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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村的落款和加盖的印证都是“淮安区流均镇渔业村村委会”，而落款时间是2012年2月16日。但是，一個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淮安区”原名“楚州区”，在2012年2月23日官方才正式宣布更名为“淮安区”
2017年5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民行科科长宋婷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该区流均镇渔业村8名鱼塘承包户状告村委会并胜诉的案件，内含不可告人的隐情，请求检察机关介入监督，避免集体利益受损。
虽然举报内容不太具体，但宋婷对此仍十分重视；只不过此时的宋婷，也没想到这起看似平常的民事诉讼案的再次审查，居然会牵出一条重要的纪检审查线索。
流均镇地处淮安区东南角，是该区著名的水乡。渔业村则是一典型的靠渔业为生的村子。该村共有村民近500人，总面积1300多亩，其中水面就占1100余亩，田少水多，水产品丰富。村民大都以渔业为主业。
虽然举报并没有详说“隐情”的内容，但宋婷认为应该立即前往淮安区法院去了解该案情况。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该案情况，并认为这是一起普通民事案件，法院在接到诉状后，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据此依法作出调解书予以确认，审理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渔业村应该尽快履行法定义务。
根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起村民状告村委会违约要求赔偿的案件。2012年2月16日，该村的郭绾等8名村民与渔业村村委会签订合同，分别承包了村集体所有的小鱼塘共约170余亩，合同有效期为10年。村里其余的约800亩大鱼塘，被来自外地的养鱼专业户沈德承包。
2014年初，流均镇党委经研究决定，任命外村人龚平为渔业村党总支书记。龚平到任后不久，无锡一家公司应邀来到渔业村考察，拟在该村1100余亩水面上进行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如果这次投资成功，将给村里带来长期的更大的收益。于是，村里决定将承包出去的所有鱼塘全部收回。
为了对承包户进行适当补偿，渔业村随后成立了由村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评估小组，对所有承包户在鱼塘的投入情况进行评估。2015年4月16日，评估小组与8名承包村民协商达成一致，决定村里对8名承包户赔偿各项损失合计50多万元，8名承包户对此表示满意，在赔偿协议上签了字，并很快领取了全部赔偿款。而大鱼塘承包户沈德因不满赔偿金额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调解，渔业村赔偿沈德各项损失125万元。随后，村委会将所有鱼塘全部收回。
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不料又横生事端。
2015年底，因种种原因，上述招商引资项目搁浅，村里遂经过招标，将1100多亩大小鱼塘全部承包给一位外来养殖专业户。但该承包户在对鱼塘进行改造施工时，上述几名小鱼塘承包户出面阻挠施工，称村里当初提前收回鱼塘属于违约行为，根据承包合同规定，合同双方如有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2万元，据此，村里应该向8名承包户支付这笔违约金。
村党总支书记龚平听取诉求后认为，在鱼塘收回时，已经和8名承包户签订了赔偿协议，双方对赔偿金额表示认可，因此拒绝同意就违约金进行二次补偿。
对此，8名承包户不答应，多次找龚平索要补偿金。在多次软磨硬泡下，龚平最终提出，如果进行二次补偿，须征求村民意见，如果70%以上村民同意，可以考虑补偿事宜。8名村民对此不予认可，要求按照合同进行补偿。
2016年3月，在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郭绾等8名承包户向淮安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渔业村村委会按照承包合同规定，向每位承包户支付违约金和预期损失共计40多万元。为了证明自己的诉求，8名村民分别向法庭提交了《鱼塘承包合同》《协议书》等相关证据，并共同委托一名律师参加诉讼。渔业村也委托一名律师参加诉讼。
2016年5月13日，淮安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提出，2015年4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仅是对原告固定资产的折价补偿，并不包含违约金的补偿，且当时村里承诺会进行二次补偿。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认为，当初双方对赔偿协议及解除合同均为自愿，且赔偿协议已经履行到位，故不存在违约情况，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因而原告再以所谓的二次赔偿提起诉讼为无理要求；同时，被告从未承诺过对原告进行二次补偿，原告的陈述违背客观事实。
2016年6月10日，郭绾等8名村民以渔业村同意与其协商解决争议为由主动申请撤诉。但时隔不久，2016年7月5日，郭绾等8名村民再次以相同诉求起诉至淮安区法院。提交诉状的当日上午，8名承包户及其代理律师来到法庭，与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及时任该村村委会主任彭冬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渔业村于2016年7月30日前给付8位承包户违约金每人1.9万元。双方代理律师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据此，2016年7月7日，淮安区法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
但是，调解书生效后，渔业村拒绝执行赔偿责任。于是，8位村民开始四处上访，要求村里尽快支付违约金，在镇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听完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后，宋婷陷入沉思。这样一起看似非常清楚的案件，为什么会有群众匿名举报该案有重大隐情？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宋婷将该案详细资料复印后带回单位进一步审查。
经过几天的详细审查后，宋婷发现了该案的一系列疑点：8位原告第一次起诉后又主动撤诉，此后不久，他们为什么在没有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再次提起诉讼？第一次开庭时，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坚决拒绝进行二次赔偿，原被告双方就此互不相让，辩论非常激烈，第二次起诉后，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为什么突然同意调解并愿意进行二次赔偿？第二次提起诉讼的当日上午，原被告双方就立即达成了调解协议，为什么协议签订如此迫切？如果渔业村真的愿意进行二次赔偿，双方完全可以在村里自行调解解决此事，为什么还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达成调解协议？既然渔业村同意进行二次补偿，为什么又拒不执行法院确认的调解书，履行赔偿义务？ 仅从卷宗看，这一系列疑问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同时，宋婷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疑點：在8名原告提交的与渔业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渔业村的落款和加盖的印证都是“淮安区流均镇渔业村村委会”，而落款时间是2012年2月16日。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淮安区”原名“楚州区”，在2012年2月23日官方才正式宣布更名为“淮安区”，据此，这份合同签订之时，“淮安区”当时还应该叫“楚州区”，为什么这份合同里加盖的却是署名“淮安区”的村委会印章？
针对这一系列疑问，宋婷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份有人精心炮制的虚假诉讼。要想解开谜团，必须到渔业村实地调查。于是，宋婷制订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计划，并带领科室干警前往渔业村进行调查走访。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该案一系列隐情逐一被查实，一起由8位承包户精心炮制、令人匪夷所思的虚假诉讼案件浮出水面。
根据调查显示，渔业村有大小鱼塘1100多亩，自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行“分田到户”政策后，大鱼塘发包给外村专业户承包，小鱼塘主要由村干部及其亲属养殖，从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2011年，上级主管部门通过财政拨款对该村水面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的大鱼塘有800多亩，被继续承包给外来专业户，而170多亩小鱼塘，由时任该村村委会主任彭冬的妻子郭绾等6位村干部家属继续养殖，其余两位养殖户也是村干部亲属，因而从未与村里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也没有交过承包费，对此，村民意见很大，但因承包户都是干部家属，群众也无计可施。
据村民介绍，近几年，为扩大集体收入，流均镇多次欲对该村鱼塘进行对外招商引资，但均遭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实现。2014年2月17日，流均镇党委任命外村人龚平任该村党总支书记，龚平随即着手招商引资事宜。
眼见从鱼塘获得的既得利益即将受到破坏，为维护鱼塘被收回后的自身利益，2014年2月20日，在村总书记龚平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该村党总支原任书记韩永牵头拟定了一份承包合同，时任村委会主任彭冬擅自代表村委会，与包括自己妻子郭绾在内的8位承包户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为掩人耳目，又故意将合同落款日期署为2012年2月16日，彭冬加盖了“淮安区流均镇渔业村村委会”公章。
2014年10月，流均镇政府与无锡一家太阳能电力科技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决定在渔业村1100多亩水面上开发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随后，渔业村书面通知所有鱼塘承包人有关村里收回鱼塘之事。同时，村里成立了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村评估小组，对所有鱼塘的固定物资进行核对登记、估价确认。2015年4月16日，渔业村与郭绾等8位承包户自愿签订《协议书》，村里共拿出50多万元，对他们以作价补偿形式收回他们承包的鱼塘，并写明对补偿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反悔。当月底，渔业村全部兑付了郭绾等人的补偿款。因对补偿金额非常满意，8位承包户均没有拿出补签的虚假合同。
小鱼塘协议书签订后，村里开始与大鱼塘承包户沈德商谈补偿事宜。因对补偿金额不满，沈德起诉到法院，提出自己的赔偿诉求。2015年底，经淮安区法院主持调解，渔业村最终确认赔偿沈德含违约金、预期损失在内的各项费用共计125万元。
听说沈德得到如此高的赔偿，郭绾等8位承包户心理产生了不平衡，认为按照与村里签订的“合同”，村里也应该向自己支付违约金2万元。于是，上任村党总支书记韩永代表8位承包户多次向龚平提出此项赔偿要求。而龚平认为，此前村里已经作了赔偿，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不应该再进行二次赔偿，而且通过向村民了解得知，承包户手里所谓的合同，从来没人看过。因此，坚决予以拒绝。
见龚平态度坚决，2016年3月11日，8名承包户自认为有手里的假合同撑腰，竟堂而皇之地将渔业村村委会告上法庭，要求按“合同”支付承包户违约金每人2万元，并聘请了律师代理此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8位承包户此前已与村里签订了补偿协议，且无法提供村委会同意进行二次补偿的任何证据，欲驳回起诉。得知这一消息后，8位承包户听从律师建议，主动于2016年6月10日撤回了起诉。
但是，这8位承包户并没有就此罢休。作为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彭冬故意向龚平隐瞒了已经撤诉的事实，而提议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事的办法。为了尽快平息事态，2016年6月24日，龚平召集村两委干部开会，在会议上龚平提出，如果有70%以上的村民同意进行二次补偿，村里才会同意。否则，村里坚决不会让步。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彭冬经与原书记韩永商议，心生一计。他们找到负责会议记录的村会计，要求在会议记录最后以龚平的口吻添加一句：建议法庭予以调解解决，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据此，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虽然会计知道龚平没有说这样的话，但碍于情面，还是添加上了这句话。
随后，韩永拟定了一份书面“渔业村八户群众请求按合同赔偿违约金等问题解决方案的征求群众意见书”，然后让与此有利益关系的村干部户分头找村民签名，因为知道很多村民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便自己或让自己的亲属冒用村民的名义，在意见书上签字。经统计，仅彭冬一人就冒名代签了17名村民的名字。
2016年7月初，龚平为妻子治病请假10天去南京。彭冬等人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2016年7月5日，8位承包户再次以同样诉求向淮安区法院起诉，并聘请了诉讼代理律师，而彭冬也以村委会主任名义聘请了诉讼代理律师。
提交诉状的当天，彭冬和韩永分别以村委会主任和8名承包户代表的身份，要求自行调解，很快两人达成协议：村里同意支付郭绾等8名承包户各1.9万元违约金。为不留下笔迹把柄，彭冬和韩永两人向村委会代理律师出示村两委会议记录和征求群众代表意见书，要求两名代理律师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法院从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角度出发，时隔两日后出具了调解书。
龚平回来上班后，郭绾等人拿着法院的生效调解书索要赔偿。对突然冒出的这份调解书，龚平非常愤怒，坚决拒绝支付违约金。8位承包户仗着手里有法院的生效文书，肆无忌惮地无理取闹，并先后到镇、区及淮安市等有关部门上访，要求渔业村村委会尽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支付违约金。
2017年5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民行科科长宋婷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该区流均镇渔业村8名鱼塘承包户状告村委会并胜诉的案件，内含不可告人的隐情，请求检察机关介入监督，避免集体利益受损。
虽然举报内容不太具体，但宋婷对此仍十分重视；只不过此时的宋婷，也没想到这起看似平常的民事诉讼案的再次审查，居然会牵出一条重要的纪检审查线索。
匿名举报请求检察机关介入监督
流均镇地处淮安区东南角，是该区著名的水乡。渔业村则是一典型的靠渔业为生的村子。该村共有村民近500人，总面积1300多亩，其中水面就占1100余亩，田少水多，水产品丰富。村民大都以渔业为主业。
虽然举报并没有详说“隐情”的内容，但宋婷认为应该立即前往淮安区法院去了解该案情况。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该案情况，并认为这是一起普通民事案件，法院在接到诉状后，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据此依法作出调解书予以确认，审理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渔业村应该尽快履行法定义务。
根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起村民状告村委会违约要求赔偿的案件。2012年2月16日，该村的郭绾等8名村民与渔业村村委会签订合同，分别承包了村集体所有的小鱼塘共约170余亩，合同有效期为10年。村里其余的约800亩大鱼塘，被来自外地的养鱼专业户沈德承包。
2014年初，流均镇党委经研究决定，任命外村人龚平为渔业村党总支书记。龚平到任后不久，无锡一家公司应邀来到渔业村考察，拟在该村1100余亩水面上进行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如果这次投资成功，将给村里带来长期的更大的收益。于是，村里决定将承包出去的所有鱼塘全部收回。
为了对承包户进行适当补偿，渔业村随后成立了由村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评估小组，对所有承包户在鱼塘的投入情况进行评估。2015年4月16日，评估小组与8名承包村民协商达成一致，决定村里对8名承包户赔偿各项损失合计50多万元，8名承包户对此表示满意，在赔偿协议上签了字，并很快领取了全部赔偿款。而大鱼塘承包户沈德因不满赔偿金额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调解，渔业村赔偿沈德各项损失125万元。随后，村委会将所有鱼塘全部收回。
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不料又横生事端。
2015年底，因种种原因，上述招商引资项目搁浅，村里遂经过招标，将1100多亩大小鱼塘全部承包给一位外来养殖专业户。但该承包户在对鱼塘进行改造施工时，上述几名小鱼塘承包户出面阻挠施工，称村里当初提前收回鱼塘属于违约行为，根据承包合同规定，合同双方如有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2万元，据此，村里应该向8名承包户支付这笔违约金。
村党总支书记龚平听取诉求后认为，在鱼塘收回时，已经和8名承包户签订了赔偿协议，双方对赔偿金额表示认可，因此拒绝同意就违约金进行二次补偿。
对此，8名承包户不答应，多次找龚平索要补偿金。在多次软磨硬泡下，龚平最终提出，如果进行二次补偿，须征求村民意见，如果70%以上村民同意，可以考虑补偿事宜。8名村民对此不予认可，要求按照合同进行补偿。
2016年3月，在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郭绾等8名承包户向淮安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渔业村村委会按照承包合同规定，向每位承包户支付违约金和预期损失共计40多万元。为了证明自己的诉求，8名村民分别向法庭提交了《鱼塘承包合同》《协议书》等相关证据，并共同委托一名律师参加诉讼。渔业村也委托一名律师参加诉讼。
2016年5月13日，淮安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提出，2015年4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仅是对原告固定资产的折价补偿，并不包含违约金的补偿，且当时村里承诺会进行二次补偿。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认为，当初双方对赔偿协议及解除合同均为自愿，且赔偿协议已经履行到位，故不存在违约情况，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因而原告再以所谓的二次赔偿提起诉讼为无理要求；同时，被告从未承诺过对原告进行二次补偿，原告的陈述违背客观事实。
2016年6月10日，郭绾等8名村民以渔业村同意与其协商解决争议为由主动申请撤诉。但时隔不久，2016年7月5日，郭绾等8名村民再次以相同诉求起诉至淮安区法院。提交诉状的当日上午，8名承包户及其代理律师来到法庭，与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及时任该村村委会主任彭冬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渔业村于2016年7月30日前给付8位承包户违约金每人1.9万元。双方代理律师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据此，2016年7月7日，淮安区法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
但是，调解书生效后，渔业村拒绝执行赔偿责任。于是，8位村民开始四处上访，要求村里尽快支付违约金，在镇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发现案件重重疑点
听完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后，宋婷陷入沉思。这样一起看似非常清楚的案件，为什么会有群众匿名举报该案有重大隐情？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宋婷将该案详细资料复印后带回单位进一步审查。
经过几天的详细审查后，宋婷发现了该案的一系列疑点：8位原告第一次起诉后又主动撤诉，此后不久，他们为什么在没有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再次提起诉讼？第一次开庭时，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坚决拒绝进行二次赔偿，原被告双方就此互不相让，辩论非常激烈，第二次起诉后，渔业村村委会代理律师为什么突然同意调解并愿意进行二次赔偿？第二次提起诉讼的当日上午，原被告双方就立即达成了调解协议，为什么协议签订如此迫切？如果渔业村真的愿意进行二次赔偿，双方完全可以在村里自行调解解决此事，为什么还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达成调解协议？既然渔业村同意进行二次补偿，为什么又拒不执行法院确认的调解书，履行赔偿义务？ 仅从卷宗看，这一系列疑问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同时，宋婷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疑點：在8名原告提交的与渔业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渔业村的落款和加盖的印证都是“淮安区流均镇渔业村村委会”，而落款时间是2012年2月16日。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淮安区”原名“楚州区”，在2012年2月23日官方才正式宣布更名为“淮安区”，据此，这份合同签订之时，“淮安区”当时还应该叫“楚州区”，为什么这份合同里加盖的却是署名“淮安区”的村委会印章？
针对这一系列疑问，宋婷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份有人精心炮制的虚假诉讼。要想解开谜团，必须到渔业村实地调查。于是，宋婷制订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计划，并带领科室干警前往渔业村进行调查走访。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该案一系列隐情逐一被查实，一起由8位承包户精心炮制、令人匪夷所思的虚假诉讼案件浮出水面。
村干部居然联手欺骗法院
根据调查显示，渔业村有大小鱼塘1100多亩，自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行“分田到户”政策后，大鱼塘发包给外村专业户承包，小鱼塘主要由村干部及其亲属养殖，从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2011年，上级主管部门通过财政拨款对该村水面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的大鱼塘有800多亩，被继续承包给外来专业户，而170多亩小鱼塘，由时任该村村委会主任彭冬的妻子郭绾等6位村干部家属继续养殖，其余两位养殖户也是村干部亲属，因而从未与村里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也没有交过承包费，对此，村民意见很大，但因承包户都是干部家属，群众也无计可施。
据村民介绍，近几年，为扩大集体收入，流均镇多次欲对该村鱼塘进行对外招商引资，但均遭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实现。2014年2月17日，流均镇党委任命外村人龚平任该村党总支书记，龚平随即着手招商引资事宜。
眼见从鱼塘获得的既得利益即将受到破坏，为维护鱼塘被收回后的自身利益，2014年2月20日，在村总书记龚平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该村党总支原任书记韩永牵头拟定了一份承包合同，时任村委会主任彭冬擅自代表村委会，与包括自己妻子郭绾在内的8位承包户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为掩人耳目，又故意将合同落款日期署为2012年2月16日，彭冬加盖了“淮安区流均镇渔业村村委会”公章。
2014年10月，流均镇政府与无锡一家太阳能电力科技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决定在渔业村1100多亩水面上开发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随后，渔业村书面通知所有鱼塘承包人有关村里收回鱼塘之事。同时，村里成立了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村评估小组，对所有鱼塘的固定物资进行核对登记、估价确认。2015年4月16日，渔业村与郭绾等8位承包户自愿签订《协议书》，村里共拿出50多万元，对他们以作价补偿形式收回他们承包的鱼塘，并写明对补偿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反悔。当月底，渔业村全部兑付了郭绾等人的补偿款。因对补偿金额非常满意，8位承包户均没有拿出补签的虚假合同。
小鱼塘协议书签订后，村里开始与大鱼塘承包户沈德商谈补偿事宜。因对补偿金额不满，沈德起诉到法院，提出自己的赔偿诉求。2015年底，经淮安区法院主持调解，渔业村最终确认赔偿沈德含违约金、预期损失在内的各项费用共计125万元。
听说沈德得到如此高的赔偿，郭绾等8位承包户心理产生了不平衡，认为按照与村里签订的“合同”，村里也应该向自己支付违约金2万元。于是，上任村党总支书记韩永代表8位承包户多次向龚平提出此项赔偿要求。而龚平认为，此前村里已经作了赔偿，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不应该再进行二次赔偿，而且通过向村民了解得知，承包户手里所谓的合同，从来没人看过。因此，坚决予以拒绝。
见龚平态度坚决，2016年3月11日，8名承包户自认为有手里的假合同撑腰，竟堂而皇之地将渔业村村委会告上法庭，要求按“合同”支付承包户违约金每人2万元，并聘请了律师代理此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8位承包户此前已与村里签订了补偿协议，且无法提供村委会同意进行二次补偿的任何证据，欲驳回起诉。得知这一消息后，8位承包户听从律师建议，主动于2016年6月10日撤回了起诉。
但是，这8位承包户并没有就此罢休。作为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彭冬故意向龚平隐瞒了已经撤诉的事实，而提议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事的办法。为了尽快平息事态，2016年6月24日，龚平召集村两委干部开会，在会议上龚平提出，如果有70%以上的村民同意进行二次补偿，村里才会同意。否则，村里坚决不会让步。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彭冬经与原书记韩永商议，心生一计。他们找到负责会议记录的村会计，要求在会议记录最后以龚平的口吻添加一句：建议法庭予以调解解决，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据此，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虽然会计知道龚平没有说这样的话，但碍于情面，还是添加上了这句话。
随后，韩永拟定了一份书面“渔业村八户群众请求按合同赔偿违约金等问题解决方案的征求群众意见书”，然后让与此有利益关系的村干部户分头找村民签名，因为知道很多村民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便自己或让自己的亲属冒用村民的名义，在意见书上签字。经统计，仅彭冬一人就冒名代签了17名村民的名字。
2016年7月初，龚平为妻子治病请假10天去南京。彭冬等人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2016年7月5日，8位承包户再次以同样诉求向淮安区法院起诉，并聘请了诉讼代理律师，而彭冬也以村委会主任名义聘请了诉讼代理律师。
提交诉状的当天，彭冬和韩永分别以村委会主任和8名承包户代表的身份，要求自行调解，很快两人达成协议：村里同意支付郭绾等8名承包户各1.9万元违约金。为不留下笔迹把柄，彭冬和韩永两人向村委会代理律师出示村两委会议记录和征求群众代表意见书，要求两名代理律师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法院从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角度出发，时隔两日后出具了调解书。
龚平回来上班后，郭绾等人拿着法院的生效调解书索要赔偿。对突然冒出的这份调解书，龚平非常愤怒，坚决拒绝支付违约金。8位承包户仗着手里有法院的生效文书，肆无忌惮地无理取闹，并先后到镇、区及淮安市等有关部门上访，要求渔业村村委会尽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支付违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