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1年小说《红岩》一经出版，就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书，书中人物双枪老太婆，叛徒蒲志高，坚贞不屈的江姐，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时，阎肃是空政歌剧团年轻有为的编剧，1962年他写了剧本《刘四姐》，大获成功，得了一大笔稿费。请大伙到北京东来顺饭庄吃涮羊肉，“涮”得大伙都挺高兴的，酒酣耳热之际，有人就说了：“今天咱们吃了《刘四姐》，明天吃什么？”“是啊，不搞创作也对不起放羊的呀！”“对，再搞个刘四姐之类的戏！”你一言我一语谈论得很起劲，阎肃不紧不慢地说：“别急，我刚看过《红岩》，里面有个江姐，排出来是一出好戏！……”阎肃是落地有声，立竿见影，18天就把小说《红岩》改成歌剧《江姐》，交到团里。可让阎肃没想到的是，歌剧《江姐》的修改让他历经艰辛。他和创作者们剧本4易其稿，音乐上反反复复推敲，主题歌多达20次的修改，费时两年多。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9月，七场歌剧《江姐》正式上演，并引起强烈反响，而其中的唱段《绣红旗》与主题歌《红梅赞》，更是成为红色经典。
死里逃生革命者的记录
歌剧《江姐》源于小说《红岩》，《红岩》源于历史的真实场景，其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这一历史场景的亲历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响彻了世界。这礼炮声加速了国民党的溃败。在四川歌乐山脚下，被关押在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罗广斌、杨益言、江竹筠等迎来了黎明前的曙光。江竹筠被捕前是地下党的联络员。狱中的同志看到她被捕都万分担心，他们知道她是重庆与川东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人之一，如果她在敌人的酷刑面前经受不住考验，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可怕后果？江竹筠遍尝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各种酷刑，经受住了考验，她明确地告诉敌人：“地下党的联系方式，这是党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她获得了难友们的尊重，我们今天读到当年难友用竹签蘸着红药水在草纸上写给她的《黑牢诗篇》：“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用刺刀来剖腹吧，挖得出来的，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这一诗篇，是对江竹筠面对敌人酷刑时的真实描述。她对党的忠诚，对理想和信仰的坚定，震撼人们的心灵，狱中难友都亲切地称她为“江姐”。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以转移为名押出渣滓洞监狱，她从容地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还未走到预先布置好的刑场，便带头喊口号，尔后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罗广斌获悉敌人的大屠杀要提前进行。面对死亡，渣滓洞、白公馆地下党员没有失去斗志，仍然一颗红心忠于党，他们写下遗言，给党留下建议，慷慨赴义。此时，白公馆尚有19名、渣滓洞约有200余名被关押的革命者。11月27日下午4时，敌人大屠杀开始了，渣滓洞的刽子手向白公馆的刽子手求援，于是，国民党的大批军警、特务集中到渣滓洞。刘德彬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扑在牢门上，争先用身体阻挡敌人的子弹，以保护同志。他中弹倒下了，苏醒时只感到手还很热，举手一看，全是血。原来自己倒在同志们的血泊中……
军警、特务集中到渣滓洞，白公馆就安静了许多，看守杨钦典趁机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说完，就匆忙到外面去观察动静，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走了。罗广斌把人分成5组，年轻人、老人相互照应。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
罗广斌等人走后5分钟，执行屠杀命令的特务便坐着汽车赶来了。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人没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将犯人“执行”了，也没深究。
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死里逃生的只有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35人。当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罗广斌、刘益言（包括未署名的刘德彬），根据自己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亲身经历，对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感怀，写下了小说《红岩》，这本书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阎肃就是以小说《红岩》为蓝本改编为歌剧《江姐》的，羊鸣、姜春阳、金砂为歌剧《江姐》作曲。
含着热泪绣红旗
罗广斌，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他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在狱中向狱警宣传党的理论，积极组织筹划越狱。
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新中国成立，罗广斌在放风时第一个获得这个消息，激动得跳了起来，十分钟的放风时间过后，罗广斌兴冲冲赶回牢中把消息告诉大家，同狱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低声欢呼起来，大家集体向北低声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的同志问起五星红旗是什么形状、什么样子，罗广斌就想做一面五星红旗，到时候扛着这面国旗冲出牢房，那该多好！罗广斌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大家都说太好了。环顾狭小的牢房，罗广斌眼睛停在自己的被子上，他扯下自己的红花被面，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当做五星。当时大家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监狱里没有剪刀针线，大家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凭着想象，雕刻成五星，把五颗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用剩饭当浆糊，把五颗星粘到被面上，经过通宵奋战，“绣”成了一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红旗制作好后，大家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罗广斌诗情喷涌，还一气呵成了一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
罗广斌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到小说中，人物换成江姐和一群女犯，迎接革命到来时，在监狱绣红旗。阎肃就写了一段《绣红旗》的唱词：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多少年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你，盼到你，千分情万分爱，化作金星绣红旗绣呀绣红旗。平日刀丛不眨眼，今日里心跳分外急。一针针一线线，绣出一片新天地，新天地。 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对《江姐》情有独钟，他不仅多次观看《江姐》，还亲自为其中的唱段改词。《绣红旗》中的一句唱词就是经过他修改的。
阎肃回忆说：“我原来写的是‘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就是说不出是悲哀还是欢喜。罗瑞卿看了两场，他找到我说，是悲是喜，怎么说不出？一定要说得出！经他一改，这句词就变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阎肃看了后，觉得经罗总长这么一改，真是恰到好处。在歌词方面不但押韵上口，而且是更显文采。
但有人也提出相反的意见，觉得《绣红旗》这一段悲悲切切，哭哭啼啼，有损江姐的英雄气，没什么意思。主张完全去掉绣红旗一场，阎肃始终不同意撤掉，副团长刘敬贤支持阎肃，这使得绣红旗一场才得以保存，传唱下来。
三九严寒红梅开
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曾经在苏联留过学，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他亲自坐镇，给创作班子定下8个字：“全力以赴，打造精品。”刘亚楼不仅要求剧组全力以赴，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倾注了心血。
繁忙的军务之余，每天晚上都要和阎肃他们一起探讨歌剧《江姐》。对剧组提出的意见，他总是认真思考，及时给以答复和指导。由于他对歌剧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提出的意见，都很有见地，提到点子上，所以阎肃他们也都很服气。
《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让阎肃、羊鸣、姜春阳和金砂最不能忘记的是第一次修改。当时，他们领命到了江姐战斗、牺牲的四川各地，每天披星戴月，起早贪黑，收集、整理四川当地的各种曲种和曲艺形式。经过6个月的忘我的劳作，他们拿出了以四川曲调为基调的作品。当他们满心欢喜地把作品呈送评审委员会时，评审委员会毫不领情，将其全部枪毙。当然，阎肃第一稿的剧本写得也太长，单说第二场江姐哭丈夫，就写了100多句，全世界的歌剧唱段中都难找到这么长的啊？音乐语言不亲切，也不朴实。说是川剧吧，又不全像，说是民歌吧，还有戏味，生般硬套的成分太多。
阎肃、羊鸣等创作组成员再次来到四川，改变创作思路和角度，又经过将近一年的修改，拿出了一个全新的作品。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认为这回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阎肃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我在苏联留学，我看过《蝴蝶夫人》，你们这儿没有，你给我写一个。
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刘亚楼看后不满意，认为这不太适合江姐这个人物角色。阎肃后来回忆说：刘亚楼司令认为这是首男同志唱的歌，江姐是个女性，这个哪是江姐，这是江姐的丈夫还可以，江姐是不可以的。他说重新写。可我怎么写也写不出来了。
阎肃苦思冥想，写了数稿，反复修改，都未能通过，这让阎肃颇有江郎才尽之感。一天，阎肃又去向刘亚楼汇报，刘亚楼问起主题歌的问题，阎肃被逼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组歌词来，告诉刘亚楼说：“这是上海音乐学院邓尔敬教授托我写的红梅组歌，其中这一首，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听完，刘亚楼当即定下了《红梅赞》这首主题歌。
有了歌词，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人作曲小组就马不停蹄地给这首主题歌谱曲。他们把歌剧《江姐》中最美的旋律综合起来结合歌词反复进行打磨和修改，把《江姐》中所有的调，拿过来往里装，一个一个套上试，就这样折腾20多遍。
经过8易其稿，修改达20多次后，《红梅赞》终于获得认可。在全剧中，《红梅赞》一共出现了3次，分别出现在第一场江姐出场，第二场彭松涛牺牲和最后一场江姐赴刑场时，首尾呼应，强化了歌剧主题和人物性格。
《江姐》首先在空军内部演出，得到了空军部队官兵的赞扬，这也推动了空军歌舞团将其投入社会公演的计划。副团长刘敬贤为此请示空政王静敏副主任，王静敏沉思了片刻，问刘敬贤：“你能保证主题歌流行全国吗？”刘敬贤犹豫了片刻，心里觉得这么好的歌剧，如此动听的音乐，确实为数不多，就以军人的果敢坚定地回答：“能保证，要是主题歌流行不了全国，撤我的职！”
命令传达给剧组，剧组加紧排练。练了不到半个月，有一天，阎肃、羊鸣他们觉得心头一热，他们发现院里扫地的临时工，食堂做饭的大师傅，没事的时候就“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一句地唱，阎肃就说：“现在行了，有希望了。”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绣红旗》和《红梅赞》既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优美流畅的旋律，深刻刻画了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这光辉的形象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高举红岩旗，一片丹心向阳开，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仰。○
责任编辑 马永义
死里逃生革命者的记录
歌剧《江姐》源于小说《红岩》，《红岩》源于历史的真实场景，其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是这一历史场景的亲历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响彻了世界。这礼炮声加速了国民党的溃败。在四川歌乐山脚下，被关押在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罗广斌、杨益言、江竹筠等迎来了黎明前的曙光。江竹筠被捕前是地下党的联络员。狱中的同志看到她被捕都万分担心，他们知道她是重庆与川东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人之一，如果她在敌人的酷刑面前经受不住考验，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可怕后果？江竹筠遍尝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各种酷刑，经受住了考验，她明确地告诉敌人：“地下党的联系方式，这是党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她获得了难友们的尊重，我们今天读到当年难友用竹签蘸着红药水在草纸上写给她的《黑牢诗篇》：“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用刺刀来剖腹吧，挖得出来的，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这一诗篇，是对江竹筠面对敌人酷刑时的真实描述。她对党的忠诚，对理想和信仰的坚定，震撼人们的心灵，狱中难友都亲切地称她为“江姐”。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以转移为名押出渣滓洞监狱，她从容地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还未走到预先布置好的刑场，便带头喊口号，尔后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罗广斌获悉敌人的大屠杀要提前进行。面对死亡，渣滓洞、白公馆地下党员没有失去斗志，仍然一颗红心忠于党，他们写下遗言，给党留下建议，慷慨赴义。此时，白公馆尚有19名、渣滓洞约有200余名被关押的革命者。11月27日下午4时，敌人大屠杀开始了，渣滓洞的刽子手向白公馆的刽子手求援，于是，国民党的大批军警、特务集中到渣滓洞。刘德彬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扑在牢门上，争先用身体阻挡敌人的子弹，以保护同志。他中弹倒下了，苏醒时只感到手还很热，举手一看，全是血。原来自己倒在同志们的血泊中……
军警、特务集中到渣滓洞，白公馆就安静了许多，看守杨钦典趁机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说完，就匆忙到外面去观察动静，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走了。罗广斌把人分成5组，年轻人、老人相互照应。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
罗广斌等人走后5分钟，执行屠杀命令的特务便坐着汽车赶来了。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人没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将犯人“执行”了，也没深究。
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死里逃生的只有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35人。当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罗广斌、刘益言（包括未署名的刘德彬），根据自己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亲身经历，对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感怀，写下了小说《红岩》，这本书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阎肃就是以小说《红岩》为蓝本改编为歌剧《江姐》的，羊鸣、姜春阳、金砂为歌剧《江姐》作曲。
含着热泪绣红旗
罗广斌，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他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在狱中向狱警宣传党的理论，积极组织筹划越狱。
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新中国成立，罗广斌在放风时第一个获得这个消息，激动得跳了起来，十分钟的放风时间过后，罗广斌兴冲冲赶回牢中把消息告诉大家，同狱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低声欢呼起来，大家集体向北低声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的同志问起五星红旗是什么形状、什么样子，罗广斌就想做一面五星红旗，到时候扛着这面国旗冲出牢房，那该多好！罗广斌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大家都说太好了。环顾狭小的牢房，罗广斌眼睛停在自己的被子上，他扯下自己的红花被面，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当做五星。当时大家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监狱里没有剪刀针线，大家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凭着想象，雕刻成五星，把五颗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用剩饭当浆糊，把五颗星粘到被面上，经过通宵奋战，“绣”成了一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红旗制作好后，大家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罗广斌诗情喷涌，还一气呵成了一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
罗广斌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到小说中，人物换成江姐和一群女犯，迎接革命到来时，在监狱绣红旗。阎肃就写了一段《绣红旗》的唱词：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多少年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你，盼到你，千分情万分爱，化作金星绣红旗绣呀绣红旗。平日刀丛不眨眼，今日里心跳分外急。一针针一线线，绣出一片新天地，新天地。 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对《江姐》情有独钟，他不仅多次观看《江姐》，还亲自为其中的唱段改词。《绣红旗》中的一句唱词就是经过他修改的。
阎肃回忆说：“我原来写的是‘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就是说不出是悲哀还是欢喜。罗瑞卿看了两场，他找到我说，是悲是喜，怎么说不出？一定要说得出！经他一改，这句词就变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阎肃看了后，觉得经罗总长这么一改，真是恰到好处。在歌词方面不但押韵上口，而且是更显文采。
但有人也提出相反的意见，觉得《绣红旗》这一段悲悲切切，哭哭啼啼，有损江姐的英雄气，没什么意思。主张完全去掉绣红旗一场，阎肃始终不同意撤掉，副团长刘敬贤支持阎肃，这使得绣红旗一场才得以保存，传唱下来。
三九严寒红梅开
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曾经在苏联留过学，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他亲自坐镇，给创作班子定下8个字：“全力以赴，打造精品。”刘亚楼不仅要求剧组全力以赴，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倾注了心血。
繁忙的军务之余，每天晚上都要和阎肃他们一起探讨歌剧《江姐》。对剧组提出的意见，他总是认真思考，及时给以答复和指导。由于他对歌剧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提出的意见，都很有见地，提到点子上，所以阎肃他们也都很服气。
《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让阎肃、羊鸣、姜春阳和金砂最不能忘记的是第一次修改。当时，他们领命到了江姐战斗、牺牲的四川各地，每天披星戴月，起早贪黑，收集、整理四川当地的各种曲种和曲艺形式。经过6个月的忘我的劳作，他们拿出了以四川曲调为基调的作品。当他们满心欢喜地把作品呈送评审委员会时，评审委员会毫不领情，将其全部枪毙。当然，阎肃第一稿的剧本写得也太长，单说第二场江姐哭丈夫，就写了100多句，全世界的歌剧唱段中都难找到这么长的啊？音乐语言不亲切，也不朴实。说是川剧吧，又不全像，说是民歌吧，还有戏味，生般硬套的成分太多。
阎肃、羊鸣等创作组成员再次来到四川，改变创作思路和角度，又经过将近一年的修改，拿出了一个全新的作品。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认为这回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阎肃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我在苏联留学，我看过《蝴蝶夫人》，你们这儿没有，你给我写一个。
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刘亚楼看后不满意，认为这不太适合江姐这个人物角色。阎肃后来回忆说：刘亚楼司令认为这是首男同志唱的歌，江姐是个女性，这个哪是江姐，这是江姐的丈夫还可以，江姐是不可以的。他说重新写。可我怎么写也写不出来了。
阎肃苦思冥想，写了数稿，反复修改，都未能通过，这让阎肃颇有江郎才尽之感。一天，阎肃又去向刘亚楼汇报，刘亚楼问起主题歌的问题，阎肃被逼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组歌词来，告诉刘亚楼说：“这是上海音乐学院邓尔敬教授托我写的红梅组歌，其中这一首，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听完，刘亚楼当即定下了《红梅赞》这首主题歌。
有了歌词，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人作曲小组就马不停蹄地给这首主题歌谱曲。他们把歌剧《江姐》中最美的旋律综合起来结合歌词反复进行打磨和修改，把《江姐》中所有的调，拿过来往里装，一个一个套上试，就这样折腾20多遍。
经过8易其稿，修改达20多次后，《红梅赞》终于获得认可。在全剧中，《红梅赞》一共出现了3次，分别出现在第一场江姐出场，第二场彭松涛牺牲和最后一场江姐赴刑场时，首尾呼应，强化了歌剧主题和人物性格。
《江姐》首先在空军内部演出，得到了空军部队官兵的赞扬，这也推动了空军歌舞团将其投入社会公演的计划。副团长刘敬贤为此请示空政王静敏副主任，王静敏沉思了片刻，问刘敬贤：“你能保证主题歌流行全国吗？”刘敬贤犹豫了片刻，心里觉得这么好的歌剧，如此动听的音乐，确实为数不多，就以军人的果敢坚定地回答：“能保证，要是主题歌流行不了全国，撤我的职！”
命令传达给剧组，剧组加紧排练。练了不到半个月，有一天，阎肃、羊鸣他们觉得心头一热，他们发现院里扫地的临时工，食堂做饭的大师傅，没事的时候就“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一句地唱，阎肃就说：“现在行了，有希望了。”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绣红旗》和《红梅赞》既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优美流畅的旋律，深刻刻画了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这光辉的形象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高举红岩旗，一片丹心向阳开，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仰。○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