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那天上午，尽管正下着雨，但是天安门外，聚集的示威游行学生却越来越多，他们各自手持白旗，集合后向西走去。这时，不断有巡警沿途劝解，令其解散，但游行队伍坚持要到徐世昌总统府请愿。一直以来，武人的骄横跋扈，都是这位大总统挥之不去的困扰，而至此，令徐世昌更为不利的是，知识界对这位文人总统的日益不满也爆发了。在雨中，请愿学生依然没能见到总统出来，只是稳坐于中南海内的徐世昌，内心是否也依然平静呢？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冯国璋迁出公府，徐世昌就职。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当徐世昌想借重黄郛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当时，青年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停战休兵。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遂为中外瞩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南北议和未果。
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的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85万以上，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138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告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亦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连日到部请愿，“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偿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不忍，“此辈纯洁之青年”“为维持教育而遭此辱”，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挤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
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簃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做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之无政府及共产主义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堤防尽溃，而醉心者诧为新奇，几于中风狂走，若干名流伟人，不稔其是否适合国情，且从而播扬之，甘效前驱……”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另外，“五四”以来，学生对于政治运动渐感兴趣，其固有之温和敦厚、彬彬有礼，一变而为激进狂热。教育界的这些表现，使政府统治颇感棘手，渐成对立。在这种语境下，6月3日，新华门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血肉横飞”的一幕。
声誉扫地
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联合声明的材料中，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么蛮忍的行为，竟然发生在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府前。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惟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冯国璋迁出公府，徐世昌就职。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当徐世昌想借重黄郛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当时，青年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停战休兵。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遂为中外瞩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南北议和未果。
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的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85万以上，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138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告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亦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连日到部请愿，“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偿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不忍，“此辈纯洁之青年”“为维持教育而遭此辱”，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挤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
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簃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做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之无政府及共产主义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堤防尽溃，而醉心者诧为新奇，几于中风狂走，若干名流伟人，不稔其是否适合国情，且从而播扬之，甘效前驱……”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另外，“五四”以来，学生对于政治运动渐感兴趣，其固有之温和敦厚、彬彬有礼，一变而为激进狂热。教育界的这些表现，使政府统治颇感棘手，渐成对立。在这种语境下，6月3日，新华门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血肉横飞”的一幕。
声誉扫地
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联合声明的材料中，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么蛮忍的行为，竟然发生在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府前。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惟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