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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若尔盖县城去往成都，还是从成都返回若尔盖县城，必须途经班佑乡。住在县城的人们知道，只要一到班佑，就应该收拾着准备下车，县城里的家近在咫尺了。
这时你注意看，213国道路旁有一条支路，路口建了一道门枋，上面写着“红色草地第一村”——这里就是班佑乡的班佑村了。
“红色草地第一村”的得名，是因为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第一次看到有人烟的地方。
地处镰刀把草原的核心位置，所以，班佑村是一个纯牧业的村庄。全村共有246户，1250口人，分属20个联牧组。
在这里，草场就是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地方，全村拥有草场面积32.8 万亩，平均每个人占有两百多亩 ；全村共有各类牲畜存栏近2.5万头（混合），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拥有的牲畜差不多有二十来头。
但是，当年红军第一次看到班佑部落的时候，这个在大草地的风中瑟瑟发抖的草原村庄，贫穷潦倒，破烂不堪。零零星星的住户，家家都住在用几根木棚支起的棚子里，这种棚子用野柳枝扎起篱笆，再用牛屎糊上使其不透风，所以这种房子叫“牛屎房”。
这个既小又穷的村庄，最初只有12户人家，它太微不足道了，既没有名字，也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连盗贼都懒得造访。后来随着住户的增加，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部落。既然是一个部落，那就应该有个主事的，就如同那些大的部落，都有土官老民出来联络大家、掌管事务一样。几经周折，人们推出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僧人“弯佑”作为主事的人。藏语“弯佑”，即老和尚的意思，接下来，“弯佑”又成了这里的地名，而“班佑”即弯佑的一声之转。
< 01>
在大草地挣扎着前行了七天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8月下旬，在漫无边际的草地中见到了一排排破旧的“牛屎房”，见到了一缕缕燃烧牛粪的烟火。他们来到了班佑村，见村子外有一片红柳树林，于是，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临时驻地就设在了树林里。
直到现在，这片红柳树林还在，早被立碑命名为“红军林”。
但在当时，因为国民党的各种不实宣传，藏族群众对红军并不了解，见着浩浩荡荡开来的红军很紧张。
胡宗南早已秉承蒋介石之意，不仅派出部队严守要塞，而且派出要员带着厚礼，前往黑水、毛儿盖、若尔盖、包座、班佑一带，与藏族头人密切联系，煽动藏族群众仇视红军，利用藏兵抗击和阻挠红军的通行。
草地十二部落的千骑人马很快就集结来到了班佑。
草地藏兵是游牧民族自己的武装力量，大致相当于民兵。十二部落每一户人家里，男子长到15岁即可加入藏兵，自备马匹、枪支等装备，平时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和劳动，而一旦有纠纷或战事，他们立刻上马，执枪为兵。
藏兵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本寨子或本部落的安全，寨子或部落平时发生的安全事件，也不过就是偷盗和牛羊走失一类。
此时，他们其实不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又要做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眼前这支军队叫红军，只管叫作“甲玛”——汉兵的意思，国民党对红军的抹黑宣传已在他们心目中先入为主。
所以，他们误以为，这些“甲玛”的到来会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他们自然要守家护院，行使自己的职责。
这些藏兵虽然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但人高马大，剽悍强壮。
既防备，也试探，双方呈胶着状态。
语言不通，互不了解，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藏族群众看到，红军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抢牛抢羊，他们甚至都没有打扰牧民。
第四天，部落派出一位颇有威望的老人，他名叫嘎依甲。嘎依甲老人手里捧着一条洁白的哈达，进入到红柳树林里。
嘎依甲把哈达献给了一位红军首领，这位红军首领对他说，红军只是途经此地，借村庄暂时小住，几天后就会继续前行。
多年以后，嘎依甲回想起这一幕，才恍然记得，这位红军首领，应该就是毛泽东。
当天晚上他回到部落，给大家说，红军是好人，情愿自己吃苦受难也不扰民，更不会破坏他们的家园。于是，十二部落纷纷撤兵，有的还给红军送去了牛羊青稞面等给养。
红军走了，留下了这一段佳话，还有那片风一吹就唱着歌的“红军林”。
< 02 >
因为离县城近，我们到若尔盖的第一天下午，就来到了班佑村。
其實我们走了一段回头路，因为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前，我们去往县城时，与班佑擦肩而过。现在我们再回头，专程去拜访。
不仅因为它是红色草地第一村，不仅是因为它有“胜利曙光”“七根火柴”和“红军林”，我们专程去往，更主要的是去寻找生活在班佑村的一位流落红军，他的名字叫甲彭措。
藏语中的“甲”，即汉族的意思，甲彭措，即汉人彭措。这位流落红军，就把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当作了自己的藏名，以这个名字一直生活在班佑村，一直到去世。
我们先来到班佑村。
进入村委会，村委会院里的场子，一群年轻人正在打篮球。旁边立着村委会的二层小楼，楼上有醒目的红色标语“警民共建红色草地第一村”，楼下正门上，用藏汉双语写着“班佑村党员群众活动中心”。
村支书扎波和村主任阿卜迎上来。扎波身材高大魁梧，身着皮裤和灰绿镶拼的时尚冲锋衣，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墨镜，很酷的藏族汉子形象。相比较，阿卜比较瘦弱，衣着也比较普通和低调。
进入办公室，立刻暖意扑面。
原来，虽然才十一月初，室内却早已生起了火炉，迎面的一幅张贴画十分显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画框四周，还用洁白的哈达扎成了花幔。下面正中，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端正地书写着藏汉双语“入党誓词”。
火炉四周是一排排的座椅，屋子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一问，呵呵，村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大约所有的村干部，都等在那里了。 趁此机会，我们打量了一下，发现村干部都比较年轻，看来藏族部落以前那种以年老才有经验、才有威望的传统，在新形势下已有了相当的改变。
比如村支书扎波，1964年生，虽说现已五十出头，但他1984年就当副村长了，那时他才二十出头。
2004年，40岁的扎波开始任村支书，直到现在，他已经在班佑村当家十余年了。问及当村支书的每月工资，扎波说有1220元。我们说这点钱可不够养家，他忙说家里有100多头牛哩，看来和牧民一样，村支书的家庭主要经济支柱还是牦牛。
窗外艳阳高照，年轻人在不远处蹦跳着打球，屋内暖意浓浓，我们和村干部们随意聊起了家常。
很快就聊到了现在牧民们的新生活。
牧民们祖祖辈辈都过着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一顶帐篷就是随时搬迁的家。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大力实行牧民定居工程，从旧式帐篷到新式帐篷，从一代定居到二代定居，除了解决住所，还给每家每户配送火炉、背水桶和烧水壶。
现在的牧民，已经告别了“牛屎房”，先是住进了比较简陋的杉板房，现在都住进了有小院的砖房了，有的还修建了二三层的楼房。“维玛家的小院里还保留着当年的旧屋子呢！”扎波笑道。
维玛，就是我们要找的流落红军甲彭措的女儿。
那何不赶紧过去看看？
于是扎波带着我们来到维玛的家中。
一个足以开进卡车的大门打开，我们一眼望去：好宽敞的院落！一个藏族装扮的女人站在门口，好高大的身材！她就是维玛了，虽说已是整七十岁，但身板却十分壮实和硬朗。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女人，不管是院落还是屋里，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整齐干净。
院子足够宽敞，足以容纳正在草地里放养的牲畜。一家人住在一排暖和的平房里，平房对面的柴屋，已整齐地码放着足够过冬的柴火。在院子的一端，果然还立着一座破旧的圆形木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木桩围子上面草草加了一个顶，而那就是维玛一家过去的住所。现在只是用来堆放一些杂物，或许还兼有怀旧和忆苦思甜的功能吧，总而言之，从维玛硬实的身板和脸上的笑容看来，她生活得很充实和满足。
我们问起了她的父亲甲彭措的情况。
村支书扎波理所当然地给我们做起了翻译。有时维玛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扎波干脆直接给我们介绍起来。
彭措的原籍，是现在雅安芦山县，1918年生人，1935年随红军长征时，他刚17岁，是一个小班长。
维玛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说，他当时因受伤掉队了，起初身边还有另外两个战友，但几经辗转后，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孤零零的彭措，在草地上艰难跋涉，赶上部队完全无望之后，他唯有一个活命的目的了。几经周折，许多挣扎，彭措终于到了班佑，进入大草地以后，这是唯一有人家的地方。他留在了这里，给人放牛牧羊，逐渐学会了藏语。
后来，彭措和班佑村的藏族姑娘仲嘎相爱了，他和仲嘎成家后，于1945 年生下了维玛，维玛还有一个妹妹，名叫仁青卓玛。
但彭措一直未能忘记自己的家乡，回家乡一趟是他最大的心愿。
这个心愿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得以实现。
1971年，彭措要带已长大成人的长女维玛回家乡去。那一年，维玛已经26 岁了，平日里老听父亲念叨老家芦山，但她完全不能想象芦山在哪个地方，是什么样。
村里知道了“甲彭措”要回家探亲的消息，纯朴热情的村民都为他高兴，大家集体研究决定，由村委会出面，让他带上30张羊羔皮、30斤羊毛和一斤当地特产药材贝母。彭措十分高兴。
令他更感高兴的是，此次回家，彭措确认了解放以后，自己老家的具体地址，那是芦山县的胜农公社逸安大队。
更为幸运的是，彭措还找到了自己长征时期所在部队的连长，这位连长也认出了彭措正是自己的部下、当年的一个小班长。战友相见，自是激动万分，千言万语，无法诉说征途离别后的思念，千杯万盏，难以表达历尽艰辛后的感慨。
这一次从家乡回来后，彭措觉得完成了人生一桩大事，也放下了久久萦绕于怀的一桩心事。他长年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赶在自己还能行动之前，带女儿回老家，寻根问源，认祖归亲。从老家回来后不久，1975年，彭措即因病去世，时年57岁。
< 03 >
长女维玛是当家人。当我们问起维玛，你阿爸的流落红军证书呢？你阿爸的照片呢，遗物呢？
维玛却通通拿不出来。
那是因为1994年，维玛家里发生了火灾。一把大火把所有东西都烧光了，有关彭措的证书和资料全都成为灰烬。
失去了家园的维玛痛哭不已，尤其让她感到不可弥补的是，能够证明父亲彭措的红军身份、能够证明自己是红军后代的各种证明材料丧失殆尽。
班佑村纯朴的村民们支持和安慰了她。尤其是村上健在的老一辈人，纷纷出面，证明她的父亲甲彭措确系流落红军，而维玛确系流落红军的后代。
在这么一个世代聚集的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邻里间互相知根知底，外面放著有几头牛几只羊、屋里有着几斤油几斤粮，彼此都清清楚楚，更别说每个人的来龙去脉了。所以，没有人觉得维玛需要什么证件证明，没有人怀疑她的出生身份。
就这样，维玛继续安定地生活在班佑村，村委会一直秉承着优待红军、照顾遗属的相关政策和传统，为她排忧解难，重建家园。
这就是2009年荣获州委州政府授予“文明村”称号、2011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荣誉称号的班佑村，这个村还被国务院授予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说话间，维玛拿出一张班佑村于2008年给她出具的相关情况的文字证明。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张普通的A4打印纸，“关于红军后代维玛的基本情况说明”，上面用质朴的文字证明着“甲（汉）彭措”的来历和身份，以及他的家庭概况。
我们注意到，这张被维玛珍藏着的唯一证明材料，上面连个印章都没有，按说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但是，身处草原上这个民风淳朴、村民善良的村庄，看着如此质朴的维玛，又看着如此认真、仔细的一字一句给她翻译的扎波支书，我们却觉得这张A4打印纸完全具有说服力，它是值得信任的，也是值得被维玛所珍藏的。
告别维玛，我们走出房间，来到院内。
时至傍晚，草原上的太阳斜照进小院，扎波书记和维玛面带笑容站在院门口，这时的光线明亮而柔和，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温暖的金黄之中，是如此的安详和美丽。
流落红军甲彭措，在他的有生之年，应该也曾充分享受过班佑村的这份温暖和美丽。
（摘自《虔洁》，成都时代出版社。除标注外，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这时你注意看，213国道路旁有一条支路，路口建了一道门枋，上面写着“红色草地第一村”——这里就是班佑乡的班佑村了。
“红色草地第一村”的得名，是因为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第一次看到有人烟的地方。
地处镰刀把草原的核心位置，所以，班佑村是一个纯牧业的村庄。全村共有246户，1250口人，分属20个联牧组。
在这里，草场就是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地方，全村拥有草场面积32.8 万亩，平均每个人占有两百多亩 ；全村共有各类牲畜存栏近2.5万头（混合），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拥有的牲畜差不多有二十来头。
但是，当年红军第一次看到班佑部落的时候，这个在大草地的风中瑟瑟发抖的草原村庄，贫穷潦倒，破烂不堪。零零星星的住户，家家都住在用几根木棚支起的棚子里，这种棚子用野柳枝扎起篱笆，再用牛屎糊上使其不透风，所以这种房子叫“牛屎房”。
这个既小又穷的村庄，最初只有12户人家，它太微不足道了，既没有名字，也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连盗贼都懒得造访。后来随着住户的增加，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部落。既然是一个部落，那就应该有个主事的，就如同那些大的部落，都有土官老民出来联络大家、掌管事务一样。几经周折，人们推出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僧人“弯佑”作为主事的人。藏语“弯佑”，即老和尚的意思，接下来，“弯佑”又成了这里的地名，而“班佑”即弯佑的一声之转。
< 01>
在大草地挣扎着前行了七天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8月下旬，在漫无边际的草地中见到了一排排破旧的“牛屎房”，见到了一缕缕燃烧牛粪的烟火。他们来到了班佑村，见村子外有一片红柳树林，于是，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临时驻地就设在了树林里。
直到现在，这片红柳树林还在，早被立碑命名为“红军林”。
但在当时，因为国民党的各种不实宣传，藏族群众对红军并不了解，见着浩浩荡荡开来的红军很紧张。
胡宗南早已秉承蒋介石之意，不仅派出部队严守要塞，而且派出要员带着厚礼，前往黑水、毛儿盖、若尔盖、包座、班佑一带，与藏族头人密切联系，煽动藏族群众仇视红军，利用藏兵抗击和阻挠红军的通行。
草地十二部落的千骑人马很快就集结来到了班佑。
草地藏兵是游牧民族自己的武装力量，大致相当于民兵。十二部落每一户人家里，男子长到15岁即可加入藏兵，自备马匹、枪支等装备，平时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和劳动，而一旦有纠纷或战事，他们立刻上马，执枪为兵。
藏兵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本寨子或本部落的安全，寨子或部落平时发生的安全事件，也不过就是偷盗和牛羊走失一类。
此时，他们其实不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又要做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眼前这支军队叫红军，只管叫作“甲玛”——汉兵的意思，国民党对红军的抹黑宣传已在他们心目中先入为主。
所以，他们误以为，这些“甲玛”的到来会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他们自然要守家护院，行使自己的职责。
这些藏兵虽然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但人高马大，剽悍强壮。
既防备，也试探，双方呈胶着状态。
语言不通，互不了解，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藏族群众看到，红军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抢牛抢羊，他们甚至都没有打扰牧民。
第四天，部落派出一位颇有威望的老人，他名叫嘎依甲。嘎依甲老人手里捧着一条洁白的哈达，进入到红柳树林里。
嘎依甲把哈达献给了一位红军首领，这位红军首领对他说，红军只是途经此地，借村庄暂时小住，几天后就会继续前行。
多年以后，嘎依甲回想起这一幕，才恍然记得，这位红军首领，应该就是毛泽东。
当天晚上他回到部落，给大家说，红军是好人，情愿自己吃苦受难也不扰民，更不会破坏他们的家园。于是，十二部落纷纷撤兵，有的还给红军送去了牛羊青稞面等给养。
红军走了，留下了这一段佳话，还有那片风一吹就唱着歌的“红军林”。
< 02 >
因为离县城近，我们到若尔盖的第一天下午，就来到了班佑村。
其實我们走了一段回头路，因为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前，我们去往县城时，与班佑擦肩而过。现在我们再回头，专程去拜访。
不仅因为它是红色草地第一村，不仅是因为它有“胜利曙光”“七根火柴”和“红军林”，我们专程去往，更主要的是去寻找生活在班佑村的一位流落红军，他的名字叫甲彭措。
藏语中的“甲”，即汉族的意思，甲彭措，即汉人彭措。这位流落红军，就把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当作了自己的藏名，以这个名字一直生活在班佑村，一直到去世。
我们先来到班佑村。
进入村委会，村委会院里的场子，一群年轻人正在打篮球。旁边立着村委会的二层小楼，楼上有醒目的红色标语“警民共建红色草地第一村”，楼下正门上，用藏汉双语写着“班佑村党员群众活动中心”。
村支书扎波和村主任阿卜迎上来。扎波身材高大魁梧，身着皮裤和灰绿镶拼的时尚冲锋衣，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墨镜，很酷的藏族汉子形象。相比较，阿卜比较瘦弱，衣着也比较普通和低调。
进入办公室，立刻暖意扑面。
原来，虽然才十一月初，室内却早已生起了火炉，迎面的一幅张贴画十分显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画框四周，还用洁白的哈达扎成了花幔。下面正中，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端正地书写着藏汉双语“入党誓词”。
火炉四周是一排排的座椅，屋子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一问，呵呵，村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大约所有的村干部，都等在那里了。 趁此机会，我们打量了一下，发现村干部都比较年轻，看来藏族部落以前那种以年老才有经验、才有威望的传统，在新形势下已有了相当的改变。
比如村支书扎波，1964年生，虽说现已五十出头，但他1984年就当副村长了，那时他才二十出头。
2004年，40岁的扎波开始任村支书，直到现在，他已经在班佑村当家十余年了。问及当村支书的每月工资，扎波说有1220元。我们说这点钱可不够养家，他忙说家里有100多头牛哩，看来和牧民一样，村支书的家庭主要经济支柱还是牦牛。
窗外艳阳高照，年轻人在不远处蹦跳着打球，屋内暖意浓浓，我们和村干部们随意聊起了家常。
很快就聊到了现在牧民们的新生活。
牧民们祖祖辈辈都过着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一顶帐篷就是随时搬迁的家。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大力实行牧民定居工程，从旧式帐篷到新式帐篷，从一代定居到二代定居，除了解决住所，还给每家每户配送火炉、背水桶和烧水壶。
现在的牧民，已经告别了“牛屎房”，先是住进了比较简陋的杉板房，现在都住进了有小院的砖房了，有的还修建了二三层的楼房。“维玛家的小院里还保留着当年的旧屋子呢！”扎波笑道。
维玛，就是我们要找的流落红军甲彭措的女儿。
那何不赶紧过去看看？
于是扎波带着我们来到维玛的家中。
一个足以开进卡车的大门打开，我们一眼望去：好宽敞的院落！一个藏族装扮的女人站在门口，好高大的身材！她就是维玛了，虽说已是整七十岁，但身板却十分壮实和硬朗。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女人，不管是院落还是屋里，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整齐干净。
院子足够宽敞，足以容纳正在草地里放养的牲畜。一家人住在一排暖和的平房里，平房对面的柴屋，已整齐地码放着足够过冬的柴火。在院子的一端，果然还立着一座破旧的圆形木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木桩围子上面草草加了一个顶，而那就是维玛一家过去的住所。现在只是用来堆放一些杂物，或许还兼有怀旧和忆苦思甜的功能吧，总而言之，从维玛硬实的身板和脸上的笑容看来，她生活得很充实和满足。
我们问起了她的父亲甲彭措的情况。
村支书扎波理所当然地给我们做起了翻译。有时维玛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扎波干脆直接给我们介绍起来。
彭措的原籍，是现在雅安芦山县，1918年生人，1935年随红军长征时，他刚17岁，是一个小班长。
维玛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说，他当时因受伤掉队了，起初身边还有另外两个战友，但几经辗转后，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孤零零的彭措，在草地上艰难跋涉，赶上部队完全无望之后，他唯有一个活命的目的了。几经周折，许多挣扎，彭措终于到了班佑，进入大草地以后，这是唯一有人家的地方。他留在了这里，给人放牛牧羊，逐渐学会了藏语。
后来，彭措和班佑村的藏族姑娘仲嘎相爱了，他和仲嘎成家后，于1945 年生下了维玛，维玛还有一个妹妹，名叫仁青卓玛。
但彭措一直未能忘记自己的家乡，回家乡一趟是他最大的心愿。
这个心愿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得以实现。
1971年，彭措要带已长大成人的长女维玛回家乡去。那一年，维玛已经26 岁了，平日里老听父亲念叨老家芦山，但她完全不能想象芦山在哪个地方，是什么样。
村里知道了“甲彭措”要回家探亲的消息，纯朴热情的村民都为他高兴，大家集体研究决定，由村委会出面，让他带上30张羊羔皮、30斤羊毛和一斤当地特产药材贝母。彭措十分高兴。
令他更感高兴的是，此次回家，彭措确认了解放以后，自己老家的具体地址，那是芦山县的胜农公社逸安大队。
更为幸运的是，彭措还找到了自己长征时期所在部队的连长，这位连长也认出了彭措正是自己的部下、当年的一个小班长。战友相见，自是激动万分，千言万语，无法诉说征途离别后的思念，千杯万盏，难以表达历尽艰辛后的感慨。
这一次从家乡回来后，彭措觉得完成了人生一桩大事，也放下了久久萦绕于怀的一桩心事。他长年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赶在自己还能行动之前，带女儿回老家，寻根问源，认祖归亲。从老家回来后不久，1975年，彭措即因病去世，时年57岁。
< 03 >
长女维玛是当家人。当我们问起维玛，你阿爸的流落红军证书呢？你阿爸的照片呢，遗物呢？
维玛却通通拿不出来。
那是因为1994年，维玛家里发生了火灾。一把大火把所有东西都烧光了，有关彭措的证书和资料全都成为灰烬。
失去了家园的维玛痛哭不已，尤其让她感到不可弥补的是，能够证明父亲彭措的红军身份、能够证明自己是红军后代的各种证明材料丧失殆尽。
班佑村纯朴的村民们支持和安慰了她。尤其是村上健在的老一辈人，纷纷出面，证明她的父亲甲彭措确系流落红军，而维玛确系流落红军的后代。
在这么一个世代聚集的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邻里间互相知根知底，外面放著有几头牛几只羊、屋里有着几斤油几斤粮，彼此都清清楚楚，更别说每个人的来龙去脉了。所以，没有人觉得维玛需要什么证件证明，没有人怀疑她的出生身份。
就这样，维玛继续安定地生活在班佑村，村委会一直秉承着优待红军、照顾遗属的相关政策和传统，为她排忧解难，重建家园。
这就是2009年荣获州委州政府授予“文明村”称号、2011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荣誉称号的班佑村，这个村还被国务院授予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说话间，维玛拿出一张班佑村于2008年给她出具的相关情况的文字证明。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张普通的A4打印纸，“关于红军后代维玛的基本情况说明”，上面用质朴的文字证明着“甲（汉）彭措”的来历和身份，以及他的家庭概况。
我们注意到，这张被维玛珍藏着的唯一证明材料，上面连个印章都没有，按说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但是，身处草原上这个民风淳朴、村民善良的村庄，看着如此质朴的维玛，又看着如此认真、仔细的一字一句给她翻译的扎波支书，我们却觉得这张A4打印纸完全具有说服力，它是值得信任的，也是值得被维玛所珍藏的。
告别维玛，我们走出房间，来到院内。
时至傍晚，草原上的太阳斜照进小院，扎波书记和维玛面带笑容站在院门口，这时的光线明亮而柔和，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温暖的金黄之中，是如此的安详和美丽。
流落红军甲彭措，在他的有生之年，应该也曾充分享受过班佑村的这份温暖和美丽。
（摘自《虔洁》，成都时代出版社。除标注外，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