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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本身也面临着转型升级，不能越位、缺位、错位。
转型升级，是全国两会的热词之一。在经济减速与改革加速并行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转型升级来提供动力。
珠三角地区在转型升级方面有着较好的经验。前不久，围绕转型话题，《支点》记者对话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
政府不能越位、缺位、错位
《支点》：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与新常态一道提及的，少不了转型升级。作为我国经济主要增长极之一，珠三角对此感受可能更为深刻。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深圳、东莞早已制定了转型升级的战略，也正因为升级得早，才能从容应对。您认为，政府在转型升级中该如何作为？
王理宗：政府该如何作为，实际上是指政府职能的定位。对于政府职能，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定位，很难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形势下选择合适的做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进入一个新常态。在这个大趋势下，政府本身也要转型升级。政府该如何作为，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政府不能越位、缺位、错位。
《支点》：也就是说，政府不该管的领域和环节尽量不要去管，该管的地方就要管好。在您看来，哪些是政府该管的？
王理宗：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目标和方案。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就个人来说，我最期待政府进行三个转变：从企业型政府转向公共型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即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注重微观干预转向注重宏观调控。那什么是政府该做的呢？我觉得政府职能主要包括维护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私人的合法产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保障服务。至于市场自身可以处理的事情，尽量让市场去解决。
融资难阻碍企业转型
《支点》：以珠三角的经验来看，经济转型升级应遵循怎样的逻辑？
王理宗：经济转型升级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即产业转型与企业转型。在产业转型方面，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大力支持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从“一二三”转向“三二一”，推动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繁荣，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资产评估等等。而生活性服务业也需要转型升级，比如医疗、教育、餐饮应从“大一统”走向个性化、品牌化。
企业转型主要涵盖四个方面：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简单加工转向技术创新，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从“一条龙”转向专业分工。
归根结底，转型升级遵循一个逻辑，即由低向高，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要做的，就是制定宏观政策、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支点》：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的春节期间，我在珠三角、长三角调查用工情况时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对转型感到茫然，自嘲“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直到现在，这个现象依旧存在。
王理宗：企业转型是非常难非常难的事情，动力不足不想转，方向不明不会转，风险太大不敢转。从目前情况来看，最大问题是不敢转，症结在于缺乏资金支持，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也要以开放的心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工具。
三类企业主导未来世界
《支点》：创新与转型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莞松山湖有家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六个字——不创新毋宁死。引领未来潮流的，会是怎样的企业？
王理宗：未来，企业的行业界限将走向模糊，一家企业将具有多个行业的特质，比如腾讯既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也可以说是一家文化公司。这种趋势要求企业在每个特质方面都要做精，竞争力才会增强。否则，特质多却又不精，边际效应就会递减。
我看好三类企业，它们将主导未来的世界：一是平台型企业，比如阿里巴巴；二是投资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介入到各个领域，复星是这类企业的代表；三是高新技术生产型企业，比如华为。
《支点》：您平时和高新技术企业打交道，在粤企当中，哪些企业堪称创新榜样？
王理宗：总体上看，粤企是非常注重创新的。比如，腾讯具有强大的创新基因，它注重商业模式和科技的创新，从而形成集合式的创新，创造出引领时代潮流的崭新商业模式。
华为值得尊敬，表现在它具有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华为采取的员工持股制度让华为犹如一家“内部上市公司”，员工创造财富，也分享财富。
比亚迪开创了自主电动车先河，其销量进入全球电动车前十，它的创新精神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双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支点》：作为商会“领头羊”，您如何评价像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王理宗：其实在我们身边，社会组织无所不在，包括商会、志愿者协会、学术研究机构、慈善机构、社区服务组织等等，它的成熟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大家通常用GDP来衡量社会或地区的发展质量，这个标准不够准确、全面。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和影响力，也是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正进行着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组织是重中之重。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服务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文化、科技、教育、法律、慈善等各方面都能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为抑制危机的出现，缓解尖锐的矛盾，推动社会的和谐，将起到巨大作用。
最近几年来，政府也日益认识到社会组织作为政府战略合作伙伴的价值，出台多方面的政策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支点》：多位知名企业家介绍，最近您将出版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的著作。您称社会组织为“美丽的手”，这个比喻富有创新精神。 王理宗：有形的手是无法包打天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无形的手，虽然看不见，实际上是刀光剑影，竞争残酷。所以需要社会组织这双美丽的手，来弥补有形的手的不足，又可以安抚无形的手造成的伤害。这三双手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支点》：社会组织的“美丽”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
王理宗：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来观察社会组织，这只“美丽的手”都能画出诸多美丽的图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类似行业协会、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推动力不言而喻。从管理学角度来看，社会组织是对依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它能够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德信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社会组织体现的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可以推动社会的交流、互动与进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承担重要职能。
社会组织是善意的、温暖的、利他的，也就是美丽的，它能衡量出社会治理水平的强弱，也量度出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没有这只美丽的手，任何社会都是残缺的。
谁也没有给马云制定战略
《支点》：您刚才提到，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王理宗：是的。对市场最敏感的是企业，而对企业最了解的是社会组织中的商会协会。如果政府直接去管企业，有时候可能就是瞎子摸象。让商会协会对企业和行业进行指导服务，可以做到有的放矢。我们可以发挥牵线搭桥等作用，给企业去配置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金、市场、人才等等。
谁也没有给马云制定战略，马云就成功了。可是，国家鼓励新能源产业，却出现了行业的产能过剩。所以，宏观的方向性战略交给政府，中观的产业战略交给行业协会，微观的交给市场，这样各安其位，经济的齿轮方能链接正常，发挥最大效能。
《支点》：我查阅资料得知，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是我国第一家高科技领域的商会。能否谈谈商会服务企业的经验？
王理宗：现在我们的会员有广东、香港在内的企业6000多家，这6000多家会员中有100多家海内外上市公司，每年销售收入超过2万亿，有全国、省、市的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100多位。我们商会带领过万余人次的企业家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出海口、挺进中原。近年来，我们累计设立了6只基金，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推动了多家企业的海内外上市。
《支点》：我观看商会短片时，看到了一句话“定义未来格局，洞察发展方向”。您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践行这句话的？
王理宗：商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繁荣会展经济、组建控股集团、开展信用互助、协助政府制定行业规划、解决社会就业等等。我常常跟同事们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商会功能，也就是实现四种价值：平台价值、模式价值、方案价值和引领价值。平台价值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为企业搭架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模式价值旨在解决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案价值就是通过个性化方案的设计，使得公益价值由五元变为五千元，引领价值即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支点》：“一带一路”等战略正加快实施，这给我国商会“走出去”带来了机遇。
王理宗：欧美很多社会组织在我国设立了分支机构，我们也应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为我国企业搭建信息平台、生产要素平台、沟通平台等。政府应该将文化、技术、产品交流交给协会商会承担，尤其是文化交流，应该更多的依靠民间力量。实际上，我国更需要的是技术、文化、产能、资本的输出，而不只是单单的产品。
公益事业转型迫不及待
《支点》：公益性是社会组织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公益，也是当今社会的热词。公益价值怎么才能实现最大化？或者说，公益是不是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王理宗：我们所有人都有公益之心，但总体上缺乏公益之智。说到公益，大家总会想到捐钱，这是狭隘的、低层次的观念。当前我国处于转型期，公益也面临转型升级问题。所有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先转，正如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我国公益事业的转型也首先需要政府转型。政府垄断的公益资源越多，社会上所用的资源就会越少。公益只有做到民间、自愿、公开、透明，才能快速发展。
《支点》：很多企业、名人的捐赠被批评为一场“秀”。
王理宗：这也说明公益事业转型升级迫不及待，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由富人捐助转向平民捐助，由机构捐助转向个人捐助，由有形公益转向无形公益。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也不只是捐钱捐物，比如，很多学校考核学生，都要求要完成多少小时的公益劳动等等。（支点杂志2015年4月刊）
转型升级，是全国两会的热词之一。在经济减速与改革加速并行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转型升级来提供动力。
珠三角地区在转型升级方面有着较好的经验。前不久，围绕转型话题，《支点》记者对话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
政府不能越位、缺位、错位
《支点》：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与新常态一道提及的，少不了转型升级。作为我国经济主要增长极之一，珠三角对此感受可能更为深刻。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深圳、东莞早已制定了转型升级的战略，也正因为升级得早，才能从容应对。您认为，政府在转型升级中该如何作为？
王理宗：政府该如何作为，实际上是指政府职能的定位。对于政府职能，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定位，很难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形势下选择合适的做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进入一个新常态。在这个大趋势下，政府本身也要转型升级。政府该如何作为，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政府不能越位、缺位、错位。
《支点》：也就是说，政府不该管的领域和环节尽量不要去管，该管的地方就要管好。在您看来，哪些是政府该管的？
王理宗：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目标和方案。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就个人来说，我最期待政府进行三个转变：从企业型政府转向公共型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即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注重微观干预转向注重宏观调控。那什么是政府该做的呢？我觉得政府职能主要包括维护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私人的合法产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保障服务。至于市场自身可以处理的事情，尽量让市场去解决。
融资难阻碍企业转型
《支点》：以珠三角的经验来看，经济转型升级应遵循怎样的逻辑？
王理宗：经济转型升级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即产业转型与企业转型。在产业转型方面，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大力支持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从“一二三”转向“三二一”，推动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繁荣，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资产评估等等。而生活性服务业也需要转型升级，比如医疗、教育、餐饮应从“大一统”走向个性化、品牌化。
企业转型主要涵盖四个方面：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简单加工转向技术创新，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从“一条龙”转向专业分工。
归根结底，转型升级遵循一个逻辑，即由低向高，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要做的，就是制定宏观政策、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支点》：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的春节期间，我在珠三角、长三角调查用工情况时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对转型感到茫然，自嘲“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直到现在，这个现象依旧存在。
王理宗：企业转型是非常难非常难的事情，动力不足不想转，方向不明不会转，风险太大不敢转。从目前情况来看，最大问题是不敢转，症结在于缺乏资金支持，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也要以开放的心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工具。
三类企业主导未来世界
《支点》：创新与转型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莞松山湖有家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六个字——不创新毋宁死。引领未来潮流的，会是怎样的企业？
王理宗：未来，企业的行业界限将走向模糊，一家企业将具有多个行业的特质，比如腾讯既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也可以说是一家文化公司。这种趋势要求企业在每个特质方面都要做精，竞争力才会增强。否则，特质多却又不精，边际效应就会递减。
我看好三类企业，它们将主导未来的世界：一是平台型企业，比如阿里巴巴；二是投资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介入到各个领域，复星是这类企业的代表；三是高新技术生产型企业，比如华为。
《支点》：您平时和高新技术企业打交道，在粤企当中，哪些企业堪称创新榜样？
王理宗：总体上看，粤企是非常注重创新的。比如，腾讯具有强大的创新基因，它注重商业模式和科技的创新，从而形成集合式的创新，创造出引领时代潮流的崭新商业模式。
华为值得尊敬，表现在它具有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华为采取的员工持股制度让华为犹如一家“内部上市公司”，员工创造财富，也分享财富。
比亚迪开创了自主电动车先河，其销量进入全球电动车前十，它的创新精神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双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支点》：作为商会“领头羊”，您如何评价像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王理宗：其实在我们身边，社会组织无所不在，包括商会、志愿者协会、学术研究机构、慈善机构、社区服务组织等等，它的成熟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大家通常用GDP来衡量社会或地区的发展质量，这个标准不够准确、全面。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和影响力，也是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正进行着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组织是重中之重。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服务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文化、科技、教育、法律、慈善等各方面都能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为抑制危机的出现，缓解尖锐的矛盾，推动社会的和谐，将起到巨大作用。
最近几年来，政府也日益认识到社会组织作为政府战略合作伙伴的价值，出台多方面的政策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支点》：多位知名企业家介绍，最近您将出版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的著作。您称社会组织为“美丽的手”，这个比喻富有创新精神。 王理宗：有形的手是无法包打天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无形的手，虽然看不见，实际上是刀光剑影，竞争残酷。所以需要社会组织这双美丽的手，来弥补有形的手的不足，又可以安抚无形的手造成的伤害。这三双手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支点》：社会组织的“美丽”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
王理宗：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来观察社会组织，这只“美丽的手”都能画出诸多美丽的图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类似行业协会、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推动力不言而喻。从管理学角度来看，社会组织是对依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它能够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德信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社会组织体现的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可以推动社会的交流、互动与进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承担重要职能。
社会组织是善意的、温暖的、利他的，也就是美丽的，它能衡量出社会治理水平的强弱，也量度出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没有这只美丽的手，任何社会都是残缺的。
谁也没有给马云制定战略
《支点》：您刚才提到，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王理宗：是的。对市场最敏感的是企业，而对企业最了解的是社会组织中的商会协会。如果政府直接去管企业，有时候可能就是瞎子摸象。让商会协会对企业和行业进行指导服务，可以做到有的放矢。我们可以发挥牵线搭桥等作用，给企业去配置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金、市场、人才等等。
谁也没有给马云制定战略，马云就成功了。可是，国家鼓励新能源产业，却出现了行业的产能过剩。所以，宏观的方向性战略交给政府，中观的产业战略交给行业协会，微观的交给市场，这样各安其位，经济的齿轮方能链接正常，发挥最大效能。
《支点》：我查阅资料得知，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是我国第一家高科技领域的商会。能否谈谈商会服务企业的经验？
王理宗：现在我们的会员有广东、香港在内的企业6000多家，这6000多家会员中有100多家海内外上市公司，每年销售收入超过2万亿，有全国、省、市的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100多位。我们商会带领过万余人次的企业家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出海口、挺进中原。近年来，我们累计设立了6只基金，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推动了多家企业的海内外上市。
《支点》：我观看商会短片时，看到了一句话“定义未来格局，洞察发展方向”。您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践行这句话的？
王理宗：商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繁荣会展经济、组建控股集团、开展信用互助、协助政府制定行业规划、解决社会就业等等。我常常跟同事们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商会功能，也就是实现四种价值：平台价值、模式价值、方案价值和引领价值。平台价值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为企业搭架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模式价值旨在解决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案价值就是通过个性化方案的设计，使得公益价值由五元变为五千元，引领价值即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支点》：“一带一路”等战略正加快实施，这给我国商会“走出去”带来了机遇。
王理宗：欧美很多社会组织在我国设立了分支机构，我们也应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为我国企业搭建信息平台、生产要素平台、沟通平台等。政府应该将文化、技术、产品交流交给协会商会承担，尤其是文化交流，应该更多的依靠民间力量。实际上，我国更需要的是技术、文化、产能、资本的输出，而不只是单单的产品。
公益事业转型迫不及待
《支点》：公益性是社会组织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公益，也是当今社会的热词。公益价值怎么才能实现最大化？或者说，公益是不是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王理宗：我们所有人都有公益之心，但总体上缺乏公益之智。说到公益，大家总会想到捐钱，这是狭隘的、低层次的观念。当前我国处于转型期，公益也面临转型升级问题。所有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先转，正如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我国公益事业的转型也首先需要政府转型。政府垄断的公益资源越多，社会上所用的资源就会越少。公益只有做到民间、自愿、公开、透明，才能快速发展。
《支点》：很多企业、名人的捐赠被批评为一场“秀”。
王理宗：这也说明公益事业转型升级迫不及待，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由富人捐助转向平民捐助，由机构捐助转向个人捐助，由有形公益转向无形公益。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也不只是捐钱捐物，比如，很多学校考核学生，都要求要完成多少小时的公益劳动等等。（支点杂志2015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