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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花卉“四君子”（梅、兰、竹、菊）之一的菊花是我国传统名花，有许多别名，如黄花、秋菊、节花、鞠、金蕊、甘菊、金英等。它不仅供观赏，美化环境，而且用途广泛，能食，能药、能酿、能饮。它那千姿百态的花朵，清隽高雅的香味，万锦云霞的色彩使无数人倾倒。它不畏寒霜欺凌的气节正是中华民族奋进向上，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
我国栽培菊花历史已有3000多年，最早记载可见之于《周官》《埤雅》。在《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之说，这说明当时的菊花为野生，花都是黄色。不管是被列为五经之一的《诗经》，还是大诗人屈原的《离骚》都有菊花的记载。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不解之缘。菊花是中国文化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有关古籍记载来看，我国的菊花栽培的初期是以食用和药用为目的的。《神农本草经》云：“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西京杂记》云：“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人们把它当作滋补药品，相互馈赠，称之为“长寿酒”。此种习俗久盛不衰。
四川是菊花栽培历史悠久的省份之一，而且起步很早。因为四川离秦朝首都咸阳很近，而当时的咸阳曾出现过菊花展销的盛大市场，这种市场的兴起对推动四川菊花的栽培应有作用。据有关典籍记载，至迟在三国时期，四川的菊花栽培就已相当普及，“蜀人多种菊，以苗可入菜，花可入药，园圃悉植之，郊野人采野菊供药肆”。宋代，菊花栽培很盛，由于培养及选择技术的提高，以及专门研究的兴起，从而成为使菊花从药用转为园林观赏的重要时期。大文豪苏东坡的《赵昌寒菊》诗云：“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园艺事业的发展，菊花栽培也日益壮大发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赏菊》诗云：“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且聆和平共处日，愿将菊酒解前仇。”抒发了朱老渴望和平，消除不解之仇，渴望人民幸福的真诚愿望。陈毅元帅的《秋菊》诗云：“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赞美了菊花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总之，四川在中国菊文化的历史长廊中占有重要的一页，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四川的一批艺菊者为抢救、恢复、培植、发展我国菊花的优良品种作出了贡献，其功不可没。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吴应祥教授编著的《菊花》一书中曾指出：“民国以来，菊花品种大批失散，已无正式文献可查。”这是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地大物博的中国依旧在痛苦中呻吟。后来虽然建立了新中国，但是由于几十年的战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菊花栽培必不可免地受到摧残。抗日战争时期，被全国艺菊者视为艺菊基地的北京、上海相继沦陷，艺菊者纷纷逃难，人们朝不保夕，流离失所，他们平日辛勤培育的菊花良种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拯救我国菊花的历史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当时的大后方四川，特别是四川成都的—批艺菊者身上，而成都也一度成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菊花栽培的当然基地。
成都的菊花栽培历史悠久，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涌现出的一批艺菊者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成就，他们的《艺菊实验录》也弥补了民国时期“已无正式文献可查”的缺陷。成都的艺菊者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艺菊的实干家，有朱懋先、黄柱臣、凤岐峰、翟九皋、翟集成、马少垣、赵景模、陈佐卿、王佑均、赵景黔等人。他们艺菊都是亲自动手，对菊花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和造诣，将艺菊作为自己的事业。
第二类是政界、军界的艺菊赏菊者，如民国初年任专员的裴铁侠、师长乔仲权、师长谢德堪等。这些人一般不亲自动手栽培，都雇有数量不等的花工，而且常常从上海、北京甚至日本以重金引种，品种不错。尽管艺菊水平远不及第一类人，但菊花鉴赏水平也不错。由于有权有势，因此对成都艺菊多多少少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保留了北京、上海沦陷区的相当数量的优良品种。
第三类是学界人士，如四川大学教授郑瞻韩、杨开渠、刘开渠，华西大学教授方叔轩等。这些人都是利用课余时间自行栽种。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因此艺菊的水平也不低（如刘开渠，他本人就是著名雕塑家，鉴赏水平极高），但规模都不大。
不难看出，成都当时的艺菊者是以第一类人为主的，其中又以朱懋先最为突出。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先生在欣赏了朱懋先栽种培育的菊花后曾赋诗云：“已谢闲名但饮茶，余园坐隐老朱家。自畦百亩勤浇灌，夜起持灯照菊花。”朱懋先在这批艺菊者中财力最雄厚。他谢绝仕途，一心扑在艺菊上，因而规模最大。除了他本人亲自动手外，还请了数名花工。在他的指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地培育菊花。每年，他的菊花栽培达万余株，品种不下1000，光是桂蕊就有100余种，颜色有金红、紫、黄、白和其他杂色，形态多变。除桂蕊外，朱懋先的菊花以深色花最著名，有深紫、墨紫、金红、朱砂香菊和其他各色，瓣形由粗笔管筒瓣到毛线粗筒瓣，片瓣从四五厘米宽的到扭丝那样细的，最小的花径只有三四分大，有的像个小绒球……当然其他艺菊者也各有特色：黄柱臣的菊花，其特点是瓣长而宽，其中以粗筒瓣最多；翟九皋的菊花以疏落有致的钩瓣、软瓣最为突出；马少垣培育的白色菊最多，以白貂裘最著名，这种菊花发育最完全，见不到蕊，包括花心都是纯白，无一点绿色。
赏菊，一直是我国长期流传的民俗习惯，远从中国帝王宫廷、将相王侯和各地的平民百姓，近至当今我国的城市农村的人民群众，每当秋风萧瑟，菊花会、菊展和菊市等多种多样的赏菊活动便纷纷举行。当时的成都也不例外，除了一年一度的少城公园菊展外，尤数朱懋先的菊展规模大，很有影响。菊花将开，朱懋先就同花工一道从菊花园移菊花几千株于自家庭院中，无偿地为市民提供观赏的机会。每年这时候，他家宾客盈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观菊的人流中有民主斗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有川军著名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有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豫波，有四川的奇人、著名学者刘鉴泉，有当时中央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园艺系师生等。他们品菊、赏菊、评菊，在菊花的世界中交口赞誉，流连忘返，灵感在菊花的启迪下油然而生，于是吟诗，作画。刘豫波为教坛圣手，博通经史而擅古典诗赋楹联。他为朱懋先的菊花而激动，不仅赞誉其菊花，更推崇其为人。他题诗云：“先生号五柳，贤静得真铨。爱菊始成癖，东篱多古年。吾甥亦爱菊，与古称后先。虽无嗜酒口，却有傲霜肩。闭门常谢客，开径自留连。艺华质而秀，精神斯寄焉。分我瓶中花，秋灯照眼偏。诗怀知自淡，添此情妙缘。”著名篆刻家张实父的曲《锦缠道·观菊》云：“问先生你真堪，渊明后身，爱菊寄心情。便深宵也，菊畦秉烛巡行，这清高随与同素心。那尘嚣不愿多闻。兰树谢阶生，佳儿起，有才皆俊，秋容老圃荣。新样好，品题难尽，胜他家，万紫千红，锦堂春。”这些诗曲准确地评价了朱懋先艺菊的思想高度和境界，生动地描述了他艺菊的不辞劳苦、废寝忘食的精神。朱懋先自己作的词《东风第一枝·咏菊》是其对菊无比热爱的真实生动的写照：“老株存种，新籽变换。秋来同族花萼，红紫复彩缤纷。黄白绿色不寂寞，变态多姿别样妆，形象难捉。映斜月犹见精神，做霜不藏篱角。薄露凝，容颜更著，微风送，暗香又觉。含华迟放幽芳，潜存晚节长铄。格比苍松，且不随众芳摇落。还秉得秋金精气，却是延年妙药。”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朱懋先的艺菊，由此也培养造就了他的几位侄女成为当今全国有名的重彩工笔女画家，如朱佩君、朱纫君、朱炜君。当时由于菊花好品种很多，为了传给后人，1937年朱懋先打算让习画多年的几位侄女由其族弟朱竹修率领她们对花写生并从中选100种菊花作菊谱，称《百菊园》，完成后送法国印刷。1937年开始，朱懋先就亲自动手选菊花中最精粹的，插于瓶中，选好最佳角度，让侄女们双钩临摹，然后反复修改，定稿后绘于绢上，再用宋积粉法上色。有的深色花上色手续达十几道。菊谱在绘制过程中，大画家徐悲鸿、张大千都曾参观，交口赞誉，认为十分了不得，流传于世就能成派别。然而遗憾的是菊谱至今未成。因为抗战，成都时遇空袭，人们纷纷疏散；抗战胜利后又时局动荡，内战开始，直到1949年仅完成一半。新中国成立后准备继续画，但由于种种原因，又搁置多年。十年浩劫，底稿遗失。令人欣慰的是双钩写生稿被找回，成都市人民政府又拨专款支持该项工作的完成，可望不久正式出版发行。
民国时期成都艺菊者的辛勤栽培，对中国菊花的发展是出了大力的，这不容忽视。上世纪50年代中国邮电部发行的菊花邮票共八枚一套，绝大部分都是成都的品种。新中国成立后朱懋先将其一生辛勤培育的优良菊种全部无偿献给成都市人民公园，以后市人民公园又将这批菊种全部送到北京，其中精品被全国菊花邮票采用。
民国时期成都艺菊者的最大成就是成书于1946年的《艺菊实验录》，共四卷，第一卷培养，共四节；第二卷护植，共十四节；第三卷鉴别，共八节；第四卷播籽，共七节。该书是集体创作，参加者有朱懋先、马少垣、翟九皋、赵景黔，由朱懋先执笔。书成后，又由朱懋先亲手用小楷誊正两份，一份由其本人保管，一份交其侄儿朱炳先保管。该书是我国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珍贵的菊花栽培研究和经验总结的资料。虽然未经出版，但能历尽沧桑保存至今，乃是中国菊花界之大幸。尽管该书是四五十年前写成的，但其中的很多方面仍然值得今人借鉴。该书的《总叙》中的几段话十分耐人寻味，同时也真实地概括了成都艺菊者在当时全国艺菊同仁中的高水平。《总叙》云：“考《群芳谱》《花镜》所载，菊种略有百余种，各命以名。清末民初之时，南北各地艺菊专家沿袭搜罗，亦仅有百数十种尔。时成都讲求者甚少，视京、沪略逊。迨至民国五、六年之间，蜀中播籽盛行，选母护籽，同好辈年复竞播，历经廿年余不辍，种以数万计。初则十中选一，继则百择其一，送至千万种中乃得二三焉。”当时成都艺菊者的花是：“花大盈尺，小亦有五六寸，形态之妍丽，瓣类之诡异不一而足。以言色泽，则日光中所具者莫不咸备。斯乃可谓大观，较之京沪，亦不相上下矣。”该书的宗旨是“旧谱因当时种鲜，讲求未深，记载之法又不详细，且无播籽进境之方，殊难适用于今日矣。爰本录同人历二十余年经验所得，各言抒其见，集之为册，即命之曰实验录，是艺菊之津梁，护植之规则，同好者手执此册，玩索体会，不仅植菊之法事半功倍，而进境之妙谛，要亦可寻求也。”
董必武《赏菊》诗云：“名种菊逾百，花开丽且妍。秋容圃外淡，春意眼前旋。造化功谁与？勤劳智自专。赏心邀客共，歌咏乐延年。”民国时期的成都艺菊者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他们把菊花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专心致志，亲自动手，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我国的菊花栽培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艺菊实验录》是直接经验的总结，许多地方十分精到，是民国时期难得的菊花栽培的文献资料。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我国栽培菊花历史已有3000多年，最早记载可见之于《周官》《埤雅》。在《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之说，这说明当时的菊花为野生，花都是黄色。不管是被列为五经之一的《诗经》，还是大诗人屈原的《离骚》都有菊花的记载。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不解之缘。菊花是中国文化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有关古籍记载来看，我国的菊花栽培的初期是以食用和药用为目的的。《神农本草经》云：“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西京杂记》云：“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人们把它当作滋补药品，相互馈赠，称之为“长寿酒”。此种习俗久盛不衰。
四川是菊花栽培历史悠久的省份之一，而且起步很早。因为四川离秦朝首都咸阳很近，而当时的咸阳曾出现过菊花展销的盛大市场，这种市场的兴起对推动四川菊花的栽培应有作用。据有关典籍记载，至迟在三国时期，四川的菊花栽培就已相当普及，“蜀人多种菊，以苗可入菜，花可入药，园圃悉植之，郊野人采野菊供药肆”。宋代，菊花栽培很盛，由于培养及选择技术的提高，以及专门研究的兴起，从而成为使菊花从药用转为园林观赏的重要时期。大文豪苏东坡的《赵昌寒菊》诗云：“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园艺事业的发展，菊花栽培也日益壮大发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赏菊》诗云：“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且聆和平共处日，愿将菊酒解前仇。”抒发了朱老渴望和平，消除不解之仇，渴望人民幸福的真诚愿望。陈毅元帅的《秋菊》诗云：“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赞美了菊花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总之，四川在中国菊文化的历史长廊中占有重要的一页，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四川的一批艺菊者为抢救、恢复、培植、发展我国菊花的优良品种作出了贡献，其功不可没。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吴应祥教授编著的《菊花》一书中曾指出：“民国以来，菊花品种大批失散，已无正式文献可查。”这是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地大物博的中国依旧在痛苦中呻吟。后来虽然建立了新中国，但是由于几十年的战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菊花栽培必不可免地受到摧残。抗日战争时期，被全国艺菊者视为艺菊基地的北京、上海相继沦陷，艺菊者纷纷逃难，人们朝不保夕，流离失所，他们平日辛勤培育的菊花良种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拯救我国菊花的历史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当时的大后方四川，特别是四川成都的—批艺菊者身上，而成都也一度成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菊花栽培的当然基地。
成都的菊花栽培历史悠久，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涌现出的一批艺菊者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成就，他们的《艺菊实验录》也弥补了民国时期“已无正式文献可查”的缺陷。成都的艺菊者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艺菊的实干家，有朱懋先、黄柱臣、凤岐峰、翟九皋、翟集成、马少垣、赵景模、陈佐卿、王佑均、赵景黔等人。他们艺菊都是亲自动手，对菊花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和造诣，将艺菊作为自己的事业。
第二类是政界、军界的艺菊赏菊者，如民国初年任专员的裴铁侠、师长乔仲权、师长谢德堪等。这些人一般不亲自动手栽培，都雇有数量不等的花工，而且常常从上海、北京甚至日本以重金引种，品种不错。尽管艺菊水平远不及第一类人，但菊花鉴赏水平也不错。由于有权有势，因此对成都艺菊多多少少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保留了北京、上海沦陷区的相当数量的优良品种。
第三类是学界人士，如四川大学教授郑瞻韩、杨开渠、刘开渠，华西大学教授方叔轩等。这些人都是利用课余时间自行栽种。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因此艺菊的水平也不低（如刘开渠，他本人就是著名雕塑家，鉴赏水平极高），但规模都不大。
不难看出，成都当时的艺菊者是以第一类人为主的，其中又以朱懋先最为突出。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先生在欣赏了朱懋先栽种培育的菊花后曾赋诗云：“已谢闲名但饮茶，余园坐隐老朱家。自畦百亩勤浇灌，夜起持灯照菊花。”朱懋先在这批艺菊者中财力最雄厚。他谢绝仕途，一心扑在艺菊上，因而规模最大。除了他本人亲自动手外，还请了数名花工。在他的指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地培育菊花。每年，他的菊花栽培达万余株，品种不下1000，光是桂蕊就有100余种，颜色有金红、紫、黄、白和其他杂色，形态多变。除桂蕊外，朱懋先的菊花以深色花最著名，有深紫、墨紫、金红、朱砂香菊和其他各色，瓣形由粗笔管筒瓣到毛线粗筒瓣，片瓣从四五厘米宽的到扭丝那样细的，最小的花径只有三四分大，有的像个小绒球……当然其他艺菊者也各有特色：黄柱臣的菊花，其特点是瓣长而宽，其中以粗筒瓣最多；翟九皋的菊花以疏落有致的钩瓣、软瓣最为突出；马少垣培育的白色菊最多，以白貂裘最著名，这种菊花发育最完全，见不到蕊，包括花心都是纯白，无一点绿色。
赏菊，一直是我国长期流传的民俗习惯，远从中国帝王宫廷、将相王侯和各地的平民百姓，近至当今我国的城市农村的人民群众，每当秋风萧瑟，菊花会、菊展和菊市等多种多样的赏菊活动便纷纷举行。当时的成都也不例外，除了一年一度的少城公园菊展外，尤数朱懋先的菊展规模大，很有影响。菊花将开，朱懋先就同花工一道从菊花园移菊花几千株于自家庭院中，无偿地为市民提供观赏的机会。每年这时候，他家宾客盈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观菊的人流中有民主斗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有川军著名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有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豫波，有四川的奇人、著名学者刘鉴泉，有当时中央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园艺系师生等。他们品菊、赏菊、评菊，在菊花的世界中交口赞誉，流连忘返，灵感在菊花的启迪下油然而生，于是吟诗，作画。刘豫波为教坛圣手，博通经史而擅古典诗赋楹联。他为朱懋先的菊花而激动，不仅赞誉其菊花，更推崇其为人。他题诗云：“先生号五柳，贤静得真铨。爱菊始成癖，东篱多古年。吾甥亦爱菊，与古称后先。虽无嗜酒口，却有傲霜肩。闭门常谢客，开径自留连。艺华质而秀，精神斯寄焉。分我瓶中花，秋灯照眼偏。诗怀知自淡，添此情妙缘。”著名篆刻家张实父的曲《锦缠道·观菊》云：“问先生你真堪，渊明后身，爱菊寄心情。便深宵也，菊畦秉烛巡行，这清高随与同素心。那尘嚣不愿多闻。兰树谢阶生，佳儿起，有才皆俊，秋容老圃荣。新样好，品题难尽，胜他家，万紫千红，锦堂春。”这些诗曲准确地评价了朱懋先艺菊的思想高度和境界，生动地描述了他艺菊的不辞劳苦、废寝忘食的精神。朱懋先自己作的词《东风第一枝·咏菊》是其对菊无比热爱的真实生动的写照：“老株存种，新籽变换。秋来同族花萼，红紫复彩缤纷。黄白绿色不寂寞，变态多姿别样妆，形象难捉。映斜月犹见精神，做霜不藏篱角。薄露凝，容颜更著，微风送，暗香又觉。含华迟放幽芳，潜存晚节长铄。格比苍松，且不随众芳摇落。还秉得秋金精气，却是延年妙药。”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朱懋先的艺菊，由此也培养造就了他的几位侄女成为当今全国有名的重彩工笔女画家，如朱佩君、朱纫君、朱炜君。当时由于菊花好品种很多，为了传给后人，1937年朱懋先打算让习画多年的几位侄女由其族弟朱竹修率领她们对花写生并从中选100种菊花作菊谱，称《百菊园》，完成后送法国印刷。1937年开始，朱懋先就亲自动手选菊花中最精粹的，插于瓶中，选好最佳角度，让侄女们双钩临摹，然后反复修改，定稿后绘于绢上，再用宋积粉法上色。有的深色花上色手续达十几道。菊谱在绘制过程中，大画家徐悲鸿、张大千都曾参观，交口赞誉，认为十分了不得，流传于世就能成派别。然而遗憾的是菊谱至今未成。因为抗战，成都时遇空袭，人们纷纷疏散；抗战胜利后又时局动荡，内战开始，直到1949年仅完成一半。新中国成立后准备继续画，但由于种种原因，又搁置多年。十年浩劫，底稿遗失。令人欣慰的是双钩写生稿被找回，成都市人民政府又拨专款支持该项工作的完成，可望不久正式出版发行。
民国时期成都艺菊者的辛勤栽培，对中国菊花的发展是出了大力的，这不容忽视。上世纪50年代中国邮电部发行的菊花邮票共八枚一套，绝大部分都是成都的品种。新中国成立后朱懋先将其一生辛勤培育的优良菊种全部无偿献给成都市人民公园，以后市人民公园又将这批菊种全部送到北京，其中精品被全国菊花邮票采用。
民国时期成都艺菊者的最大成就是成书于1946年的《艺菊实验录》，共四卷，第一卷培养，共四节；第二卷护植，共十四节；第三卷鉴别，共八节；第四卷播籽，共七节。该书是集体创作，参加者有朱懋先、马少垣、翟九皋、赵景黔，由朱懋先执笔。书成后，又由朱懋先亲手用小楷誊正两份，一份由其本人保管，一份交其侄儿朱炳先保管。该书是我国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珍贵的菊花栽培研究和经验总结的资料。虽然未经出版，但能历尽沧桑保存至今，乃是中国菊花界之大幸。尽管该书是四五十年前写成的，但其中的很多方面仍然值得今人借鉴。该书的《总叙》中的几段话十分耐人寻味，同时也真实地概括了成都艺菊者在当时全国艺菊同仁中的高水平。《总叙》云：“考《群芳谱》《花镜》所载，菊种略有百余种，各命以名。清末民初之时，南北各地艺菊专家沿袭搜罗，亦仅有百数十种尔。时成都讲求者甚少，视京、沪略逊。迨至民国五、六年之间，蜀中播籽盛行，选母护籽，同好辈年复竞播，历经廿年余不辍，种以数万计。初则十中选一，继则百择其一，送至千万种中乃得二三焉。”当时成都艺菊者的花是：“花大盈尺，小亦有五六寸，形态之妍丽，瓣类之诡异不一而足。以言色泽，则日光中所具者莫不咸备。斯乃可谓大观，较之京沪，亦不相上下矣。”该书的宗旨是“旧谱因当时种鲜，讲求未深，记载之法又不详细，且无播籽进境之方，殊难适用于今日矣。爰本录同人历二十余年经验所得，各言抒其见，集之为册，即命之曰实验录，是艺菊之津梁，护植之规则，同好者手执此册，玩索体会，不仅植菊之法事半功倍，而进境之妙谛，要亦可寻求也。”
董必武《赏菊》诗云：“名种菊逾百，花开丽且妍。秋容圃外淡，春意眼前旋。造化功谁与？勤劳智自专。赏心邀客共，歌咏乐延年。”民国时期的成都艺菊者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他们把菊花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专心致志，亲自动手，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我国的菊花栽培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艺菊实验录》是直接经验的总结，许多地方十分精到，是民国时期难得的菊花栽培的文献资料。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