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财政大臣里西·苏纳克，做了首相约翰逊在前任财相萨义德·贾维德2月份被迫辞职之后想让他做的事情。在3月11日的预算中，苏纳克大开支出阀门，准备在未来5年实施2000亿英镑的刺激计划。
　　“……凯恩斯会批准这个预算。”《泰晤士报》政治评论员马修·帕里斯写道。而苏纳克3月17日宣布追加3500亿英镑支持新冠疫情期间的英国企业，更是广受赞扬。看起来，英国的财政政策在经历了多年的紧缩之后，终于恢复了合理性。
　　但我对最近的“回归凯恩斯”的故事颇有疑问，部分是因为新的转变引用凯恩斯主要是为了预算赤字。事实上，凯恩斯的算术也可以指向盈余。
　　首先，苏纳克为了保护面临新冠疾病的经济而抛出的3500亿英镑计划，完全不属于凯恩斯主义：任何政府都会自由地支出以帮助人民对抗疾病。即使是持紧缩立场的前保守党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也会承认这不属于平常时期。但凯恩斯会提出目前尚无人问及的问题：“我们怎么支付？”—我过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在此之前，让我们考虑苏纳克在预算日宣布的额外1750亿英镑未来5年公共投资。“公路、铁路、住房、宽带和资本项目投资占经济的比重，将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金融时报》兴奋地说，过去十年的减支操作戛然而止。显然，这似乎标志着凯恩斯时期财政主义的回归。但财政大臣和《金融时报》都没有解释这一财政导弹为何在现在点燃。
　　比如，苏纳克宣布未来5年将拨款25亿英镑用于填补英国公路上的5000万处坑洼。但这个项目为什么不在2010年开始呢？当时路面上的坑洼处更少，也有更多人可参与工程（因为当时英国失业率为8%，现在还不到4%）。正统的答案是2010年的政府“出不起钱”，但此后审慎的赤字削减政策让现在有了“财政空间”启动这项工程。这是无稽之谈。政府不存在因为自己施加的财政约束而出不起钱的问题，只存在能够调动多少实物资源的问题。
　　但路面坑洼的故事有一个重要寓意：财政刺激不但来得太晚，而且现在可能是错误的经济周期节点。预测家们指出，哪怕没有新冠病毒，英国也有可能步入衰退。偏偏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的财政实力，都不如十年前强。
　　政府过去40年一直在“抗击通胀”，一直警告说如果放松财政政策通胀将卷土重来，而如今，政府对这一风险视而不见了。但是，尽管“成本推动”的通胀在去中心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代确实不太可能成为问题，但在充分就业时期扩张需求仍会导致物价增长加速。因此，到了某个节点，政府就必须增加税收以阻止通胀。
　　这让我又回到了病毒上。约翰逊说，英国需要进入战争状态，其他领导人亦然，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法国说过同样的话。但战时经济是短缺经济，你不可能枪炮和黄油兼得。黄油必须搞配额制，以便生产更多枪炮。于是，问题变成了供不应求，而不是需求不足。
　　凯恩斯在其1949年的小册子《如何支付战争》中认识到了这一点。英国民用消费需要削减，要么通过更高的物價，要么通过更高的税收。凯恩斯支持大幅累进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97.5%），因为这比通胀“更公平”。他还想象，从最贫穷工人头上自动抽取的税收由政府在战后退回。
　　但愿新冠疾病大流行不会迫使今天的政府做出这一选择。但决策者应该开始思考如何支付这场特殊的战争；他们最好记得严格的凯恩斯算术。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