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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52岁的浙江菜贩范国梁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只读过三年书的他，想重新修订先祖古籍。有人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有人认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梦想，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
1心存梦想 弃家旁听
“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不然我死不瞑目！”
3月7日，北京大学红三楼门前。“走了啊，小常。”一名教授和26岁的常俊曙打招呼。“您慢走。”常俊曙微笑着回应。等老师们全都离开办公楼，常俊曙将大门上锁，把办公楼各层巡视一遍，最后关上楼道的灯。
常俊曙是红三楼保安员，另一个身份是旁听生。每天下午5点至次日清晨，是常俊曙工作时段。“我喜欢北大，夜里在这上班，白天在这听课。”他说。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常俊曙，小时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上高中时，我的成绩其实不错，但临场发挥不好，只考上了大专。”毕业后，他当过代课教师，也干过苦力。但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时间读书”。两年前，征得父母同意后，常俊曙揣着1000元钱来到北大旁听。
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当兵退伍后，考过公务员，应聘过报社，但限于高中学历没能实现。为了生计，他到工地打工。没有住处，他就栖身在下水道里。躺在阴冷的管道，施经军常想起曾“红”过的那段时间。年轻时，他在老家浙江的村里办一份小报纸，报道村里团员工作和乡亲们的生活，4个版加一份副刊，内容都是自己采写。他还因此受到省领导的接见，“小村里受大领导接见是很荣耀的事。”
心怀文学梦，身处工地中，结婚生子的施经军曾数次提出到北京闯一闯，都未实现。39岁那年，想为自己的文学梦最后一搏，施经军对妻子说：“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不然我死不瞑目！”
“先去看看”，几乎是所有到北京高校旁听者敷衍家人的话。今年2月，52岁的范国梁来到北大当旁听生。在浙江老家，他有3个孩子在上学，家里的菜摊也需要照看。因为家里穷范国梁只读了3年小学，辍学后与家人卖菜为生。
得知自己是宋代理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第28代孙后，范国梁迷上研究先祖范浚的古籍。放弃老家卖菜生意，范国梁带着一些积蓄和行李来京。临行时，他对妻子说“先去看看”，但他心里想好了两三年内不会回去。
跟年轻的旁听生不同，69岁的李文超说，他来北京高等学府旁听的目的，“只想学习知识，没有功利性，毫无旁念。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这位贵州的老人，2000年退休后，2001年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被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本科毕业后，他又连续5年旁听该校研究生课程。这次赴京，是到北大和清华旁听博士生课程。
2生活窘迫 “半工半读”
“那时最痛苦的事就是没钱，精神压力太大。”范国梁说。
嘴上说着“先去看看”，进了北大、清华的课堂，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但吃住等现实问题，也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常俊曙的1000元钱，到北京后很快就花完了。租了房子、买了电脑和各类生活用品，范国梁已花了8000多元。经济开始紧张的他，不好意思跟老家的妻子要钱，暂时接受朋友的支援。
找个工作，边打工边读书，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常俊曙找过很多单位，还被中介公司骗过钱。一次在北大校园里，他问起一名保安员是否招人，于是成了北大的保安。北大红三楼一楼的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里面不足4平方米，放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让常俊曙对现状很知足。
施经军初来旁听的日子，租住在北大吉永庄附近的一处平房，房租每月220元，只有5平方米，漆黑、阴冷，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那是房东家的储藏室，还用来养过狗。如今，施经军在北京找了一份企业内刊的工作，单位也给安排了住处，生活相对稳定。“单位的领导看过我写的文章，觉得我有才华，同意我和那些本科生一起被录用。”他说。2000多元的月薪，他把其中一多半寄给妻子，留下1000元用于生活。
相比上述两人，旁听生余云开更窘迫。28岁的他来自云南，2007年来京时，租住的是香山附近一间5平方米的平房，月租200元。距离大学较远，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乘车去学校，晚上9点半才回家。房东李云霞说，小房没有暖气，只有一张两尺宽的木床。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就是看书。“最难的时候一两天吃不上饭，我只能给弟妹打电话，让他们寄一些钱给我，或者找熟人借钱。”余云开说，他从不下馆子，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但不管怎样节省，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一个月也至少需要500元。
来京旁听已4个年头，余云开没有羽绒服，没有棉服，过冬只穿一件厚一些的夹克。他说自己极少得病，顶多就是小感冒，因为不能得病。“得病了就得买药、去医院，这些都得花钱。”余云开说，他在用信念支撑身体。
23岁的王小兵，2006年辞去工作，带着女友来京当旁听生，目标是考研。“女朋友为了陪我来北京，辞掉了工作。当时我想，要是考不上，我们就分手，不能耽误人家。”住在六郎庄的出租房里，王小兵边旁听边复习。没有工作，积蓄很快花完了，两人不得不去找兼职的工作。发传单、看管库房、做苦力、做电视购物销售员，用一个月一共1500元的收入苦撑。“那时最痛苦的事就是没钱，精神压力太大。”他说。
3身份特殊 倍感孤独
旁听生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
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一张每月400元的床位，是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他已是这里的名人，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来过一拨又一拨。但住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劝他回去养老，他不听，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跟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真难以理解。”
“孤独？我不孤独，我每天都去听课，晚上9点半才回来，一切都挺好，挺丰富的。”李文超回应记者问题时，言语间似乎在掩饰什么。多名旁听生说，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多，座位全满，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我们怕异样的眼神。”
事实上，和其他学生的年龄、基础、学历上的差距，注定旁听生们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而旁人的言语也常常不咸不淡。常俊曙说，吃住、读书、工作全在北大校园里，这里已经成了他的家，但是有的“家人”并不看好自己。去年，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北大校园里一名保安员说，队里知道常俊曙在考研保安员都会议论，“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
“白衣裹体，丰腴有致而受享万家；肚含甘蜜，敛聚芳香而夺人鼻目。才不外露，方显内涵；貌不惊人，却致众爱……已临辛卯元夕，余致君以贺，盼君忘忧。”红三楼的正门上贴着常俊曙送给大家的元宵节贺词。这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每到年节就写贺词，并认为这是一种展示自己的方式，希望得到更多人认可。如何面对孤独，破解孤独，施经军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着。虽然靠自己努力，他在一家公司得到编辑内刊的工作，但那些比他年轻、学历高的同事们并不怎么愿意接近，甚至排挤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乡中年男人。
“我喜欢在不同的高校旁听，一间教室几十人的‘大课’，学生们之间也都不太熟，更没人知道我是谁。”这种群体性的陌生，让施经军坦然了许多，他主动和同学说话，向老师提问，课后通过邮件方式和老师沟通。他参加学校的英语沙龙、文学社，到国图听各种讲座，设法让生活丰富起来。
余云开的小出租房内，书籍等物品摆得满满当当。虽然有些不愿承认，但书籍间摆着的化妆品，还是“泄露”了他有个女朋友。他承认，女友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两个除夕，余云开自己在出租房度过，他坦言想家，“不是没想过回家尽孝，我觉得我还年轻，还能多学东西、做点事情。”
4“代价太大” 出路在哪？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来京高校旁听需理性考虑。
离家时，范国梁跟妻儿未说明来京当旁听生，“如今家乡媒体报道我了，妻子肯定知道了，可她没问，我也不说。”虽然觉得并非长久之计，他还是决定“先拖着吧”。
但出路又在哪里？无论已旁听15年的柳哲，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思考和选择。王小兵通过旁听和复习，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他说，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但代价太大了，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
得知王小兵的经历，常俊曙很兴奋，“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搞学术。”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专业课全都及格了，但38分的英语成绩拖了后腿。“如果这次还没考上，就再考一年。”穿梭于北大、清华、人大、航天航空大学，施经军度过了4年。
已有文章见诸报纸的副刊，他觉得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近了，“我喜欢读《白鹿原》，我想写一部这样的著作，但我现在水平还不够，还得继续读书、努力。”余云开正在修改的一部书稿，12万字。此前寄给了多家出版社，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给了他回复，说稿子需要改。余云开现在间或去旁听，也辞去兼职工作，专心改稿。
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原则上，在北大旁听需要按照课程学分办理旁听证，但不少旁听人员不愿花钱办证，实际旁听生数量尚无统计数字。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可自学，可上网听远程教学，尤其是自身基础、经济条件和适应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要从自身条件考虑，否则生活压力大，旁听的负担太重。同时，旁听生们的水平参差不齐，选择的课程也只能是在自己知识领域内能够听得懂的课，住宿也都在校外，不像本校学生那样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旁听生身份的特殊性，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
(据《新京报》安颖/文)
1心存梦想 弃家旁听
“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不然我死不瞑目！”
3月7日，北京大学红三楼门前。“走了啊，小常。”一名教授和26岁的常俊曙打招呼。“您慢走。”常俊曙微笑着回应。等老师们全都离开办公楼，常俊曙将大门上锁，把办公楼各层巡视一遍，最后关上楼道的灯。
常俊曙是红三楼保安员，另一个身份是旁听生。每天下午5点至次日清晨，是常俊曙工作时段。“我喜欢北大，夜里在这上班，白天在这听课。”他说。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常俊曙，小时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上高中时，我的成绩其实不错，但临场发挥不好，只考上了大专。”毕业后，他当过代课教师，也干过苦力。但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时间读书”。两年前，征得父母同意后，常俊曙揣着1000元钱来到北大旁听。
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当兵退伍后，考过公务员，应聘过报社，但限于高中学历没能实现。为了生计，他到工地打工。没有住处，他就栖身在下水道里。躺在阴冷的管道，施经军常想起曾“红”过的那段时间。年轻时，他在老家浙江的村里办一份小报纸，报道村里团员工作和乡亲们的生活，4个版加一份副刊，内容都是自己采写。他还因此受到省领导的接见，“小村里受大领导接见是很荣耀的事。”
心怀文学梦，身处工地中，结婚生子的施经军曾数次提出到北京闯一闯，都未实现。39岁那年，想为自己的文学梦最后一搏，施经军对妻子说：“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不然我死不瞑目！”
“先去看看”，几乎是所有到北京高校旁听者敷衍家人的话。今年2月，52岁的范国梁来到北大当旁听生。在浙江老家，他有3个孩子在上学，家里的菜摊也需要照看。因为家里穷范国梁只读了3年小学，辍学后与家人卖菜为生。
得知自己是宋代理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第28代孙后，范国梁迷上研究先祖范浚的古籍。放弃老家卖菜生意，范国梁带着一些积蓄和行李来京。临行时，他对妻子说“先去看看”，但他心里想好了两三年内不会回去。
跟年轻的旁听生不同，69岁的李文超说，他来北京高等学府旁听的目的，“只想学习知识，没有功利性，毫无旁念。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这位贵州的老人，2000年退休后，2001年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被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本科毕业后，他又连续5年旁听该校研究生课程。这次赴京，是到北大和清华旁听博士生课程。
2生活窘迫 “半工半读”
“那时最痛苦的事就是没钱，精神压力太大。”范国梁说。
嘴上说着“先去看看”，进了北大、清华的课堂，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但吃住等现实问题，也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常俊曙的1000元钱，到北京后很快就花完了。租了房子、买了电脑和各类生活用品，范国梁已花了8000多元。经济开始紧张的他，不好意思跟老家的妻子要钱，暂时接受朋友的支援。
找个工作，边打工边读书，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常俊曙找过很多单位，还被中介公司骗过钱。一次在北大校园里，他问起一名保安员是否招人，于是成了北大的保安。北大红三楼一楼的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里面不足4平方米，放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让常俊曙对现状很知足。
施经军初来旁听的日子，租住在北大吉永庄附近的一处平房，房租每月220元，只有5平方米，漆黑、阴冷，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那是房东家的储藏室，还用来养过狗。如今，施经军在北京找了一份企业内刊的工作，单位也给安排了住处，生活相对稳定。“单位的领导看过我写的文章，觉得我有才华，同意我和那些本科生一起被录用。”他说。2000多元的月薪，他把其中一多半寄给妻子，留下1000元用于生活。
相比上述两人，旁听生余云开更窘迫。28岁的他来自云南，2007年来京时，租住的是香山附近一间5平方米的平房，月租200元。距离大学较远，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乘车去学校，晚上9点半才回家。房东李云霞说，小房没有暖气，只有一张两尺宽的木床。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就是看书。“最难的时候一两天吃不上饭，我只能给弟妹打电话，让他们寄一些钱给我，或者找熟人借钱。”余云开说，他从不下馆子，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但不管怎样节省，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一个月也至少需要500元。
来京旁听已4个年头，余云开没有羽绒服，没有棉服，过冬只穿一件厚一些的夹克。他说自己极少得病，顶多就是小感冒，因为不能得病。“得病了就得买药、去医院，这些都得花钱。”余云开说，他在用信念支撑身体。
23岁的王小兵，2006年辞去工作，带着女友来京当旁听生，目标是考研。“女朋友为了陪我来北京，辞掉了工作。当时我想，要是考不上，我们就分手，不能耽误人家。”住在六郎庄的出租房里，王小兵边旁听边复习。没有工作，积蓄很快花完了，两人不得不去找兼职的工作。发传单、看管库房、做苦力、做电视购物销售员，用一个月一共1500元的收入苦撑。“那时最痛苦的事就是没钱，精神压力太大。”他说。
3身份特殊 倍感孤独
旁听生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
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一张每月400元的床位，是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他已是这里的名人，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来过一拨又一拨。但住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劝他回去养老，他不听，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跟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真难以理解。”
“孤独？我不孤独，我每天都去听课，晚上9点半才回来，一切都挺好，挺丰富的。”李文超回应记者问题时，言语间似乎在掩饰什么。多名旁听生说，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多，座位全满，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我们怕异样的眼神。”
事实上，和其他学生的年龄、基础、学历上的差距，注定旁听生们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而旁人的言语也常常不咸不淡。常俊曙说，吃住、读书、工作全在北大校园里，这里已经成了他的家，但是有的“家人”并不看好自己。去年，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北大校园里一名保安员说，队里知道常俊曙在考研保安员都会议论，“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
“白衣裹体，丰腴有致而受享万家；肚含甘蜜，敛聚芳香而夺人鼻目。才不外露，方显内涵；貌不惊人，却致众爱……已临辛卯元夕，余致君以贺，盼君忘忧。”红三楼的正门上贴着常俊曙送给大家的元宵节贺词。这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每到年节就写贺词，并认为这是一种展示自己的方式，希望得到更多人认可。如何面对孤独，破解孤独，施经军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着。虽然靠自己努力，他在一家公司得到编辑内刊的工作，但那些比他年轻、学历高的同事们并不怎么愿意接近，甚至排挤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乡中年男人。
“我喜欢在不同的高校旁听，一间教室几十人的‘大课’，学生们之间也都不太熟，更没人知道我是谁。”这种群体性的陌生，让施经军坦然了许多，他主动和同学说话，向老师提问，课后通过邮件方式和老师沟通。他参加学校的英语沙龙、文学社，到国图听各种讲座，设法让生活丰富起来。
余云开的小出租房内，书籍等物品摆得满满当当。虽然有些不愿承认，但书籍间摆着的化妆品，还是“泄露”了他有个女朋友。他承认，女友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两个除夕，余云开自己在出租房度过，他坦言想家，“不是没想过回家尽孝，我觉得我还年轻，还能多学东西、做点事情。”
4“代价太大” 出路在哪？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来京高校旁听需理性考虑。
离家时，范国梁跟妻儿未说明来京当旁听生，“如今家乡媒体报道我了，妻子肯定知道了，可她没问，我也不说。”虽然觉得并非长久之计，他还是决定“先拖着吧”。
但出路又在哪里？无论已旁听15年的柳哲，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思考和选择。王小兵通过旁听和复习，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他说，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但代价太大了，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
得知王小兵的经历，常俊曙很兴奋，“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搞学术。”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专业课全都及格了，但38分的英语成绩拖了后腿。“如果这次还没考上，就再考一年。”穿梭于北大、清华、人大、航天航空大学，施经军度过了4年。
已有文章见诸报纸的副刊，他觉得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近了，“我喜欢读《白鹿原》，我想写一部这样的著作，但我现在水平还不够，还得继续读书、努力。”余云开正在修改的一部书稿，12万字。此前寄给了多家出版社，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给了他回复，说稿子需要改。余云开现在间或去旁听，也辞去兼职工作，专心改稿。
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原则上，在北大旁听需要按照课程学分办理旁听证，但不少旁听人员不愿花钱办证，实际旁听生数量尚无统计数字。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可自学，可上网听远程教学，尤其是自身基础、经济条件和适应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要从自身条件考虑，否则生活压力大，旁听的负担太重。同时，旁听生们的水平参差不齐，选择的课程也只能是在自己知识领域内能够听得懂的课，住宿也都在校外，不像本校学生那样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旁听生身份的特殊性，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
(据《新京报》安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