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访问欧洲时，引用五句中国诗词和一句德国格言回答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提问，《泰晤士报》用两个版把这六段诗章，连同采访内容一并刊出，而且五段中国诗句全部用中文；还将诗句作者的生活年代和背景都注释得清清楚楚，用半块版面登了一幅诗人屈原的水墨画像。
　　这个故事是温总理在11月13日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给作家和艺术家们听的。诗词歌赋脱口而出的中国总理与方块字诗词一同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展示了中国的另一个形象。
　　“创造经济奇迹”、“GDP增长多少多少”，这类描述中国的字句，在世界各大媒体上并不罕见。罕见的是，世界正慢慢发现一个全面发展的中国，发现这个行色匆匆追赶现代化的国度绝不单调，它并未因一心追求经济成就，遗忘了自己诗礼相传的传统。
　　最迫切的物质渴求在发展中得到满足之后，“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下一个当务之急。也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以更平静的心态去思考：真正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也只有这时候，才能意识到吃、喝、穿、住，在这繁茂芜杂的物质世界，不过是幸福的一个侧面；而人，必须在科学、文学、艺术、信仰诸领域全面发展，才有幸福可言。
　　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自信地想起，中国曾以诗礼之邦闻名于世，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过诗人、文学家如此崇高的地位。大白遗风传千代，“有井水处必有柳词”，几个世纪前，这里就是文学艺术最普及的地方。
　　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曾让我们怀疑：“是否就是这种爱好虚耗了时光，让科技水平停滞，经济发展迟缓?”好在随着国力增长，逐渐恢复的信心纠正了“效率”迷恋。今天不再有人否认这个常识：强国之所以成为强国，不光因为他们“船坚炮利”，还在于他们为世界奉献了《论自由》、《人间喜剧》、《纯粹理性批判》和《战争与和平》。
　　在“全面发展”的眼光下，文学艺术不是科学技术的对手，吟诗作赋不是发展经济的反义词。相反，人们相信社会经济的繁荣往往与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相辅相成。
　　这是一个需要杰作的时代。一方面，走向全面发展的人们在呼唤丰富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精神空间上占据的疆域，应当与它的物质影响力大体相称。前人创造的哲学、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与其他文明相较，毫不逊色。当代中国理应拿出世界级的杰作证明自己的崛起。
　　读者、作家以至决策者都为此殚精竭虑。温家宝总理在与出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谈心时表示，促进文艺事业发展仍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阐释了“双矿”方针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
　　这些新内涵包括：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学术自由、创作自由都得到鼓励；在艺术创作上提倡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设禁区。
　　在阐释“双百”方针时，温家宝尤其提到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文学艺术不仅是满足精神愉悦的“产品”，对于追求全面发展的国人，它还有另一重任务。
　　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是作为人类心灵的栖息地和道德灯塔。没有人能够将道德观强加于当代人，他们的道德观来自于内心的自省。而令人信服的道德观“生成”的过程，就是经典的诞生过程。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往往体现的是屈原、岳飞，文天祥、林则徐这些作者们伟大的人格。曾有学者提出，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就是以文史作品承载了那些千古不变的价值观，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信仰。在这个各民族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价值观多元的时代，帮助民众树立信仰，文学贵无旁贷。
　　关心民生疾苦，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这个讲和谐，提倡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改革成果的时候，更需要文学以其能打动心灵的特长，唤起多数人感恩、怜悯、慈爱的善良本性。这才是文化崛起的完整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