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因为有各种交通工具，想要出个门是再方便不过了。但出门这件事，放在以前还真不容易，像徐霞客走完大半个中国，就用了整整34年。当然古人也是有交通工具的，就是现在看起来很奇葩。
　　最牛的车，是牛车
　　今天可能很难想像，很长时间以来，牛车都是古代中国的主流交通工具。在历史中，马车和牛车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产物，起源于商代。但相比牛车，马车的地位显然要更高，毕竟跑得快，打仗用得上。但马匹的消耗就很大了，仗打到了西汉初年，马匹奇缺，连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拉车，官员们就只能乘牛车出行了。
　　牛车一是走得太慢，二是牛还要兼职耕田，不体面。所以经济一好转，大家还是要换上马车。东汉章帝时，有个叫谢夷吾的太守，甚至因为坐牛车出巡，丢了朝廷的脸面，被刺史劾奏，直接贬为县令。
　　但到了魏晋时期，牛车又成了好东西。这是因为那时的名士整日空谈，吃药喝酒，不干正事，也不赶时间，那么牛车速度慢的致命缺陷也就无所谓了。更何况，当时道路条件差，速度慢的牛车坐起来也比较舒适。因为速度慢，所以不用学习专门的驾驶技巧。“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经常一个人驾牛车出行，走到没有路了，就放声痛哭。这要是马车，早就翻车了。
　　木牛流马，运粮也能运人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恐怕都会对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很好奇。在小说中，这是运粮利器，能顺利穿越险恶的蜀道，把军粮运到前方。
　　在现实中，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虽然有些争议，但说它是独轮车，大体是不错的。独轮车俗称“鸡公车”，汉代就有了，当时叫“辘车”。汉代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是一种轮轴类的引重传动器，而这种手推车就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前滚动，形似“辘轳”，所以稱其为“辘车”。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应该就是从辘车改制而成的。“木牛”说的是这车像一头不吃草的牛，“流马”说的是独轮转动灵便，运行轻快，如同能流转疾奔的马。
　　在道路不发达的古代，独轮车是南方丘陵地区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它比肩挑手提省力多了，哪怕走山路也是平稳轻巧。车夫还会把一条布条系在两个车把上。推车的时候就把布条挂在肩上，这样能保持平衡，也能利用肩膀来分担一些重量，省些力气。
　　最大的轿子，要几个人抬？
　　宋代之后，轿子开始流行。当然，如果是武职官员，他们要带兵打仗，坐轿子就说不过去了。在轿子极盛的明清，都有明文规定，武职官员不准坐轿，哪怕是王爷。顺治年间，有官员就平西王吴三桂等各路王爵乘轿一事请示，朝廷上谕回复说：各王在镇守的地方可以乘轿，到京师则须骑马。乾隆年间，甚至还有满洲籍文职大臣禁止坐轿的规矩，只有60岁以上、身体确实不好者才能例外。
　　但大将军福康安就“例外”得有点过分了。他不仅平时坐轿，连打仗也是坐轿子，他手下常备有三十六名轿夫。这么多人，并非都是一起来抬轿子，而是轮流抬，所以福康安的轿子速度极快，跟骑马也差不了多少。那些替补的轿夫呢，每人也要备几匹好马，骑着马跟着轿子行进。
　　但史上最夸张的轿子，还是张居正的32人大轿。那时的张居正是内阁首辅，他奉旨回湖北江陵老家，为父亲办丧事。那时皇帝年幼，张居正权倾朝野，所以他的轿子“超标”得厉害：32个轿夫一起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两名小僮在内伺候。算重量，这个轿子超过一吨，算体积，驿道都可能不够宽。所以张居正这一路，途经州县都是大兴土木，修桥铺路。
　　羊皮筏子，也叫船么？
　　关于羊皮筏子，有个很有趣的新闻：2011年，甘肃羊皮筏子开始按船舶来管理。此前，羊皮筏子属于“浮动设施”，不算是船。羊皮筏子看起来也不像是船，但在古代，像羊皮筏子这样的“革船”，还真的就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革船，也就是皮革做的船。史载匈奴以马革制船，此外还有牛皮船、羊皮船、鱼皮船。早期的革船，就是用皮料裹住草或者动物毛发，缝起来当漂浮物。宋代以后有了“浑脱”——将山羊皮浸水、曝晒、去皮、扎口、灌入食盐和香油，就是一个不漏气的气囊。为了安全和增大载重量，若干个浑脱相拼，就有了羊皮筏子。
　　制作羊皮筏子需要人用嘴吹气，使其胀满，所以兰州人见到有人夸海口，说大话，往往以“请你到黄河边上去”来嘲讽，意思是让其去吹羊皮囊或牛皮囊。据说，“吹牛皮”的说法就来源于此。
　　但羊皮筏子再神奇，也不如木船靠谱。在中国古代，无论载人载货，木船才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明清两代的京杭运河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就是因为运河上的漕船运送着几百万石的粮食，附带大量白银和各种商品，还有往来的官吏、客商。北京的官去四川上任，看直线距离肯定是走陕西最近。但其实走京杭运河，到扬州换江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才是最佳选择，又快又舒服。
　　在水网密布的江南，除了在城里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是用乌篷船，再走远一点的就是白蓬的夜航船，夕发朝至。睡一觉就到了，想来就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