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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联部建部60周年，我就1993年3月离开中联部领导岗位前，指导党的对外工作的战略思想的变化，提供一些看法。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后，尽管力量很小，仍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东南亚一些共产党革命。1949年11月，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武装斗争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
1951年1月16日，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少奇指示：“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国家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帮助决定党的路线。”王稼祥很快就在中央统战部二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中联部。建部后的主要工作有：(一)同苏共一起或单独为有关周边国家的共产党起草有关武装斗争的纲领、政策或宣言。中国建立了马列学院第一分校和第二分校等学院，帮助培训干部，1960年全部撤销。(二)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联络，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三)协调我国援助越南抗法和建设的顾问团，做了大量工作。
1953年起调整支持武装革命的政策
1953年起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同年朝鲜停战。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的日内瓦会议达成越南南北分治等协议。会议休会间隙，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中缅、中印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有幸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名义去日内瓦工作，增长了见识。
1953年9月，中联部提出建议，指出：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日本行不通。1954年，中、苏两党建议缅共、马共在条件成熟时，以合法斗争代替武装斗争；1955年12月，马共同马来亚当局和平谈判，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没有达成协议。王稼祥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指出：“应当正确地应用马列主义、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经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于亚洲各国的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56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前来。我曾被部里借调来接待摩洛哥、比利时代表团。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赫在大会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中央特别重视的是赫提出要改变“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途径”、有可能通过“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获得政权。我党后来一再指责这是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论。“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在全世界引起了反苏、反共的高潮，我党发表了两篇文章，1956年10月，我党又帮助苏共处理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57年1 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提出：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中苏大论战起重新强调武装革命
1958年中、苏两党在“共同舰队”和金门打炮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时苏联“不偏不倚”地表示“遗憾”，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访美后访华，双方大吵了一场，中苏分歧加剧。毛主席决定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0年4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二三篇文章，以南斯拉夫铁托为靶子，全面批判苏共，强调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我们的时代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列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批判了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等“修正主义”思想。
中苏两党的公开大论战开始了。论战的方式主要是：两党或多党会议(最重要的是1960年11月莫斯科81党会议)，双方发表义章、信件、照会，在会议起草小组上的争论。1960年7月，苏联决定撤退1390名在华专家。大论战最重要的反修文章是：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发表几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系统、全面、点名痛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九评》第九评总结了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把毛主席“防修、反修”的论述归纳为15条理论、政策，这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
大论战的结果是中苏两党在1966年3月后关系中断了，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中共同将近70个赞成苏共观点甚至主张中苏和解的共产党陆续中断了关系，我们大力宣传古巴革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两面武装斗争的旗帜，重新开始支持东南亚一些党的武装斗争，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战争，加强对拉美和非洲干部的培训和军训。1963年开始高规格接待一些支持中国观点的共产党代表团，最受欢迎和重视的是新西兰共产党和从老党分裂出来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还有巴西共产党以及新涌现出的“马列主义”小组织。“支左反修”开始了。
大论战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关于中联部究竟起什么作用，我同意张香山在建部40周年时写的文章所概括的：“着重了解各国党对中苏两党争论的意见，并为争论向中央提供材料。在接待来访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主要是应这些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介绍国际共运的争论情况，并对来中国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共产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着重介绍中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经验”此外，还参加一部分翻译方面的工作。
王稼祥试图纠“左”被指责为“修正主义”
1961年左右，国内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对外多面树敌。王稼祥心急如焚，经反复思考，于1962年初同中联部副部长、正副秘书长讨论、口授、起草、修改了近十个文稿。其中有王稼祥和刘宁一、伍修权联名上送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同志信这些文件和材料强调我国对外政策首先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服务，主要内容有：(一)要尽可能争取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二)对美帝的斗争要有限度、有分寸，避免把美帝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三)为了争取印度人民，要高举印中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四)对外国人民的革命应该积极支持，但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能作为推动别国革命的主力。
王稼祥主持起草的文件中有一份是《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主要精神是：要高举“维护和平”和“团结”的旗帜，避免给人造成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好战”、“反对裁军”的错误印象。我当时在世界青联总部工作，也被调回国参加检查，受到很大教育。
王稼祥受毛主席批判的导火索是1962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做法。会议后不久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华东组简报上批了：“可看，很好”简报讲：“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浣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 鲁斗得过分了，要‘和’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非、拉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1963年起，毛主席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批评了“三和一少”修正主义错误，点了王稼祥名；强调“正确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帝、革命的政党和派别。”王稼祥试图纠“左”的尝试失败了，离开了中联部的领导岗位。1974年1月25日含冤去世。
“文革”时“左”的思想达到顶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通用的话说，就是“外交服从革命”1967年发生了荒谬的“三砸一烧”事件：红卫兵砸了缅甸、印尼和印度三国大使馆，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969年4月党的九大报告引用了列宁的话：“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提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九大党章上写入打倒帝、修、反。1969年9月中旬开始紧急对苏备战，并开始调整中美关系。1973年毛主席向美国基辛格提出：“要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康生在1966年春接替邓小平领导中联部，“文革”开始后，他煽动中联部群众重点批判王稼祥“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以后又上纲为“三降一灭”。他把中联部的工作方针确定为“支左反修”。
康生主管中联部期间，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归侨干部受到严重迫害，下放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68年6月中央决定对中联部实行军管。1971年中央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耿飚大力平反了冤假错案，逐步健全各级机构，1973年申健、冯铉和张香山担任了副部长，以后李一氓和张致祥也先后任副部长。
耿飚部长对康生、“四人帮”一套有所抵制，拒绝了江青想把中联部主管的外文局出版的《人民画报》变成她宣传自己摄影作品的阵地。耿飚对矛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尽量采取应付办法，引起了江青不满。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召开中直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江青让中联部一名干部上台发言，指责中联部部长领导：不力，“批林批孔”死气沉沉，渴望江青能关心和指导中联部的运动；江青鼓掌，喊“好!好!”会后又不断对中联部煽风点火，反对耿飚。耿飚承受了十分巨大的压力。
1976年10月6日晚，在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席立即通知待命的耿飚去接管、监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耿飚控制电台后，又通知张香山、冯铉去电台负责审查稿件和监控广播，还调了中联部部分人员去协助工作，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贡献。
“文革”后中央关于对外工作战略思想的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中联部工作必须走出“支左反修”的死胡同，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中联部工作必须服从对外战略的全局。以下比较详细地谈谈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略思想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中联部工作调整的复杂性。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抓了中美建交、落实贯彻毛主席1973年和1974年提出的“一条线”、“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当时还肯定“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要立足于早打大打”。
1979年3月9日，中央批准并下发了中联部《建议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请示肯定了王稼祥1962年向中央所提重要意见“总的精神是正确的”，批判了康生等人以支持世界革命为幌子，搞四面临，打倒一切，三斗一多，随意给一些外国党扣上“修党”帽子。
198i年至1982年，中央外事小组会议多次强调“我们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外交上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要强调中、美有“战略关系”，“一条线”不要再讲了。
正当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处于僵局时，1982年3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提出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邓小平指示：向苏方传达信息，改善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必须：(一)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兵；(二)从阿富汗撤兵；(三)从苏中边境和蒙古边境撤兵。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标题，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后来他又明确说“独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共“十二大”报告还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
1984年5月，胡耀邦在欢迎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时讲：“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了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中央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政策有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个转变是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
1985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至少七次通过外国领导人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捎口信：如果苏联能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愿同戈会面。1989年5月，戈访华，邓小平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关于那场中苏大论战，邓小平说“双方讲的都是空话”。
调整党的对外联络工作
1977年华国锋主席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于1977年8月底起访华。铁托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英雄、国际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是1958年第一个被我党指责为现代修正主义，并被中断了党的关系。大论战发表的《九评》的第三评，指责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别动队”，“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发展私人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允许外国投资等)。
铁托访华后，李一氓和于光远、乔石率团赴南考察，肯定了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南两党恢复了关系，华国锋对铁托进行了回访并访问了罗马尼亚，引来了从中央到地力派代表团到南、罗访问、考察热潮。
华国锋曾多次说过：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对社会党要做些工作，同“修正主义党”为什么不能接触?中联部改变了中共只能同马列主义政党来往的传统观念。从1977年11月至1980年10月，向中央E送了四个请示，涉及对黑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对社会党(含社会民主党、工党)、对修正主义党做工作等。 从黑非洲开始，同亚、非、拉民族主义政党建立联系。1978年中联部接待了8个黑非洲国家的执政党代表团1979年12月4日起，吴学谦副部长突破“以苏划线”的框框，率党的代表团在70天内连续访问了10个黑非洲国家。有8个国家的总统会见了代表团，他们都足著名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代领导人。当时=怍洲的大多数国家实行一党制，加强党的联系，有利于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巩固，迎来了80年代中非友好的高潮。从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开始，我们同绝大多数西亚包括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建立了联系。中联部还加强了和还在进行斗争的南非、纳米比亚民族解放组织的联系，在政治、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同东南亚民族主义政党的来往，按请示精神放在稍后进行。1985年1月，钱李仁率团参加印度国大党(英)建党100周年活动。1986年12月，中联部应印共(马)邀请访印又同国大党(英)接触。随后国大党(英)、印共(马)、印共和全印前进同盟派出重要代表团访华，为1988年12月拉·甘地总理成功访华做了重要的舆论和政治准备，促进了印中关系的改善。这是时隔34年后首次印度总理访华。同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也建立了联系。
拉美不少国家实行多党制的两方议会制度。1979年3月，申健副部长率团参加墨西哥革命制度党50周年庆祝活动，1980年9月，委内瑞拉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总书记访华，接着张致祥进行了回访。经过十年左右时间，差不多南美所有执政党和重要的在野党都同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拉美政党工作的特点有：(一)一般先同执政党来往，再同在野党来往。这样，不管哪个党上台都有利于两国的友好关系。(二)重视深交朋友、做人包括前总统的工作。在访华的外宾中，至少有6人后来当选为总统。(三)重视做未建交国家政党的工作。我国同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乌拉圭的建交，政党工作都起了促进作用。
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关系。20世纪70年代，有12个社会党是西欧国家执政党或参政党。发展党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关系。1981年2月，应胡耀邦邀请，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三个月，他当选为法国总统。
社会党中最有影响的是西德社会民主党。该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1969年出任西德总理后，大力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苏联与东欧)和解”的新东方政策，主张维护和平、缓和国际局势、裁军，同我们“一条线”战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有较大分歧。经过双方近两年的来往接触，勃兰特于1984年5月访华。胡耀邦在欢迎宴会上发表《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讲话，赞扬了勃兰特“多年来为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进行的不懈努力”。1985年10月，应勃兰特邀请，我率代表团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召开的“第二次裁军与发展会议”，会议由勃主持，代表团接触了奥地利总理西诺瓦茨、瑞典总理帕尔梅和芬兰总理索尔萨等。到1989年，我们同40多个社会党有不同方式的联系。
同“修正主义”党恢复关系的最大困难是双方在“一条线”问题上的分歧。其中包括对越南、古巴问题的分歧，因为反美侵越和支持古巴革命曾是各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接触、互访，1980年4月，有160多万党员、1000多万选票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访华，接着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也访华，恢复了党的关系。胡耀邦在同他们会谈中提出了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建立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基础上”，之后并写入了“十二大”党章。以后又扩大为适合于同其他各类政党的关系。
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中共同南共恢复关系后，由于当时战略全局的限制，中联部只同东德和匈牙利两党的国际部进行低层次的接触。1986年10月至1988年5月，东德、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五国党的总书记应邀访华。1987年赵紫阳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了五国。1988年、1989年、1991年先后同古巴、蒙古、越南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同罗马尼亚党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同朝鲜党的关系在1983年到达了一次高峰，3月金正日来访，9月金日成到大连同邓小平、胡耀邦达成了重要的军事协议。
我们调整同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关系经历了很跃的复杂、细致的工作。我们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受到有关国家的关注。1990年，印尼和新加坡分别同我国复交或建交。我国同邻国睦邻友好关系得到加强。
加强研究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总结经验，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中联部加强了研究工作，还设立过“理论小组”。1982年后曾试图清理中苏大论战问题，写出过一批文章，没有定稿。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同澳共(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
1986年起，各业务局包括离退休同志，撰写了约30份《战后国际共运重大事件》专题资料，为2004年部里出版《国际共运重大事件选编》提供了重要素材，留下了一段重要历史。
1987年开始，中联部把中央关切的研究苏联和尔欧国家的改革和形势急剧变化的趋势，作为部的首要工作，明确了调研工作不仅要为对外联络工作服务，而是要为中央服务，努力当好中央的参谋。这是一个需要专门回顾的问题。
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要为打破美国、西方制裁服务
1989年美国插手很深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实施了多年的严厉制裁，企图孤立中国、“以压促变”。西方国家议会和政党(特别是社会党)纷纷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美国带头停止副部长以上人员同中国互访，军事上对我国实施武器禁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都停止了。
中联部首先决定推迟以交流协会名义邀请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团七月初访华。
中联部在中央外事小组会议上提出：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相辅相成。党的对外工作不仅是中联部的任务，也是全党的任务。我们请尽量多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出访和接待外宾，充分利用老朋友关系，积极通过政党外交为避免孤立、打破西方制裁服务。当时遇到的紧急问题就是6月20日“社会党国际”要召开18次代表大会。我们获悉大会将通过谴责中国、禁止成员党同中国来往的决议。为此中联部请有关驻外使馆拜会了九个重要的社会党负责人做工作，中联部直接打电话请社会党老朋友帮忙。结果这次大会没有通过专门的反华或约束成员党同中国来往的决议。同年9月底，日本社会党派代表 团来北京参加国庆。11月法周社会党派全国副书记来华了解情况。
1990年9月，应意大利、奥地利社会党邀请，我率团访问了两国。在意大利会见了社会党领衲、前总理克拉克西和意总理安德雷奥蒂(天民党人)。安1991年访华，是欧共体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在奥地利会见J，老朋友、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费舍尔(现任总统)。他安排会见人民党负责人、内政部长。1991年11月，李淑铮应邀参加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第32次代表大会。西班牙在放松对华制裁方面走在西欧前面。
大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的政党的关系、1989年7月6口，我们邀请访朝的印度国大党总书记阿扎德顺访中国，他成了刚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会见的第一个贵宾。南亚国家一些著名政治家先后应邀访华，如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努·布托夫人、斯里兰卡自由党班达拉奈克夫人(原总理)、孟加拉民族主义党领导人卡·齐亚夫人(总理)、孟加拉人民联盟主席哈西娜(后任总理)。同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也建立了联系。我党的出访代表团很多，我们虽没有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执政党邀请，但通过“过境”、“逗留”方式，拜访了执政党，建立了联系和来往。
我们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同时，1990年至1992年邀请了以色列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工党派团访华，为1992年1月中、以两国建交做了舆论和政治准备。1990年3月，吴学谦副总理要我和非洲局许庆善随同参加纳米比亚独立和努乔马总统就职典礼，此访主要目的是签署两国建交协议。但一直到吴学谦离境那天，我国驻纳代表处仍未得到纳外交部回音。当即派许庆善去飞机场，许在欢送各国政要人群中看见了努乔马，大喊了一声“努乔马同志!”努立即过去同许热烈拥抱，并决定了在机场同吴学谦签署建交协议。
1991年乔石访问了叙利亚、突尼斯，李瑞环访问了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乌干达，宋平访问了巴基斯坦。这是中联部第一次组织中央政治局常委出访亚非国家。
1992年3月，李淑铮访问了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老朋友、委内瑞拉佩雷斯在重新当选总统后，1989年7月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互免外交和公务签证的协议。我在1989年11月访问委内瑞拉时，佩雷斯说：你们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在访问巴西时，巴西总统、议长、各政党主要领导人都友好地会见我们。1989年11月，老朋友、阿根廷临时参议长爱·梅内姆率阿正义党代表团访华，杨尚昆主席会见时，梅不顺西方压力，邀请杨访阿。阿根廷的邀请，推动了其他拉美同家邀请，1990年5月，杨尚昆出访了阿根廷等拉美五国，对打破西方制裁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0年4月，交流协会邀请日本自民党国际局长爱知和男访华，他回国后邀请中联部访日。我于7月初率团访日，在会见前首相竹下登，前副首相金丸信，外相、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等“三大长”和社会党、公明党、社民联三党党首时，他们都表示应恢复对中国的日元贷款。海部俊树首相在会见时说，他7月10日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将积极主张“不应孤立中国”的立场。随后他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8100亿日元)。1990年海部首相访华，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发达国家政府首脑。日本在发达国家放松制裁中国的问题上开了个好头。
在法国社会党政府准备对台出售大量先进武器时，1991年3月，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党)总书记朱佩(后担任外长、总理)应邀进行了友好访问。
如上所述，中联部把西方对华制裁的“危机”变成“机遇”，把党的对外工作定位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联络工作成为全党的任务。
1993年后，党的对外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瑞蔚)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后，尽管力量很小，仍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东南亚一些共产党革命。1949年11月，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武装斗争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
1951年1月16日，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少奇指示：“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国家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帮助决定党的路线。”王稼祥很快就在中央统战部二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中联部。建部后的主要工作有：(一)同苏共一起或单独为有关周边国家的共产党起草有关武装斗争的纲领、政策或宣言。中国建立了马列学院第一分校和第二分校等学院，帮助培训干部，1960年全部撤销。(二)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联络，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三)协调我国援助越南抗法和建设的顾问团，做了大量工作。
1953年起调整支持武装革命的政策
1953年起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同年朝鲜停战。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的日内瓦会议达成越南南北分治等协议。会议休会间隙，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中缅、中印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有幸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名义去日内瓦工作，增长了见识。
1953年9月，中联部提出建议，指出：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日本行不通。1954年，中、苏两党建议缅共、马共在条件成熟时，以合法斗争代替武装斗争；1955年12月，马共同马来亚当局和平谈判，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没有达成协议。王稼祥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指出：“应当正确地应用马列主义、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经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于亚洲各国的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56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前来。我曾被部里借调来接待摩洛哥、比利时代表团。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赫在大会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中央特别重视的是赫提出要改变“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途径”、有可能通过“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获得政权。我党后来一再指责这是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论。“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在全世界引起了反苏、反共的高潮，我党发表了两篇文章，1956年10月，我党又帮助苏共处理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57年1 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提出：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中苏大论战起重新强调武装革命
1958年中、苏两党在“共同舰队”和金门打炮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时苏联“不偏不倚”地表示“遗憾”，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访美后访华，双方大吵了一场，中苏分歧加剧。毛主席决定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0年4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二三篇文章，以南斯拉夫铁托为靶子，全面批判苏共，强调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我们的时代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列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批判了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等“修正主义”思想。
中苏两党的公开大论战开始了。论战的方式主要是：两党或多党会议(最重要的是1960年11月莫斯科81党会议)，双方发表义章、信件、照会，在会议起草小组上的争论。1960年7月，苏联决定撤退1390名在华专家。大论战最重要的反修文章是：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发表几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系统、全面、点名痛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九评》第九评总结了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把毛主席“防修、反修”的论述归纳为15条理论、政策，这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
大论战的结果是中苏两党在1966年3月后关系中断了，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中共同将近70个赞成苏共观点甚至主张中苏和解的共产党陆续中断了关系，我们大力宣传古巴革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两面武装斗争的旗帜，重新开始支持东南亚一些党的武装斗争，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战争，加强对拉美和非洲干部的培训和军训。1963年开始高规格接待一些支持中国观点的共产党代表团，最受欢迎和重视的是新西兰共产党和从老党分裂出来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还有巴西共产党以及新涌现出的“马列主义”小组织。“支左反修”开始了。
大论战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关于中联部究竟起什么作用，我同意张香山在建部40周年时写的文章所概括的：“着重了解各国党对中苏两党争论的意见，并为争论向中央提供材料。在接待来访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主要是应这些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介绍国际共运的争论情况，并对来中国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共产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着重介绍中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经验”此外，还参加一部分翻译方面的工作。
王稼祥试图纠“左”被指责为“修正主义”
1961年左右，国内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对外多面树敌。王稼祥心急如焚，经反复思考，于1962年初同中联部副部长、正副秘书长讨论、口授、起草、修改了近十个文稿。其中有王稼祥和刘宁一、伍修权联名上送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同志信这些文件和材料强调我国对外政策首先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服务，主要内容有：(一)要尽可能争取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二)对美帝的斗争要有限度、有分寸，避免把美帝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三)为了争取印度人民，要高举印中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四)对外国人民的革命应该积极支持，但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能作为推动别国革命的主力。
王稼祥主持起草的文件中有一份是《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主要精神是：要高举“维护和平”和“团结”的旗帜，避免给人造成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好战”、“反对裁军”的错误印象。我当时在世界青联总部工作，也被调回国参加检查，受到很大教育。
王稼祥受毛主席批判的导火索是1962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做法。会议后不久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华东组简报上批了：“可看，很好”简报讲：“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浣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 鲁斗得过分了，要‘和’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非、拉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1963年起，毛主席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批评了“三和一少”修正主义错误，点了王稼祥名；强调“正确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帝、革命的政党和派别。”王稼祥试图纠“左”的尝试失败了，离开了中联部的领导岗位。1974年1月25日含冤去世。
“文革”时“左”的思想达到顶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通用的话说，就是“外交服从革命”1967年发生了荒谬的“三砸一烧”事件：红卫兵砸了缅甸、印尼和印度三国大使馆，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969年4月党的九大报告引用了列宁的话：“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提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九大党章上写入打倒帝、修、反。1969年9月中旬开始紧急对苏备战，并开始调整中美关系。1973年毛主席向美国基辛格提出：“要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康生在1966年春接替邓小平领导中联部，“文革”开始后，他煽动中联部群众重点批判王稼祥“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以后又上纲为“三降一灭”。他把中联部的工作方针确定为“支左反修”。
康生主管中联部期间，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归侨干部受到严重迫害，下放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68年6月中央决定对中联部实行军管。1971年中央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耿飚大力平反了冤假错案，逐步健全各级机构，1973年申健、冯铉和张香山担任了副部长，以后李一氓和张致祥也先后任副部长。
耿飚部长对康生、“四人帮”一套有所抵制，拒绝了江青想把中联部主管的外文局出版的《人民画报》变成她宣传自己摄影作品的阵地。耿飚对矛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尽量采取应付办法，引起了江青不满。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召开中直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江青让中联部一名干部上台发言，指责中联部部长领导：不力，“批林批孔”死气沉沉，渴望江青能关心和指导中联部的运动；江青鼓掌，喊“好!好!”会后又不断对中联部煽风点火，反对耿飚。耿飚承受了十分巨大的压力。
1976年10月6日晚，在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席立即通知待命的耿飚去接管、监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耿飚控制电台后，又通知张香山、冯铉去电台负责审查稿件和监控广播，还调了中联部部分人员去协助工作，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贡献。
“文革”后中央关于对外工作战略思想的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中联部工作必须走出“支左反修”的死胡同，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中联部工作必须服从对外战略的全局。以下比较详细地谈谈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略思想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中联部工作调整的复杂性。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抓了中美建交、落实贯彻毛主席1973年和1974年提出的“一条线”、“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当时还肯定“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要立足于早打大打”。
1979年3月9日，中央批准并下发了中联部《建议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请示肯定了王稼祥1962年向中央所提重要意见“总的精神是正确的”，批判了康生等人以支持世界革命为幌子，搞四面临，打倒一切，三斗一多，随意给一些外国党扣上“修党”帽子。
198i年至1982年，中央外事小组会议多次强调“我们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外交上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要强调中、美有“战略关系”，“一条线”不要再讲了。
正当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处于僵局时，1982年3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提出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邓小平指示：向苏方传达信息，改善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必须：(一)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兵；(二)从阿富汗撤兵；(三)从苏中边境和蒙古边境撤兵。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标题，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后来他又明确说“独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共“十二大”报告还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
1984年5月，胡耀邦在欢迎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时讲：“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了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中央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政策有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个转变是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
1985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至少七次通过外国领导人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捎口信：如果苏联能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愿同戈会面。1989年5月，戈访华，邓小平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关于那场中苏大论战，邓小平说“双方讲的都是空话”。
调整党的对外联络工作
1977年华国锋主席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于1977年8月底起访华。铁托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英雄、国际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是1958年第一个被我党指责为现代修正主义，并被中断了党的关系。大论战发表的《九评》的第三评，指责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别动队”，“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发展私人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允许外国投资等)。
铁托访华后，李一氓和于光远、乔石率团赴南考察，肯定了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南两党恢复了关系，华国锋对铁托进行了回访并访问了罗马尼亚，引来了从中央到地力派代表团到南、罗访问、考察热潮。
华国锋曾多次说过：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对社会党要做些工作，同“修正主义党”为什么不能接触?中联部改变了中共只能同马列主义政党来往的传统观念。从1977年11月至1980年10月，向中央E送了四个请示，涉及对黑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对社会党(含社会民主党、工党)、对修正主义党做工作等。 从黑非洲开始，同亚、非、拉民族主义政党建立联系。1978年中联部接待了8个黑非洲国家的执政党代表团1979年12月4日起，吴学谦副部长突破“以苏划线”的框框，率党的代表团在70天内连续访问了10个黑非洲国家。有8个国家的总统会见了代表团，他们都足著名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代领导人。当时=怍洲的大多数国家实行一党制，加强党的联系，有利于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巩固，迎来了80年代中非友好的高潮。从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开始，我们同绝大多数西亚包括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建立了联系。中联部还加强了和还在进行斗争的南非、纳米比亚民族解放组织的联系，在政治、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同东南亚民族主义政党的来往，按请示精神放在稍后进行。1985年1月，钱李仁率团参加印度国大党(英)建党100周年活动。1986年12月，中联部应印共(马)邀请访印又同国大党(英)接触。随后国大党(英)、印共(马)、印共和全印前进同盟派出重要代表团访华，为1988年12月拉·甘地总理成功访华做了重要的舆论和政治准备，促进了印中关系的改善。这是时隔34年后首次印度总理访华。同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也建立了联系。
拉美不少国家实行多党制的两方议会制度。1979年3月，申健副部长率团参加墨西哥革命制度党50周年庆祝活动，1980年9月，委内瑞拉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总书记访华，接着张致祥进行了回访。经过十年左右时间，差不多南美所有执政党和重要的在野党都同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拉美政党工作的特点有：(一)一般先同执政党来往，再同在野党来往。这样，不管哪个党上台都有利于两国的友好关系。(二)重视深交朋友、做人包括前总统的工作。在访华的外宾中，至少有6人后来当选为总统。(三)重视做未建交国家政党的工作。我国同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乌拉圭的建交，政党工作都起了促进作用。
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关系。20世纪70年代，有12个社会党是西欧国家执政党或参政党。发展党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关系。1981年2月，应胡耀邦邀请，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三个月，他当选为法国总统。
社会党中最有影响的是西德社会民主党。该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1969年出任西德总理后，大力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苏联与东欧)和解”的新东方政策，主张维护和平、缓和国际局势、裁军，同我们“一条线”战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有较大分歧。经过双方近两年的来往接触，勃兰特于1984年5月访华。胡耀邦在欢迎宴会上发表《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讲话，赞扬了勃兰特“多年来为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进行的不懈努力”。1985年10月，应勃兰特邀请，我率代表团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召开的“第二次裁军与发展会议”，会议由勃主持，代表团接触了奥地利总理西诺瓦茨、瑞典总理帕尔梅和芬兰总理索尔萨等。到1989年，我们同40多个社会党有不同方式的联系。
同“修正主义”党恢复关系的最大困难是双方在“一条线”问题上的分歧。其中包括对越南、古巴问题的分歧，因为反美侵越和支持古巴革命曾是各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接触、互访，1980年4月，有160多万党员、1000多万选票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访华，接着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也访华，恢复了党的关系。胡耀邦在同他们会谈中提出了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建立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基础上”，之后并写入了“十二大”党章。以后又扩大为适合于同其他各类政党的关系。
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中共同南共恢复关系后，由于当时战略全局的限制，中联部只同东德和匈牙利两党的国际部进行低层次的接触。1986年10月至1988年5月，东德、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五国党的总书记应邀访华。1987年赵紫阳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了五国。1988年、1989年、1991年先后同古巴、蒙古、越南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同罗马尼亚党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同朝鲜党的关系在1983年到达了一次高峰，3月金正日来访，9月金日成到大连同邓小平、胡耀邦达成了重要的军事协议。
我们调整同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关系经历了很跃的复杂、细致的工作。我们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受到有关国家的关注。1990年，印尼和新加坡分别同我国复交或建交。我国同邻国睦邻友好关系得到加强。
加强研究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总结经验，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中联部加强了研究工作，还设立过“理论小组”。1982年后曾试图清理中苏大论战问题，写出过一批文章，没有定稿。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同澳共(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
1986年起，各业务局包括离退休同志，撰写了约30份《战后国际共运重大事件》专题资料，为2004年部里出版《国际共运重大事件选编》提供了重要素材，留下了一段重要历史。
1987年开始，中联部把中央关切的研究苏联和尔欧国家的改革和形势急剧变化的趋势，作为部的首要工作，明确了调研工作不仅要为对外联络工作服务，而是要为中央服务，努力当好中央的参谋。这是一个需要专门回顾的问题。
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要为打破美国、西方制裁服务
1989年美国插手很深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实施了多年的严厉制裁，企图孤立中国、“以压促变”。西方国家议会和政党(特别是社会党)纷纷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美国带头停止副部长以上人员同中国互访，军事上对我国实施武器禁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都停止了。
中联部首先决定推迟以交流协会名义邀请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团七月初访华。
中联部在中央外事小组会议上提出：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相辅相成。党的对外工作不仅是中联部的任务，也是全党的任务。我们请尽量多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出访和接待外宾，充分利用老朋友关系，积极通过政党外交为避免孤立、打破西方制裁服务。当时遇到的紧急问题就是6月20日“社会党国际”要召开18次代表大会。我们获悉大会将通过谴责中国、禁止成员党同中国来往的决议。为此中联部请有关驻外使馆拜会了九个重要的社会党负责人做工作，中联部直接打电话请社会党老朋友帮忙。结果这次大会没有通过专门的反华或约束成员党同中国来往的决议。同年9月底，日本社会党派代表 团来北京参加国庆。11月法周社会党派全国副书记来华了解情况。
1990年9月，应意大利、奥地利社会党邀请，我率团访问了两国。在意大利会见了社会党领衲、前总理克拉克西和意总理安德雷奥蒂(天民党人)。安1991年访华，是欧共体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在奥地利会见J，老朋友、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费舍尔(现任总统)。他安排会见人民党负责人、内政部长。1991年11月，李淑铮应邀参加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第32次代表大会。西班牙在放松对华制裁方面走在西欧前面。
大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的政党的关系、1989年7月6口，我们邀请访朝的印度国大党总书记阿扎德顺访中国，他成了刚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会见的第一个贵宾。南亚国家一些著名政治家先后应邀访华，如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努·布托夫人、斯里兰卡自由党班达拉奈克夫人(原总理)、孟加拉民族主义党领导人卡·齐亚夫人(总理)、孟加拉人民联盟主席哈西娜(后任总理)。同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等也建立了联系。我党的出访代表团很多，我们虽没有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执政党邀请，但通过“过境”、“逗留”方式，拜访了执政党，建立了联系和来往。
我们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同时，1990年至1992年邀请了以色列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工党派团访华，为1992年1月中、以两国建交做了舆论和政治准备。1990年3月，吴学谦副总理要我和非洲局许庆善随同参加纳米比亚独立和努乔马总统就职典礼，此访主要目的是签署两国建交协议。但一直到吴学谦离境那天，我国驻纳代表处仍未得到纳外交部回音。当即派许庆善去飞机场，许在欢送各国政要人群中看见了努乔马，大喊了一声“努乔马同志!”努立即过去同许热烈拥抱，并决定了在机场同吴学谦签署建交协议。
1991年乔石访问了叙利亚、突尼斯，李瑞环访问了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乌干达，宋平访问了巴基斯坦。这是中联部第一次组织中央政治局常委出访亚非国家。
1992年3月，李淑铮访问了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老朋友、委内瑞拉佩雷斯在重新当选总统后，1989年7月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互免外交和公务签证的协议。我在1989年11月访问委内瑞拉时，佩雷斯说：你们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在访问巴西时，巴西总统、议长、各政党主要领导人都友好地会见我们。1989年11月，老朋友、阿根廷临时参议长爱·梅内姆率阿正义党代表团访华，杨尚昆主席会见时，梅不顺西方压力，邀请杨访阿。阿根廷的邀请，推动了其他拉美同家邀请，1990年5月，杨尚昆出访了阿根廷等拉美五国，对打破西方制裁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0年4月，交流协会邀请日本自民党国际局长爱知和男访华，他回国后邀请中联部访日。我于7月初率团访日，在会见前首相竹下登，前副首相金丸信，外相、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等“三大长”和社会党、公明党、社民联三党党首时，他们都表示应恢复对中国的日元贷款。海部俊树首相在会见时说，他7月10日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将积极主张“不应孤立中国”的立场。随后他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8100亿日元)。1990年海部首相访华，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发达国家政府首脑。日本在发达国家放松制裁中国的问题上开了个好头。
在法国社会党政府准备对台出售大量先进武器时，1991年3月，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党)总书记朱佩(后担任外长、总理)应邀进行了友好访问。
如上所述，中联部把西方对华制裁的“危机”变成“机遇”，把党的对外工作定位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联络工作成为全党的任务。
1993年后，党的对外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