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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由英国马丁劳伦斯有限公司（位于伦敦西部1区GT.James街33号）出版的，32开本的小册子。以酱红为底色的封面上，套印着黄色的文字。除右上靠边竖排的书名为正楷繁体“赤色中华”四个汉字外，其余部位则横排英文。或大或小的英文字母共10行，前9行（译）为书名《赤色中华》，以及副题《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的报告》。下端横线外一行注明全书36页，另附地图，售价6便士。封底亦以酱红为底色，套印黄色英文，内容系该公司向读者推荐的系列书册书目。这个系列共6本书：崩斯著《卡尔·李卜克内西》，艾伦哈特著《今日托尔帕德尔》，W.Fox著《帝国化工》，伊利亚·爱伦堡著《苏联作家看越南》，罗伯特佩奇阿诺著《威廉·莫里斯》，以及Women著《法西斯战争》。除最末一本售价3便士外，其余各本售价均为6便士。
上述封面、封底设计可谓一奇。在色调运用上，承袭了中国文化传统，以红色象征喜庆、革新，渲染热烈，表达希望；以黄色体现尊贵、庄重，并与红色形成色调上的完美组合。在文字处理上，封面与封底上的书名、售价反映了出版商的进步倾向及大众情怀，乃至隐隐透露出它跟国际共运的某种联系。
书的内封（扉页）照例印有书名，但副题比封面上的多了些层次，交代了报告出笼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即：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与成就的报告；毛泽东主席于1934年1月22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发表。瑞金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时称“赤色首都”。有意思的还有，这个长副题把封面上的“发展的报告”延伸为“发展与成就的报告”，把国内惯称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称作“第二届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前一个改动，显然更能体现本书内容的逻辑，那便是：既有发展，就有成就；既有成就，就当有发展。后一个改动，则明显有使译作更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像西方称议会均以“届别”论，而“苏维埃”本身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
书的版权页标明此书于1934年9月出版，并声明：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从书的内封和版权页所记，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信中提到的以下事项，对考证这本小册子会有启发。其一，此前中共代表团已收到国内送去的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并且很快以该报告为主体，在莫斯科编辑出版了以《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为题的中文版图书（该报告居此书的第13页至100页）。这本书“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毛泽东的报告同时出版、同样装潢的，还有由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组成的、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的“一个小小的文集”。其二，中共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务必将（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及第二次苏大会的一切文件，报告，决议，记事，报纸，照片，小册子，书籍，杂志统统迅速送给我们，这里一切的同志，如得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尤其像二苏大会选举的名单，“在此地各报及各国党报以及我们的报纸都要发表宣传”；“各国党天天向我们要”，但因中共中央没有将名单送来，致使中共代表团“无法供给”。王、康希望中共中央以后“对于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宣传，特别加以注意”！
王、康的信让我们想到，马丁劳伦斯有限公司出版的《赤色中华》，很可能是由译者根据中共代表团提供的、毛泽东报告的中文版翻译的。该书的出版，当然也就可以看做是中共对于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宣传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正面反映中共及其领导创建的红军、红色政权，以及革命根据地（苏区）的真实情况而论，《赤色中国》是“首个用英文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成就的正式报道”，“它将成为一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文件”。这本书虽然要比埃德加·斯诺1937年也在英国出版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早三年，但后者风行各国，影响及今（当然，这与它的内容、体裁、风格有关），而前者却鲜为人知，甚至寂寂无闻。这或许可以说，《赤色中华》的出版本身，就堪称一奇。
该书的“引言”部分，以中国红军那几年在力量和组织上的壮大，成功击退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多次攻击（“围剿”），以及苏维埃地区拥有英国4倍多的面积的事实，肯定“苏维埃的权力和红军的管理不可能落到土匪手中”。因而，一些西方新闻记者把“共产党员”和“土匪”等同看待，以至把赤色中国妖魔化的做法，就严重违背了事实。毛泽东报告英文版的推出，正是为了以正视听，而存信史。
《赤色中华》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的报告》。由于该书重在反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与成就，所以它不仅将4万多字的报告原文摘编成2万来字（中文）的精编本，而且改动了报告的大纲。原来的报告大纲是：
（一）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二）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
（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府反对“围剿”的斗争；
（四）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实施，其中分为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对于反革命的镇压、劳动政策、土地革命、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文化建设、婚姻制度、民族政策等9项；
（五）苏维埃在粉碎五次“围剿”争取全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赤色中华》改动后的报告大纲是：
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
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在各方面的很可宝贵的经验；
红军的发展与巩固，以及中华苏维埃领土的扩展；
土地革命的加强；
劳动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妇女解放；
文化水平的提升。
按照这个改动了的报告大纲行文，《赤色中华》更集中、更突出、也就更鲜明地反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与成就。对照毛泽东报告的原文，我们不难看到这个英译本还是相当忠实于原作的。例如，英译本除略去报告原文中的第五部分外，其他各部分均按原文顺序依次展开。又如，英译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主要内容，尤其是相关数据和经验总结。
像这样用事实说话，来匡正和改变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误解、曲解、甚而诽谤攻击，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赤色中华的文本取向，当然也是该书一奇。
《赤色中华》的补充部分是《红军阔步前行》。这部分选录1934年7月6日在《国际新闻通信》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及《纽约时报》记者Hankow于同年6月2日在中国写的报道，记述中国红军在反击由德国将军和总参谋部官员训练、指挥的蒋介石军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中，取得的“新的、伟大的胜利”。这部分内容不多，但有两个看点：
一是突出表现了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在领导、指挥红军反“围剿”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国际新闻通信》中一文写道：“中国红军在中央地区的行动由朱德将军指挥。朱德是中国革命军队中最伟大的红军司令，他最早在德国接受过军事训练，之后加入到中国革命者的行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对抗那些法西斯将军的战术方面，他表现得像一个大师。”这是将近80年前，一个外国记者眼中的朱德形象。真是久违啊。
另一个看点是，《纽约时报》记者（抑或《赤色中华》编译者）在宣传由中国工人、农民组成的革命军队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同时，还不忘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民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结束了。”因为国内外反动势力还在联手镇压革命，所以中国工人农民、中国革命军队“急需所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等待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速援，这也是他们受之无愧的”。
无须多说，这种借助外媒以印证和补充毛泽东报告的做法，显然又是该书一奇。
最后，书末附有一则广告，用“这本小册子的重要补充”一语作提示，推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马丁劳伦斯普及本）。广告语写道：“准确介绍中华苏维埃，它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甚至更多。在新闻里，他们常常被妖魔化。这里有他们真正的法律和目标。”这也算该书一奇吧。
总而言之，《赤色中华》确实是一本值得深入研究、广为宣传的奇书，一份历久弥新的历史性文献。○
责任编辑 冷 波
上述封面、封底设计可谓一奇。在色调运用上，承袭了中国文化传统，以红色象征喜庆、革新，渲染热烈，表达希望；以黄色体现尊贵、庄重，并与红色形成色调上的完美组合。在文字处理上，封面与封底上的书名、售价反映了出版商的进步倾向及大众情怀，乃至隐隐透露出它跟国际共运的某种联系。
书的内封（扉页）照例印有书名，但副题比封面上的多了些层次，交代了报告出笼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即：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与成就的报告；毛泽东主席于1934年1月22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发表。瑞金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时称“赤色首都”。有意思的还有，这个长副题把封面上的“发展的报告”延伸为“发展与成就的报告”，把国内惯称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称作“第二届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前一个改动，显然更能体现本书内容的逻辑，那便是：既有发展，就有成就；既有成就，就当有发展。后一个改动，则明显有使译作更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像西方称议会均以“届别”论，而“苏维埃”本身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
书的版权页标明此书于1934年9月出版，并声明：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从书的内封和版权页所记，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信中提到的以下事项，对考证这本小册子会有启发。其一，此前中共代表团已收到国内送去的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并且很快以该报告为主体，在莫斯科编辑出版了以《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为题的中文版图书（该报告居此书的第13页至100页）。这本书“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毛泽东的报告同时出版、同样装潢的，还有由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组成的、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的“一个小小的文集”。其二，中共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务必将（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及第二次苏大会的一切文件，报告，决议，记事，报纸，照片，小册子，书籍，杂志统统迅速送给我们，这里一切的同志，如得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尤其像二苏大会选举的名单，“在此地各报及各国党报以及我们的报纸都要发表宣传”；“各国党天天向我们要”，但因中共中央没有将名单送来，致使中共代表团“无法供给”。王、康希望中共中央以后“对于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宣传，特别加以注意”！
王、康的信让我们想到，马丁劳伦斯有限公司出版的《赤色中华》，很可能是由译者根据中共代表团提供的、毛泽东报告的中文版翻译的。该书的出版，当然也就可以看做是中共对于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宣传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正面反映中共及其领导创建的红军、红色政权，以及革命根据地（苏区）的真实情况而论，《赤色中国》是“首个用英文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成就的正式报道”，“它将成为一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文件”。这本书虽然要比埃德加·斯诺1937年也在英国出版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早三年，但后者风行各国，影响及今（当然，这与它的内容、体裁、风格有关），而前者却鲜为人知，甚至寂寂无闻。这或许可以说，《赤色中华》的出版本身，就堪称一奇。
该书的“引言”部分，以中国红军那几年在力量和组织上的壮大，成功击退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多次攻击（“围剿”），以及苏维埃地区拥有英国4倍多的面积的事实，肯定“苏维埃的权力和红军的管理不可能落到土匪手中”。因而，一些西方新闻记者把“共产党员”和“土匪”等同看待，以至把赤色中国妖魔化的做法，就严重违背了事实。毛泽东报告英文版的推出，正是为了以正视听，而存信史。
《赤色中华》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的报告》。由于该书重在反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与成就，所以它不仅将4万多字的报告原文摘编成2万来字（中文）的精编本，而且改动了报告的大纲。原来的报告大纲是：
（一）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二）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
（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府反对“围剿”的斗争；
（四）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实施，其中分为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对于反革命的镇压、劳动政策、土地革命、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文化建设、婚姻制度、民族政策等9项；
（五）苏维埃在粉碎五次“围剿”争取全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赤色中华》改动后的报告大纲是：
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
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在各方面的很可宝贵的经验；
红军的发展与巩固，以及中华苏维埃领土的扩展；
土地革命的加强；
劳动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妇女解放；
文化水平的提升。
按照这个改动了的报告大纲行文，《赤色中华》更集中、更突出、也就更鲜明地反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与成就。对照毛泽东报告的原文，我们不难看到这个英译本还是相当忠实于原作的。例如，英译本除略去报告原文中的第五部分外，其他各部分均按原文顺序依次展开。又如，英译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主要内容，尤其是相关数据和经验总结。
像这样用事实说话，来匡正和改变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误解、曲解、甚而诽谤攻击，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赤色中华的文本取向，当然也是该书一奇。
《赤色中华》的补充部分是《红军阔步前行》。这部分选录1934年7月6日在《国际新闻通信》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及《纽约时报》记者Hankow于同年6月2日在中国写的报道，记述中国红军在反击由德国将军和总参谋部官员训练、指挥的蒋介石军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中，取得的“新的、伟大的胜利”。这部分内容不多，但有两个看点：
一是突出表现了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在领导、指挥红军反“围剿”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国际新闻通信》中一文写道：“中国红军在中央地区的行动由朱德将军指挥。朱德是中国革命军队中最伟大的红军司令，他最早在德国接受过军事训练，之后加入到中国革命者的行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对抗那些法西斯将军的战术方面，他表现得像一个大师。”这是将近80年前，一个外国记者眼中的朱德形象。真是久违啊。
另一个看点是，《纽约时报》记者（抑或《赤色中华》编译者）在宣传由中国工人、农民组成的革命军队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同时，还不忘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民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结束了。”因为国内外反动势力还在联手镇压革命，所以中国工人农民、中国革命军队“急需所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等待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速援，这也是他们受之无愧的”。
无须多说，这种借助外媒以印证和补充毛泽东报告的做法，显然又是该书一奇。
最后，书末附有一则广告，用“这本小册子的重要补充”一语作提示，推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马丁劳伦斯普及本）。广告语写道：“准确介绍中华苏维埃，它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甚至更多。在新闻里，他们常常被妖魔化。这里有他们真正的法律和目标。”这也算该书一奇吧。
总而言之，《赤色中华》确实是一本值得深入研究、广为宣传的奇书，一份历久弥新的历史性文献。○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