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获得了社会普遍赞誉。但有两条新闻则让人充满了忧虑：一条新闻说西安一家国企用车补贴每月5300元，为该市最低工资的5倍；另一条新闻说，官员歪招避罚，专车落户下属机构，被查就称借用。
　　公车改革触动了享受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极可能去钻“社会化、市场化公务用车制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空子以“自肥”。我们需对这种“下有对策”保持高度警惕，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堵住相关空子。
　　“下有对策”之一就是发放高额交通补贴。在西安这家国企每月发放用车补贴5300元之前，一些率先车改的地方，交通补贴就已经很高，杭州车改后的补贴最高每月2600元，温州最高每月3100元，齐齐哈尔达最高每月4000元，辽宁省辽阳市甚至高达每年8万元……如果中央没有统一标准，毫无疑问将会变成另一场变相加薪。实际上，公众已经提出了鲜明的意见，公车改革应以“节约”为目标，老百姓上下班没有交通补贴，当官的为什么要有？
　　“下有对策”之二就是无限制报销。实际上，无论是否公车改革，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就存在这种现象，对没有专车的公务员，不分情况、不加核实，的士费、汽车票、火车票、飞机票统统可以报销，以至于个别人不管是本人的，还是亲戚朋友的，甚至购买用过的废票拿去报销。公车改革实行“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之后，如果没有配套的监督审核机制，这种现象就可能进一步泛滥和加剧。
　　“下有对策”之三就是贱卖国有资产甚至返租获利。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就意味着大量公车将出售，一些单位可能低价出售给内部职工，或者通过作弊以公开拍卖的形式贱卖给职工。有的单位职工于是再将这些公车集合起来，通过代理人，组织一个“社会化提供”机构，又以服务该单位为主进行公务用车，价格可能也会比一般市场价格高一些，形成变相的公务员经商和实质上的利用权力寻租。
　　“下有对策”之四就是将使用公车转嫁给下属机构或者权力能伸到的企业、社会组织。一些领导和公务员没有专车之后，可能会嫌社会提供的车辆档次不够，于是往往以“借用”为名，找分管单位或下属企业、社会组织，并实际上将车辆长期“据为己有”。而有些分管单位或下属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会刻意逢迎，主动解其“燃眉之急”，还为领导配备比原先要高档得多的新车。当然新闻中提到的将专车另行落户，也是一种“下有对策”。
　　“下有对策”之五就是买通“社会化提供”機构。有可能是买通后依然毫无节制，用车更方便、更高档；有可能是定向高价指定后，还要“社会化提供”机构逢年过节为用车单位返利，或者为单位职工发放“福利”；有可能是口头协议之后，公务员自家私车的油票、过路费、修理费等都得由“社会化提供”机构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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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在“下有对策”方面往往很具有创造性，除了这五种常见的“下有对策”之外，随着公车改革的推进，各种新的“下有对策”可能会层出不穷，各地、各单位也会相互“学习”。公车改革是否下决心、动真格，不仅需要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规定，还要根据“下有对策”的情况，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和明确标准，将节约落到实处，切莫变成更为难治的隐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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