联结）。弱联结发挥着连接两个紧密联系的朋友圈子的关键桥梁的作用。Granovetter认为弱联结（相识）相较于强联结（密友和家人）在社会网络的内部更少见，而却只有弱联结才能连接两个由强联结形成的社会网络。拥有较多弱联结的个体相较于拥有较少弱联结的个体占据优势，因为前者与网络中的其他部分保持着联系。但同样的，拥有较多弱联结的人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这种关系。
在富有弱联结的开放式网络中的成员可以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多样性信息，但同时这些信息也是难以解读，因为开放式网络提供解读信息的背景信息很少，且不够准确。理解这些信息往往需要深层认知加工，并且这个过程伴有的体验很有可能是让人厌烦的，这些加速了个体自我能量的耗竭。和开放型网络相反的是，伴有較少弱联结和较多强联结的闭合型网络易于获得解读详细的深层次信息，因为闭合型网络中的个体联系紧密，来往频繁。理解这些信息往往是浅层认知加工，较于开放型网络需要更少的自我能量，个体更不容易进入自我损耗状态。
本研究根据社会网络结构中三个维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关系强度区为开放型和闭合型两类交际网络类型。网络规模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人数，自我中心网络的规模是排除“自我”之外的人数。网络密度，亦称网络封闭性，是指所有网络成员的实际联系数量与最大联系数量的比率。在关系强度的相关研究当中，测量指标多用“亲密度”和“交往的频率”。
在开放型的交际网络类型下，人们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工作、家庭等）网络庞大复杂，接受的信息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难理解性等特征，需要消耗大量的自我能量和认知资源，使得人们减少家庭的联系，从而导致家庭之间沟通的质量、数量下降。长此以往，会影响到和谐家庭关系的构建。然而，在闭合型的交际网络类型下，人们所处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小，交际关系简单，接受的信息具有单一性、易理解性的特点，自我调控过程中消耗的自我能量较少，不会或者较小程度地影响家庭之间的沟通质量和数量。
由此，本文提出了假设四：
假设四：交际网络类型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即交际网络类型为开放型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的正向效应越强，反之越弱。
综上，本文构建了一个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来解释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其家庭关系的内在机制和边界调节，模型如下： 3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和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选取了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武汉5所高校。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武汉上述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选择大学生作为本研究调查主体的原因如下：（1）大学生人际关系类型多样，按主体可以划分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关系等，便于研究在多种人际关系下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的影响；（2）大学生作为新兴事物的拥趸，据调查，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最大，高达25%，大学生作为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最頻繁的群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问卷为线上发放，共发放问卷218份，有效问卷数为210份，有效率为96.33%。最终参与者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29.36%，女性占6697%；在年级方面，大一占36.24%，大二占2798%，大三占18.35%，大四占11.93%，研究生占229%。
3.2测量工具
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通过询问被试在常规的一天内花费在即时通信工具上的时间。我们根据使用时长在六小时以上、介于两小时到六小时、低于两小时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划分为重度依恋、中度依恋和低度依恋。
家庭关系：采用陈艳鹤所使用的中学生家庭亲子关系量表，虽然量表是针对中学生编制，但问题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学生，对大学生也适用。本量表共20个项目，如“父母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会安慰他们”（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1。
自我损耗程度：为了评估损耗任务是否有效，考察被试的主观看法，在完成损耗或非损耗任务后，我们改编了Lewandowski的自我损耗测验的问题，采用问卷形式让被试回忆并报告自己在和父母联系时“过程中的自我舒适度”、“需要多大程度的努力”（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本次测验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0。
交际网络类型：分三个维度—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关系强度测量。网络规模以在校大学生所列举的人数来确定。大多数学者都将“核心讨论网”的规模限定在5人，因为回忆的偏差会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但部分学者如边燕杰认为，中国人的网络规模大于限定的3-5人，为28.46人。所以本研究正式采用的调查问卷中将网络规模设定为10人。
网络密度是网络内的连接数占最大连接数的比例。网络规模为N时，网络中最大连接数为N（N-1）2（如图，网络中的最大连接数为15，网络密度为715=046·）。网络密度低于平均值为开放型网络，高于平均值的为闭合型网络。
关系强度从在校大学生与网络中其他人的亲密度、交往频率两方面来测量，克服利用单一维度来测量关系强度。量表共两个条目，分别为“您与他/她的亲密程度”，“您与他/她的交往频率”（1=亲密程度非常高，5=亲密程度非常低）。
控制变量：本研究选择3个组织行为学中常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它们的具体编码情况如下：在性别上，0为男性，1为女性；在年龄上从18岁到25岁不等；在年级上，由低到高依次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3.3统计方法和分析思路
本研究采用SPSS21.0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运用SPSS21.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自我损耗与家庭关系的关系，以及交际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
4数据分析结果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r=0.554，p<001）、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程度（r=044，p<001），自我损耗与家庭关系亦呈显著正相关（r=0.525，p<0.01）。上述结果初步支持了我们所提出的假设。
4.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前述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关于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假设1），以及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我们根据Baron等提出的检验中介变量的三个步骤来进行分析：首先，检验自变量（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结果变量（家庭关系）的关系；然后，自变量（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中介变量（自我损耗）的效应；最后，当控制了中介变量（自我损耗）对结果变量（家庭关系）的影响之后，检验自变量（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效应是否有显著变化。
可以看出，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显著正相关（M2，β=0.498，p<0.001）；自我损耗与家庭关系显著正相关（M3，β=0.28，p<0.01）。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自我损耗同时置入回归模型之后，结果显示，自我损耗对家庭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4，β=0.335，p<0.001），但是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M4，β=0.0.367，p<0001），说明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同时，由表3的结果可见，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员工的自我损耗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M5，β=0.391，p<0001）。因此，假设1-3均得到了数据支持。
关于交际网络类型对在校大学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取Baron等的程序：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依次置入自变量和交互项来预测结果变量。为了避免自变量与交互效应项相关过高而产生共线性，本研究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计算交互效应项。从表3可以看出，交际网络类型对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M7，β=0.257，p<0.001）。
按照Zhao等提出的中介分析程序，本研究参照 Preacher等和Hayes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模型进行 Bootstrap 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结果如表4 所示：当交际网络类型的水平不同时，间接效应显著。具体来看，在95%的置信区间下，当交际网络类型为开放型网络时（均值减去1个标准差）， 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通过自我损耗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置信区间为（-0.0039，0.2927），该区间包含0；对于处于闭合型网络的大学生，自我损耗程度并不发挥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847，0.5692），该区间包含0。此外，控制中介后，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是显著的（b=0.4643，CI=[0.3305，0.5981]）。 此外，研究者分别取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交际网络类型的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回归模型中，进行绘图。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当交际网络类型为开放型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和家庭关系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强；当交际网络类型为闭合型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自我损耗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弱，因此假设4亦获得证实。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效果，尤其是自我损耗程度的中介作用与交际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概括而言，研究结果显示：（1）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有显著的正向效果；（2）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自我损耗有显著的正向效果；（3）自我损耗机制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交际网络越开放越高，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但是增强到一定程度后会随着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的增强出现减弱或保持不变。
5.1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1）大多数着眼于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对人际关系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并未针对家庭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针对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对当前即时通信工具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和拓展，该研究结果表明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重要意义，并应会启发未来更多的研究在考察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影响因素时，将自我损耗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加以深入探讨和分析。（2）本研究基于自我损耗理论，检验了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发挥影响的大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证实了自我损耗机制在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发现为解释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与家庭关系之間关系的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5.2实践启示
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意识到即时通信工具对家庭关系造成的深刻影响，也为今后研究即时通信工具对人际关系甚至工作绩效等方面的影响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现在，很多人醉心事业、忙于维持和外界的关系，却忽视了家庭。但在他们获取成功后，在家庭上的缺失使得他们或是忙于离婚，或是和家人疏于联络，或是穷于应付来自于家庭内部的烦恼。家庭关系是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我们作为子女、父母的角色是不可逆的。我们能放弃一项职业，却不能放弃这些角色，相反，我们要设法完成这些角色”。实践启示具体如下：（1）即时通信工具使人们方便的同时，其使用的频率、时间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使用过度势必会造成各方面人际关系难以兼顾，成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动力而不是阻力。（2）有研究者认为，自我损耗的出现其实是被试的主观认知，若被试认为心理能量的是无限的，或者被告知心理能量是无限的，就不会出现自我损耗的效应。该理论虽然存在缺陷，夸大了自我认知的效果，但也从一方面肯定了个体的态度可以减轻自我损耗的后效，个体可以通过有效的心理建设和心理暗示减轻自我损耗，从而以积极心态构建和谐家庭关系。此外，个体应保持工作、家庭、学习等的平衡，将花费在人际关系中不必要环节的精力放在家庭关系上。
5.3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1）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还需验证。尽管横断面设计并不会损害调节效应分析的结果，但今后的研究最好能采用纵向研究多时点地来收集数据，以便对本研究中所探讨的问题和假设进行更为严格的考察和验证。此外，本文仅针对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单一，未来可以考虑在企业、政府等多种机构中进行调查。（2）中介机制方面。本研究基于自我损耗理论探究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实际上，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还有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或机制来影响家庭关系。例如，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亦能够通过促进大学生和家庭的联系从而提高来自家庭的支持和认同，进而影响家庭关系。可见，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即时通信工具依恋程度对家庭关系的中介机制做更广泛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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