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中，过年曾是很隆重的事。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春节前的一个多月，就开始一天一天地数，计算离过年还有几天。那种心情，用迫不及待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也是充满各种实惠的。年是逐步走来的。随着小雪、大雪节令的到来，我那地处黄土高原的家乡就可以杀羊、杀猪了。选这两个节令，是由于那时的农村，冰箱还是人们连梦中都没见过的东西，宰杀猪羊后要靠严寒的气温来冷冻的。从杀羊、杀猪后，有了肉吃，就开始有了年味了。到了腊月，就开始磨豆腐，一般家庭做上大约五六十斤的一锅豆腐，用凉水泡在水缸里，要吃半个腊月，整整一个正月。临近过年时，还要蒸馍馍、加工一些油炸的食品，从过年到正月里基本上就是通过加热来消灭这些食物的。对于当地的农民，对于小孩子们，这段时间的生活是最奢侈的了。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多少年之后回想起来，那种虽然原始、简单但却真实的幸福感却会强烈地涌上心头。从除夕晚上起到大年初一一整天，成群结队满街乱串挨家挨户拜年的孩子们，震天动地的鞭炮声，家家户户燃起的旺火，构成了生活中最精彩的时刻。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过年的感觉也在变化。特别是在经历“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浪潮席卷之后，年味也淡了许多。 到后来，是鞭炮在一些城市的退出。过年对人们感官上的影响大为减少。随着食品紧缺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大陆大部分人口中的结束，以集中时间大吃大喝为主要特征的年味也在消失。按照困难时期过年的饮食标准，现在人们可以说是每天都享有过年时的生活，所以也就无需等到过年时再去享受了。
　　我所在的城市禁止燃放鞭炮之前，燃放烟花爆竹曾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数量和品种上都达到了高峰。从晚上12点开始，噼里啪啦、叮叮咚咚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各色礼花布满夜空，此伏彼起，连绵不绝，蔚为壮观。禁止燃放鞭炮的制度曾有反复，第一次禁了几年，人们本已习惯，不知什么原因又放开了，第二次是2015年春节起又禁止的。我对禁止燃放鞭炮的看法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禁炮的代价是，不热闹了，年味少了。得到的是：消除了由放炮引发的火灾事故和爆炸事故以及空气污染、噪声污染。
　　拜年，曾是过年的主要活动之一。正月初一黎明时分，先放开门炮，然后人们穿戴整洁开始探亲访友，相互拜年。有家族内部的拜年，也有邻里之间的拜年。以我的经历，更熟悉的是党政机关人员的拜年活动。拜年的人很累，接受拜年的人也很累。后来官方倡导开团拜会，希望取代拜年，收效甚微。直到2008年以后，上级关于开过团拜会后不要再拜年的要求比过去更为明确，我本人很赞成，随即从春节放假期间给上级领导人拜年的行列中走了出来，每年春节都在家休息。或者写一些贺年卡寄给各界人士。就整个社会来说，拜年的方式也在逐步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山人海到处跑的拜年方式，悄然之中已被电话、短信、微信所代替。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属于过年范畴的时间逐步被规范，人们逐步地把这几天宝贵的假期用于休息、旅游，而不再是到处拜年、探亲访友。
　　随着行政干预的介入，曾经风靡一时的贺年卡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88年起，到2013年，我把贺年卡当作主要的拜年方式，省时、省力，但却是非常认真地写出每年数百份的贺年卡，用小楷毛笔，写给每一个人合适的、想说的话，一笔一画传递真情实感，从内页到信封每个字都出自本人手笔，糊信封、贴邮票，都是自己完成，内心中觉得这是必须自己做的一件事。实际上也看到了贺年卡行将退出的征兆，有不少人已经不是自己写，从单位统一购买，工作人员代为打印、发出，已经和发卡人关系不大了。接收的一方，有的人也已经不大在意，尤其是某些大机关，索性就把寄给领导人的类似贺年卡的信件截留下来，扔到废纸堆里。与领导人的交往，无论是关心、尊重，还是巴结、讨好，居然是这种结果。其实，贺年卡的遭遇也能说明很多。
　　贴对联，也是过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最困难的年代，最贫穷的家庭，也要买上大红纸，如果自家没有人会写，就请人写。除夕那一天，把对联贴到门上，就算正式过年了。记忆中，我从十来岁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家和邻居写对联了。从那时至今，家里的对联一直是自己写。近些年来，流行单位发放从市场上买来的对联，大多数人家是张贴这种买来的对联。贴这种买来的对联，少了写对联的环节，是年味的又一种流失。
　　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变和节能、消防意识的普及，在城市，点旺火的习惯已经没有了。在农村和小县城，居住小院的人家还保留着这个习俗。旺火，是对新的一年平安顺利、兴旺发达的祈祷，据说，围着旺火烤一烤，可以保证一年不生病。在长期缺医少药的环境下，依靠祈求上天获得幸福是最方便的选择。
　　还有糊窗户、贴窗花、贴福字、贴年画、守岁（俗称“熬年”）、吃年夜饭等许多内容。各地有不同，经济政治地位和文化品位不同，过年的方式也有“豪华版”和“简易版”之分。
　　值得一提的还有压岁钱，这是诸多过年习俗中最强劲的一个习惯，非但没有淡化，还不断强化。在我幼时，过一个年能够得到的压岁钱一次也就几毛钱，每年总数不曾超过十元。后来我的孩子在十岁前每次过年得到的压岁钱总数不超过百元，家里人也就给一二十元，偶有亲戚朋友给五到十元，就是很重的了，一般为一两元。再大一些，每当家里有了客人，就把孩子支开，以孩子已经大了为由不让给压岁钱了。整个幼年和少年时期，他得到的压岁钱总数不超过四五百元。家里人给儿子压岁钱，随着工资的调整和社会物价水平的变化，逐步增长，直至儿子成家之前，父母和奶奶、姥姥姥爷每次给一百元，孩子自己也没有管理过这些钱，只是在家长手里流通，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到了我的孙女、孙儿出生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在孩子的亲属圈里，老奶奶、爷爷奶奶每人每年大约一两千、三五千元不等，实际上也就是给他们的生活补贴。孩子的爸爸妈妈给的不多也在百元以上，还有我家和姥姥一家各种称谓的近亲，都会给。总之是一代比一代环境优越。至于社会上，压岁钱一度曾受到不良风气的侵蚀而变味。我是保持了对压岁钱这一圣洁名词的尊重和敬畏的。在自家后代之外，给朋友、同事的后代压岁钱，在不同时期，有过一两元，五到十元，一二百元，五百元，没有超过千元的。不曾在压岁钱里掺杂政治等超越礼尚往来的因素。
　　在古代，以农耕为业的祖先为了庆祝丰收，祭神祭祖，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的活动，时在岁首，称为春节，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延续数千年至今。春节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从腊月初八的腊祭、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一的过年达到高潮，还有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甚至整个春天，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核心是祭神祭祖，迎喜接福，除旧布新，祈求平安健康和丰收。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每一天都有其说法和讲究。除了家庭团聚、亲朋好友的联络，也有村庄、城市、社区灯展、社火、扭秧歌、唱大戏等各种文化活动，表达人们庆祝丰收的喜悦，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人们，唯一崇拜的对象是神，是上天，向神和上天祈祷、许愿，是他们安慰自己的一味良药，是贫困潦倒中的力量源泉，是苦难中的希望之火。“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题为《元日》的诗，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春节的喜庆景象和精神内涵，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是众多以春节为题的古诗中流传较广的一首。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漫长历史上，各种习俗、文化的变迁伴随其中。年味由浓变淡，也是经济、科技、社会、文化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每一步，都会从行囊中放弃一些过时的物品，以利轻装前行。每一种曾经流行的生活方式，都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永恒的。我们有理由怀念渐行渐远的年味，有理由为之惋惜，同样，我们也有理由为人类生活方式每一步的新陈代谢而欢呼。
　　郝志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9年起先后发表散文20多篇，杂文50多篇，诗歌100多首。著有《七色土》《做人做事——一个国家公务员的经历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