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和总经济师，陈兴动一年有3到4个月的时间在空中度过。但在很多资本市场研讨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虽然他总是行色匆匆。陈兴动未来的工作计划是当商业经济学家。但中国资本市场相应的发展显然过于缓慢。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创造商业经济学家生存的土壤。
　　
　　到今年，我在投行业已经工作到第12个年头。这个行业里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人并不多。我下一步希望从投行的最前线退下来，做一个商业经济学家。现在我是通过参与的业务了解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并且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将来我希望到大学讲课，或者进入一家国内机构，把我这些年的感受和经验告诉其他人。
　　经济学家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政治经济学家，一类是理论经济学家，一类是商业经济学家。这三类经济学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理论经济学家需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他们创造一个理论框架进行规范化研究，并且给别人提供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商业经济学家也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為什么”和“可能是什么”。与前两种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商业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实用经济学，需要为投资者指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投资者只能靠“可能是什么”来挣钱，不能靠“应该是什么”挣钱。现在，国内经济学家总是习惯于讲“应该是什么”，这是一种向上的讲话方式，对象是政府，不管政府听从与否，他们都不用承担责任。而商业经济学家的话可能会成为投资者的投资指引，因此他们将为此承担后果。
　　商业经济学家的出现依赖于市场形成很多平台，大大小小的投资者都能从中找到机会。商业经济学家主要依附于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所管理的投资组合非常庞杂，需要有人告诉他“应该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不过，尽管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与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多值得欣慰的地方，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当初我们所期望那种状态。
　　1994年，我们一批人在讨论资本市场的时候有很多期待，我们当时希望5年以后的中国资本市场能够成为真正的新兴资本市场，不但有中国人在投资，还要有世界资本进入，并且流通市值要占到GDP的80%左右。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希望中国资本市场的过量货币化能够相应放缓，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得到协调发展，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世界同一轨道。现在这些目标远远没有达到。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超过我们当时的想象，过程中牵涉到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的决策者步子变得滞拙，不敢那么坚定地往前迈，改革中的争论也更多。这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成长道路上的很多障碍，而障碍的克服并不像我们预计得那么快。
　　正是由于我们的市场还不是一个理性的市场，商业经济学家还没有生存的土壤。现在，市场的投资者有两种，一种认为自己已经具有判断能力，不但知道“应该是什么”，还知道“可能是什么”，所以不需要听别人的话；另一种是跟风股民，只想知道具体的操作方式，所以市场有股评家就够了。
　　我现在的工作对实现我的梦想会产生推动作用。通过和国外客户的接触，我为国内外资本市场搭建了一道桥梁。我也在推动法国巴黎百富勤参与QFII，把国外理性的观念带入到中国市场。同时，我到很多国内机构讲课，以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并且通过参加一些研讨会来用自己的观点影响其他人。经过这些努力，我相信做商业经济学家的梦想会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实现。看看台湾、新加坡和其他地区，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将来一定会有好的发展景象。如果让我再做一个梦想的推断的话，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会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大幅度地往前迈一步。到那个时候，我所说的商业经济学家或许就有了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