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中学时，同学说，你喜欢画画，将来一定能当像齐白石那样的大画家。我信了，于是花了几年的时间非要考上学；工作之后，师长和同事说，你有绘画天赋，坚持做就一定能画好。我信了，于是很认真地把艺术当了回事儿。虽然很清楚这些话是鼓励胜过赞美，但还是让我感到了艺术家存在的意义。
或许每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判断都有坚持，所以才会频繁出现争论。这种判断，有的是来自大学的非正常教育；有的是得益于经典的哲学思想；或是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然后再与自身的日常经验相联系产生碰撞。当然也有某种极端的固执已见。所有这些，对于艺术家而言，都会体现在其作品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语言的表达上。虽然艺术越来越注重于个人的内心表述，但是艺术评价的缺位也容易使价值判断失衡，造成话语权被无限放大。每天乐此不疲地“谈经布道”，追逐既得利益的学霸们，仍在安享无知与无识的喜悦，这倒也成了目前中国艺术的一道风景。
我喜欢从个人的学习经历和生活体验中选择切入艺术的方式，说不上是不是刻意而为之。作为师长的王焕青和乔晓光，早在1985年，就给了我最初介入民间美术的暗示和影响。那时候，正值“三五美术新潮”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他们和段秀苍三个人在衡水成立了“米羊画室”，旨在转换民间艺术的造型元素，使艺术样式具有民族特性，以区别广为流行的模仿西方现代艺术之风。虽然自己当时对此似懂非懂，但多年来，它的确是始终影响着我的整个艺术学习过程，包括对艺术的理解、态度、观点甚至是思维方式。
从吸收民间艺术的样式到艺术设计的学习，再走向用西方油画形式表现个人观点，有许多难解的问题。比如平面因素和空间关系的协调、中国文化的心理暗示和西方哲学形而上的意识流变等等。对我而言，正是由于版画语言的活力，才会在两者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版画的学习和研究，得益于李颜鹏、靳保平和杨峰三位先生。李颜鹏对现实关注的执著，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靳保平所透出的儒雅之风，暗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杨峰对事件的敏感和富有见地的观点，折射出现代艺术家思考的方位。他们代表了版画艺术的不同方面，现实的、传统的、观念的。这都使我的人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受益匪浅，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创作思维的变化。在这个延续的过程中，版画让我理清了艺术的一些内在关系，也明确了版画仅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的意义。
理想是每个人都有的，尤其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拨人，虽然我并不喜欢分代的说法，但他们的确与之前和之后的人区别很大。其所经历的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互交错的时期，内心比较矛盾，起码我是属于这类人。如果去仔细想社会现实的状况，中国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在社会层面上，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溶解；在个人方面，意愿、志向、理想、野心、生存常常被搅和在一起，分不清明确的倾向和是非。
我在西安生活了十余年，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座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积淀很深的城市，也无法逃脱现代文明的侵蚀，已变得面目全非。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相互交错而出现的失衡状态，带给我更深的思考。来西安多年，早就想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和语言来表达对西安传统历史文化的理解，对这座城市的理解。风情的、传统的、具象的，都不是恰当的切入点。直到2002年，当我运用构成学的理念，从历史文化延续发展的脉络中抽取比较典型的符号作为形象要素时，才有了系列作品——《城》，一组以彩墨为主的综合材料作品。以现代的思维方式整合传统的媒介材料，使语言具有逻辑性和表述的意义，它既体现了我的愿望诉求，也表达了我对西安这座城市的眷恋怀念之情，同时也成为了我对这段生活的纪念。
如果说这组作品仍有大文化情结，深陷历史并试图追问文明衰落的缘由的话，那么在2003：~2006年创作的《欲望》系列和《天缘》系列版画作品，则与个人生活经历有关，比较私人化。我关注女人，是因为女人不仅具有生物性的一面，如生理的、情感的，而且也是所有欲念的原点。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商业利益中，女人永远是不能回避的话题。比如家庭、理想、男女、权利、私欲、平衡、获取、价值等。这是我的态度，也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理想化的认识，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有距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葛，容易让思想产生扭曲，也就会有各种各样背道而驰的结果，《欲望》系列和《天缘》系列便是对这种结果的注解。
2007年开始创作《理想国》系列，它是《城》、《欲望》和《天缘》的延续和综合。此“理想国”非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它不是对于一个遥远理想国度和理想社会的向往，而是一个针对个人私欲的乌托邦理想。将理想抽象化，使之具有普遍性，可以延伸到不同人群。泛理想化则是把形形色色的人的理想情结抽取出来，试图运用精神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分解各种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改变时间的片段性。他们各自的希望、愿望或理想，都会因为具有乌托邦式情结，而变得荒诞和不具有现实性。
我关心个人思想意识形之于态的表现以及对其结果的理性评价，不去纠缠那些仅仅围绕版画被限制的语言特征所展开的任何讨论。更多的是注重在技术保证的前提下，强调版画的艺术性和绘画性。我们如果忽略版画的艺术性和绘画性，单从版画的技术语言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所有绘画形式都会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水墨、油画的材料也会产生肌理、痕迹，也可以运用不同材料介入。当然版画的印痕、肌理和手段以及对制作过程的预先设计，能够给其他艺术门类提供创造性的思维方法，这是版画自身的特点所致。
我想会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有过乌托邦式的理想情结。这种情结可以是理想的，也可以是现实的。乌托邦起初是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的，包括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及不可能的完美事物。但现在，它有时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
或许每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判断都有坚持，所以才会频繁出现争论。这种判断，有的是来自大学的非正常教育；有的是得益于经典的哲学思想；或是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然后再与自身的日常经验相联系产生碰撞。当然也有某种极端的固执已见。所有这些，对于艺术家而言，都会体现在其作品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语言的表达上。虽然艺术越来越注重于个人的内心表述，但是艺术评价的缺位也容易使价值判断失衡，造成话语权被无限放大。每天乐此不疲地“谈经布道”，追逐既得利益的学霸们，仍在安享无知与无识的喜悦，这倒也成了目前中国艺术的一道风景。
我喜欢从个人的学习经历和生活体验中选择切入艺术的方式，说不上是不是刻意而为之。作为师长的王焕青和乔晓光，早在1985年，就给了我最初介入民间美术的暗示和影响。那时候，正值“三五美术新潮”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他们和段秀苍三个人在衡水成立了“米羊画室”，旨在转换民间艺术的造型元素，使艺术样式具有民族特性，以区别广为流行的模仿西方现代艺术之风。虽然自己当时对此似懂非懂，但多年来，它的确是始终影响着我的整个艺术学习过程，包括对艺术的理解、态度、观点甚至是思维方式。
从吸收民间艺术的样式到艺术设计的学习，再走向用西方油画形式表现个人观点，有许多难解的问题。比如平面因素和空间关系的协调、中国文化的心理暗示和西方哲学形而上的意识流变等等。对我而言，正是由于版画语言的活力，才会在两者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版画的学习和研究，得益于李颜鹏、靳保平和杨峰三位先生。李颜鹏对现实关注的执著，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靳保平所透出的儒雅之风，暗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杨峰对事件的敏感和富有见地的观点，折射出现代艺术家思考的方位。他们代表了版画艺术的不同方面，现实的、传统的、观念的。这都使我的人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受益匪浅，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创作思维的变化。在这个延续的过程中，版画让我理清了艺术的一些内在关系，也明确了版画仅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的意义。
理想是每个人都有的，尤其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拨人，虽然我并不喜欢分代的说法，但他们的确与之前和之后的人区别很大。其所经历的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互交错的时期，内心比较矛盾，起码我是属于这类人。如果去仔细想社会现实的状况，中国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在社会层面上，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溶解；在个人方面，意愿、志向、理想、野心、生存常常被搅和在一起，分不清明确的倾向和是非。
我在西安生活了十余年，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座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积淀很深的城市，也无法逃脱现代文明的侵蚀，已变得面目全非。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相互交错而出现的失衡状态，带给我更深的思考。来西安多年，早就想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和语言来表达对西安传统历史文化的理解，对这座城市的理解。风情的、传统的、具象的，都不是恰当的切入点。直到2002年，当我运用构成学的理念，从历史文化延续发展的脉络中抽取比较典型的符号作为形象要素时，才有了系列作品——《城》，一组以彩墨为主的综合材料作品。以现代的思维方式整合传统的媒介材料，使语言具有逻辑性和表述的意义，它既体现了我的愿望诉求，也表达了我对西安这座城市的眷恋怀念之情，同时也成为了我对这段生活的纪念。
如果说这组作品仍有大文化情结，深陷历史并试图追问文明衰落的缘由的话，那么在2003：~2006年创作的《欲望》系列和《天缘》系列版画作品，则与个人生活经历有关，比较私人化。我关注女人，是因为女人不仅具有生物性的一面，如生理的、情感的，而且也是所有欲念的原点。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商业利益中，女人永远是不能回避的话题。比如家庭、理想、男女、权利、私欲、平衡、获取、价值等。这是我的态度，也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理想化的认识，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有距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葛，容易让思想产生扭曲，也就会有各种各样背道而驰的结果，《欲望》系列和《天缘》系列便是对这种结果的注解。
2007年开始创作《理想国》系列，它是《城》、《欲望》和《天缘》的延续和综合。此“理想国”非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它不是对于一个遥远理想国度和理想社会的向往，而是一个针对个人私欲的乌托邦理想。将理想抽象化，使之具有普遍性，可以延伸到不同人群。泛理想化则是把形形色色的人的理想情结抽取出来，试图运用精神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分解各种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改变时间的片段性。他们各自的希望、愿望或理想，都会因为具有乌托邦式情结，而变得荒诞和不具有现实性。
我关心个人思想意识形之于态的表现以及对其结果的理性评价，不去纠缠那些仅仅围绕版画被限制的语言特征所展开的任何讨论。更多的是注重在技术保证的前提下，强调版画的艺术性和绘画性。我们如果忽略版画的艺术性和绘画性，单从版画的技术语言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所有绘画形式都会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水墨、油画的材料也会产生肌理、痕迹，也可以运用不同材料介入。当然版画的印痕、肌理和手段以及对制作过程的预先设计，能够给其他艺术门类提供创造性的思维方法，这是版画自身的特点所致。
我想会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有过乌托邦式的理想情结。这种情结可以是理想的，也可以是现实的。乌托邦起初是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的，包括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及不可能的完美事物。但现在，它有时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