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淘宝网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应北京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下称北京挂号平台）的强烈要求，其合作方挂号网将暂停链接北京挂号平台。这项刚刚开通了三天的服务，即告夭折。
　　卷入这次风波的三方角色各不相同。
　　淘宝网是中国最大的网购零售平台，并不直接开展网络预约挂号业务，只是为合作方挂号网开放网络入口。
　　挂号网由红杉树视讯（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红杉树视讯）投资和运营，挂号网同时还是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导的“全国健康咨询及就医指导平台”的官方网站。
　　北京挂号平台为北京卫生局官方指定预约挂号渠道，由北京市卫生局和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下称北京联通）合办。目前已开通北京市72家三级医院、70家二级医院的预约挂号服务。
　　由于政府兴办的公立医院控制着绝大部分优质医疗资源，处于垄断地位，供需矛盾突出，致使高等级医院的专家号“一号难求”，年轻的医生却面临就诊患者少的窘境；同时，公立医院大量投入基建和大型设备，亟须吸引患者就诊，避免设备闲置折旧。医患双方的这种需求信息的不对称，让长于搭建平台的信息技术公司嗅到了商机，由此推出网站、手机应用等吸引用户。
　　但供需矛盾突出、信息不对称严重的领域往往也是受到严格管制的领域，通常由垄断的既得利益者把持。商业信息交互平台面临两者的合围，难逃被强行收编或被迫退出的命运。
　　几乎与挂号网被北京市卫生局要求停止链接的同时，在另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领域——出租车召车服务中，新兴的手机召车应用同样遭遇多地交管部门打压。
　　4月28日，深圳市交管局下发通知，要求各企业“对已经安装手机召车软件的驾驶员必须责令卸载，不得继续使用。如果有继续安装使用的，将按不诚信经营记入驾驶员档案，并列入量化考评”。而北京则计划将当地市场份额较大的手机召车应用“嘀嘀打车”纳入统一的出租车调度平台，同时对其加价功能进行调整。

上海放行

　　此次风波的主角——挂号网始建于2010年，由红杉树视讯设在杭州的子公司实际运营。虽为商业项目，但挂号网也拥有半官方的身份——“全国健康咨询及就医指导平台”官方网站。这层身份来自原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以及中国医院协会门急诊管理专业委员会作为联合建设方。其采取的是“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营”运行模式。
　　据红杉树视讯称，挂号网平台已覆盖了全国600余家医院，可直接预约的专家超过7万名。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超过1200万用户成功预约挂号。
　　挂号网起步于上海，第一家接入的三甲医院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至2011年，接入了上海全部三甲医院。
　　挂号网在上海进展顺利，一方面在于其与复旦系医院的合作，上海复旦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是它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在于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下称申康中心）的开放态度。申康中心是上海市政府设立的国有非营利性的事业法人，为市级公立医疗机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运营的责任主体和政府办医的责任主体，履行医疗国资委和医管局职能。
　　上海市的做法是，申康中心之下设有医联预约平台，提供预约挂号服务，但也允许挂号网等平台提供预约挂号服务。“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每一个网都能挂号才方便。”申康中心副主任高解春说，“只要满足三条原则：不增加收费；后台服务跟得上；大众需要，我们都同意。而且平台越多越好。”
　　虽然预约挂号是免费的，但挂号网并不避讳其未来的“赚钱计划”——针对诊后的健康管理需求，逐步开发针对个性化人群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务。同时，挂号网也计划为医院提供定制服务，收取费用，以覆盖免费预约挂号的成本并赚取利润。
　　对于商业平台追求盈利的做法，高解春的看法是：“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老百姓愿意，有什么不可以？”

北京遇阻

　　但在北京，挂号网的发展遭遇了障碍。2011年7月，北京的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启动试运行，通过招标确定的唯一运营方是北京联通。北京市政府至今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平台的运营和维护。由于北京挂号平台垄断了北京市属医院的号源，挂号网只能接入那些未被纳入北京挂号平台的医院，主要是一些民营医院和不归北京市管理的军队医院。
　　5月21日，挂号网和淘宝网展开合作，在淘宝网生活助手栏目下的医院挂号项目中选择北京地区，即可链接至挂号网或北京挂号平台。
　　双方在当天发布的合作声明称“预约挂号服务均由各家医院或卫生主管机构委托挂号网提供，按各医院或卫生主管机构与挂号网约定的服务标准提供免费预约挂号服务，淘宝网仅提供网络直达的入口，不收取任何费用”。挂号网运营商红杉树视讯的首席执行官廖杰远说，将正规的预约挂号的入口开放给淘宝生活，是为了打击倒号的黄牛，“让黄牛党在网络上无处遁形”。
　　但运行未满三天，对北京挂号平台的链接行为即被北京市卫生局叫停。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钟东波表示，防止倒号“黄牛”，北京挂号平台“已经设计得比较细致”，“没有必要增加一个环节，没有必要通过淘宝网接入”。
　　卫生局还强调，北京联通对北京挂号平台“所有提供的信息拥有版权”，“患者没有必要给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经过不必要的程序、耗费不必要的时间；另一方面，淘宝（网）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说是自己的，版权意识薄弱”。
　　5月23日，淘宝网和挂号网联合发布声明，间接表达了诉求和不满：“双方在此次合作中没有任何商业利益”；“我们始终认为，互联网的非营利的链接行为是互联网开放的生命源头”。
　　而且，用户在挂号网预约挂号时，可以直接注册，也可以用合作网站支付宝、新浪微博和淘宝网账号登录。在其注册协议中注明了隐私保护条款，承诺保护注册用户的“注册资料及您在使用网络服务时存储在网站的非公开内容”，也写明了可能的例外情况、第三方合作和数据库开发。 　　针对上海允许商业信息平台进行预约挂号的做法，钟东波说，“北京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跟那些商业化的城市不同。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执政理念，体现着两个（地方）政府不同的价值观。”

商业化魔鬼？

　　北京市卫生局禁止北京挂号平台的运营方北京联通对预约挂号过程中收集到的用户信息进行“二次开发”，免费预约挂号的成本由公共财政投入和北京联通共同负担。
　　北京市卫生局“招标”的标准也明确为“承担社会责任”，钟东波解释，“我们（北京市卫生局）当时选择联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本身是国有企业，自身实力很强，也需要承担一部分对社会的责任，而且它也有足够的能力对这一块来进行补助，没有必要进行商业的开发。”
　　钟东波认为，商业机构一定会“做二次开发，商业网站永远免费没有办法生存。这就是北京为什么会采取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
　　但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看来，“挂号平台本就不需要政府举办，也就不存在政府招标购买再免费提供给公众的必要。”
　　政府直接兴办，也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以至不可持续。
　　自2011年起，北京市政府已经累计投入1178万元用于北京挂号平台的运营和维护。钟东波也承认，北京联通服务量相当大，高峰时需要上千人，这1000多万元不够覆盖成本，“而且经费到位也比较晚，去年下半年我们才给他们第一笔的经费。他们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是自己投入的，没有任何收益”。
　　上海并未对挂号网等商业化的预约挂号服务给予公共财政投入，其成本由商业平台负担。“按照北京的做法，2亿元都搞不定。”高解春估计。
　　高昂的财政投入，是否一定能换到高效率的服务？在淘宝网挂号风波中，北京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上海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亮出了各自的成绩单：根据挂号网提供的数据，其在上海今年3月的专家号预约成功率近60%，爽约率为6.07%；而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数据，挂号统一平台的整体专家号的预约成功率是43%，其并未公布爽约率。
　　实际上，挂号网并不是孤例。北京手机召车应用也有类似遭遇。
　　北京将于6月1日起实施《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其中写明北京将建立行业电召服务公共信息管理平台和统一的调度平台。届时，在北京市场份额较大的手机召车应用“嘀嘀打车”将被纳入统一调度平台。此前深圳交管部门已经叫停此类手机应用。
　　根据北京交通委员会和“嘀嘀打车”内部人士透露的信息，纳入北京统一平台后，“嘀嘀打车”加价功能几乎可以肯定将被取消，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商业公司，其未来的赢利模式也只能仰交管部门鼻息，前途未卜。
　　“叫停打车软件，政府还是为了自己做这个平台。除了因为打车软件已经对目前的价格管制有所突破，还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召车平台的重要性，并看到实践中由几家出租车公司自己做的召车平台效率不高，亟需资源整合。而当这个资源整合起来之后，要想盈利并不困难。”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王军认为。
　　然而，政府直接介入信息平台的弊病在此前的12306风波中已经显露：垄断封闭的市场，行政部门包办，沦为形式的招标，奢侈的财政投入，低得惊人的效率。
　　越界的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媾和，造成浪费和低效，其后果却只能由全社会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