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用地域定义

　　想象一下，七个时髦的年轻人，在迷雾缭绕的黄山山峦中游荡，依稀听见一个声音，一首挽歌在哼唱：我注定要失去他，我们的星座也不相称。
　　还有一个时尚的都市青年和一个乡村女孩，在芦苇丛生的湖上，在古老的渔船上伤感地爱着对方，听着熟悉的中国民谣《留兰》：舍不得的泪儿花花，像那落下山的霞光，静静的小船上，站着一位留兰姑娘。看着两个在海滩上相恋的人，他们在马车里，在一匹白马上，画面突然翻转到他俩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坐在逃离失事海船的木筏上，拼命挣扎求生。多愁善感的音乐，正由穿着西服的乐手们在黄海边的石头上优雅地演奏。
　　没有电影工业精准的剪辑叙事，也不必被戏剧化的情节调弄情绪，这些在放映机里诗意且超现实的光影由艺术家杨福东创造，他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以影像艺术而闻名。他精于运用长镜头场景与黑白摄影，用极简而碎片化的叙事来呈现社会现实与中国传统意象、现代电影文化之间的比照。
　　杨福东出生于1971年的北京军队大院，童年时代，他在每周三组织的露天放映中看苏联与国内的战争片。最有趣的是露天电影大多设在大型打靶场，有九到十个连队在那里练兵。电影开场的二十分钟前，部队的人会唱起歌，有时几个连还相互斗唱。露天电影院从来都是随时进入的剧场，天色自然暗下去，小孩子们在幕布前面调皮地来回跑，来回看。杨福东看的更多是录像带。父母工作单位有港台武打电影，像《蛇形刁手斗螳螂》，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霍元甲》《上海滩》《阿信》《血疑》等等，杨福东至今仍是一个“电视剧迷”，电视剧的观看经验是大众而私人的，它可以发生在独处的空间里，却又同步在千家万户中。大学时代，杨福东来到杭州，在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油画。他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海外，大师与经典之作迅速弥补了他的渴望。《美国往事》《巴黎最后的探戈》《雾中风景》，他也看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安哲罗普洛斯。但他当时看的录像带是黑白的，因为全掉色了。杨福东成长中的观影，是拾级而上的，在尚未动手创作之前，他没有困在技术的陷阱里，反而越过了许多藩篱，更注重影像本身的试验性。

　　很少有人认为杨福东是一名北京的艺术家，在地域特性十分明显的艺术江湖里，他并不属于哪个阵营。芝加哥艺术大学教授，策展人巫鸿也认为，杨福东很难被地域、流派或者年代等词汇概括。1994年春天，还在杭州求学的他决定三个月内不与任何人说话，制造了216个小时的沉默。2013年的多屏影像装置作品“轻轻地推门而进，或站在原地”，是杨福东脱离了自己熟悉的创作语境，首次在海外创作的作品。他来到一座炎热的阿拉伯城市沙迦，用镜头探讨了人类在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试图去探索和认知一瞬间的心里状态。“它是如此真实/一个遥远而亲切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相像/有如梦里/轻轻的推门而进/或站在原地”。生活在别处，对杨福东来说，是一种在自我放逐中确立自我的姿态。

知识分子内核

　　1997年，杨福东把拍摄的第一部长片电影《陌生天堂》的故事设置在梅雨季的杭州：一个与人疏远的天堂里，有个他称之为“小文人”的人物，曾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半个学者。小文人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杰作，因为不敢面对平淡的生活，开始自我怀疑继而不断地寻求医生诊断。电影是用黑白胶片拍摄，如同水墨的另类演绎，《小城之春》里久违的传统美学似乎在此时复苏了。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意境都是特别美好的，包括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还有传统国画里的留白。当水墨画在纸上，留下的那一片空白，反而是最富于想象的，很多美的东西在里面。”
　　杨福东在拍摄中途因为没钱停了下来，只能到上海一家做游戏的法国公司当美术设计谋生。后得到策展人的赞助，才使作品得以在2002年完成。次年他又参加了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从此开始了在国际艺术展览上的穿梭表演。同是那个时期，杨福东还创作了摄影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表现的是一个流血的穿西服的男人独自一人站在空旷的街头，他威胁着要扔出砖块，但是那里并没有他要报复的明确对象。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解读杨福东作品中的高频词汇。这个词还在杨福东的代表作品《竹林七贤》（In The Seven Intellectuals）中出现。这部充满神秘色彩的作品，全片分五部分，片长近五小时，并于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作全片首映。多年来，竹林七贤的故事借诗词、音乐与水墨画传诵至今，描绘一个由玄学清谈、吟诗作赋、彈唱对弈、品茗饮酒体现的古代乌托邦。以“竹林七贤”的故事为蓝本，杨福东作品中的“七贤”成为一群年轻和迷失的都市人，在中国新兴的城市化中寻找方向，是寻找自我的意义。同样是黑白摄影，《竹林七贤》以对白简单、色调凝炼、动作富感染、叙事缓缓展开而闻名，影像于观者留下的印象，仿佛画笔在画纸留下的痕迹。“通常我的影像作品是没有剧本的，只是有一个大致的创作提纲。希望是一种有一定准备，同时又是不确定的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创作的一种方法。很多时候是现场即兴的改编和调整，这种不确定会对影像的创作有所期待。有时候模糊也是一种确定。其实在东方美学里，一直有一种意会的状态。有时候，现实也是一种很真实的存在，希望能够发生一些意想不到‘奇迹’。”

　　乔瓦尼·欧祖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