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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刚、李冬君新著《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与先前的《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一样让人激动。我想，这两套书将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功能——它可能会引起中国社会史观的变化，而且是巨大变化。也许，这两套书是中国社会历史观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总是停滞不前】
每一个时代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历史观的转型。我国几千年来确定了五德终始式的历史观，要社会大众相信天命，服从管理。《二十五史》的记载举世无双，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后朝为前朝修史，将后朝起家夺权的行为修改得神圣，同时又极力丑化前朝。在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记载中，文化不见了，普通人不见了，历史的真实也不见了。
这样的历史认知方式，没有体制反思，更没有程序价值的发掘。历史就是一堆伦理道德故事。个人修养乃治国根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中国政治家几千年的至高修养模式。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总是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为什么高扬唯物主义史观的人们反而比不上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更注重体制建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不能不感叹，西方尽管没有《二十五史》，但他们对现代迷信防范得很紧。
我们长期封闭，逐渐形成了封闭式的循环历史观。近现代史上有多少愚昧的举动？！前段时间我在北师大京师公益讲堂与布莱尔（英国前首相）对话，谈到两百年前马戛尔尼来华的时候，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整体印象是：英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因为他们不会向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这一错误概念居然造成了后来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些盲目无知现象。现在，当中国人终于明白英国人的腿是“会打弯”的，这将对未来历史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呢？当时，布莱尔甚为感慨。
【公共政策方面，我们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传统历史其实多是粉饰太平，仅以乾隆时期马戛尔尼来华的那段史料为例，且不说清王朝整体如何，那时的中国社会在英国人眼里就是穷得一塌糊涂，穷得让英国人震惊。所谓的康乾盛世，盛在哪儿？老百姓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
刘刚、李冬君的《文化的江山》，开启了从文化角度而不是从帝王将相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历史，这样便发现了中国历史有着很辉煌的一面。中华民族的素质并不低，中华民族并非一个荒唐的民族，中华民族甚至很辉煌——但我们这套主流的历史文化把它切掉了，科举的文化把它切掉了。
文化的江山，其实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比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那个时代的农业百科全书，在世界农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因为不是王朝主流历史，不是科举的工具，就没人研究它，也不尊重它。而站在文化的江山这样的角度，就会发现它的价值。由此我们也可以感受中国文化的缺陷。就像现在最知名的大学，学生卫生间里普遍没有卫生纸，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普遍不研究普通人的普遍需求。这个文化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文化，天天惦记着“圣旨”，活在圣化里。
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归根结蒂，文化的、社会的才是主流，老百姓不管哪个王朝更替，都要种地吃饭，所以农耕技术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和王朝统治的关系，我们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就是很好的写照。
《通往立宪之路》则是另一部力作，重新审视清末时期的改革，从立宪的角度揭示清末的发展。作者把近百年的晚清历史纳入一个新的逻辑思维框架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大局。历史研究往往是很多资料摆出来，怎么排列组合，看起来是方法论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是知识的生产方式问题。
知识生产方式是我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注重个人的学习方式，很少注意机构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2010年我到美国参观智库，主要是看他们的知识分子如何工作，如何生产知识、加工知识。看了几十个智库（包括兰德公司）以后，我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公共政策方面，中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知识工作者都是手工式、神秘化的操作方式，每个人都在自己那块自留地上耕作，一点点抠，还要保密，这与几千年前的士人知识有什么两样？现代知识更强调工程性，美国并不提倡总统要认真看书学习，相反，总统的休假则是相当重要的。美国智库最后送给白宫的咨询报告，只给总统看3句话，总统与智库讨论问题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但智库的研究则是多方面的，不受政府干扰。一个决策要多少人研究？简化到什么程度？程序是什么？他们把知识的工具性研究透了。
而我们的所谓智库无论大小，一律都是传统式。我想，中国知识只有完成现代转型，中国才有希望。我们一直不愿接受一个新词——“知识工人”，而它在西方相当流行。
【改革者和保守者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
《通往立宪之路》运用了全新的方法来整理历史资料，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创新，因而能有新颖的思想，能使读者获得足够的思想营养。
不仅如此，这套书在还原历史真实方面也有了大的拓展。中国是历史昌盛之国，但历史记载中往往充满了欺骗。为什么张学良学习《明史》，最终却放弃了，因为他很失望，他发现许多史实都是假的，比如真龙天子等，无非是骗人的把戏，都是为当皇帝作铺垫。《通往立宪之路》在细节上还原了很多近代史的真实，这是需要勇气的。
改革的幼稚要不要真实展现？《通往立宪之路》也有创新。比如康有为年轻时搞戊戌变法，多少就有些幼稚，书中介绍了他说的那几句话，几行字，如今读起来，会给很多改革之人以启发——康有为参与改革，开始大家都支持，但其他大臣问怎么改时，他简单回答说，杀几个大臣不就行了嘛！这简单的几个字把改革者自己推向了对立面。
中国的许多改革，确实缺乏实施的技巧，缺乏说服改革的技巧。李冬君翻译的《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明治精神的结构》一书中，曾介绍福泽谕吉说服日本实行立宪的故事。福泽谕吉把自己也当作被改革者之一，而且很平和，说我们也不知道西方议会弄了半天，吵吵闹闹是怎么回事儿，看起来很有问题，但西方人耐心的解释给了我们想通的途径。日本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就这样把自己摆进改革中，平等地和日本民族共同思考。咱们呢？上来就是趾高气扬，杀几个大臣就是戊戌变法。你杀他，激起反抗，他捏一捏你就中断了。反思历史，改革者和保守者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逻辑思维几乎一样。如何避免他们走向两个极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通往立宪之路》与以往书写历史之书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这套书有一种明快的风格，不枯燥，不端着学术架子，不板面孔，可读性非常强。让历史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刘刚和李冬君做到了。
我们的历史观确实需要转型了。为了设计未来，一定要善于从历史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资料。思想是有力量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反思。如果反思走到极端，两极斗争一场，有什么建设意义？如果在深刻反思之后，能把这些历史逐步用新角度展现出来，其意义则是开创性的。所以，我为刘刚、李冬君夫妻这两套标新立异之书感到骄傲。他们是我的大学同窗，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
中国历史已进入新时期，需要新格局——千万不能再回到前人划定的圈子里，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原地踏步。反思我们的制度，反思我们的文化，反思一些程序性的问题，反思一些包括我们所谓的改革者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可能会给整个社会注入更多的力量，使我们的民族真正上一个大台阶——这应当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作者系民政部慈善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总是停滞不前】
每一个时代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历史观的转型。我国几千年来确定了五德终始式的历史观，要社会大众相信天命，服从管理。《二十五史》的记载举世无双，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后朝为前朝修史，将后朝起家夺权的行为修改得神圣，同时又极力丑化前朝。在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记载中，文化不见了，普通人不见了，历史的真实也不见了。
这样的历史认知方式，没有体制反思，更没有程序价值的发掘。历史就是一堆伦理道德故事。个人修养乃治国根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中国政治家几千年的至高修养模式。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总是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为什么高扬唯物主义史观的人们反而比不上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更注重体制建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不能不感叹，西方尽管没有《二十五史》，但他们对现代迷信防范得很紧。
我们长期封闭，逐渐形成了封闭式的循环历史观。近现代史上有多少愚昧的举动？！前段时间我在北师大京师公益讲堂与布莱尔（英国前首相）对话，谈到两百年前马戛尔尼来华的时候，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整体印象是：英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因为他们不会向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这一错误概念居然造成了后来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些盲目无知现象。现在，当中国人终于明白英国人的腿是“会打弯”的，这将对未来历史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呢？当时，布莱尔甚为感慨。
【公共政策方面，我们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传统历史其实多是粉饰太平，仅以乾隆时期马戛尔尼来华的那段史料为例，且不说清王朝整体如何，那时的中国社会在英国人眼里就是穷得一塌糊涂，穷得让英国人震惊。所谓的康乾盛世，盛在哪儿？老百姓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
刘刚、李冬君的《文化的江山》，开启了从文化角度而不是从帝王将相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历史，这样便发现了中国历史有着很辉煌的一面。中华民族的素质并不低，中华民族并非一个荒唐的民族，中华民族甚至很辉煌——但我们这套主流的历史文化把它切掉了，科举的文化把它切掉了。
文化的江山，其实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比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那个时代的农业百科全书，在世界农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因为不是王朝主流历史，不是科举的工具，就没人研究它，也不尊重它。而站在文化的江山这样的角度，就会发现它的价值。由此我们也可以感受中国文化的缺陷。就像现在最知名的大学，学生卫生间里普遍没有卫生纸，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普遍不研究普通人的普遍需求。这个文化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文化，天天惦记着“圣旨”，活在圣化里。
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归根结蒂，文化的、社会的才是主流，老百姓不管哪个王朝更替，都要种地吃饭，所以农耕技术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和王朝统治的关系，我们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就是很好的写照。
《通往立宪之路》则是另一部力作，重新审视清末时期的改革，从立宪的角度揭示清末的发展。作者把近百年的晚清历史纳入一个新的逻辑思维框架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大局。历史研究往往是很多资料摆出来，怎么排列组合，看起来是方法论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是知识的生产方式问题。
知识生产方式是我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注重个人的学习方式，很少注意机构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2010年我到美国参观智库，主要是看他们的知识分子如何工作，如何生产知识、加工知识。看了几十个智库（包括兰德公司）以后，我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公共政策方面，中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知识工作者都是手工式、神秘化的操作方式，每个人都在自己那块自留地上耕作，一点点抠，还要保密，这与几千年前的士人知识有什么两样？现代知识更强调工程性，美国并不提倡总统要认真看书学习，相反，总统的休假则是相当重要的。美国智库最后送给白宫的咨询报告，只给总统看3句话，总统与智库讨论问题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但智库的研究则是多方面的，不受政府干扰。一个决策要多少人研究？简化到什么程度？程序是什么？他们把知识的工具性研究透了。
而我们的所谓智库无论大小，一律都是传统式。我想，中国知识只有完成现代转型，中国才有希望。我们一直不愿接受一个新词——“知识工人”，而它在西方相当流行。
【改革者和保守者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
《通往立宪之路》运用了全新的方法来整理历史资料，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创新，因而能有新颖的思想，能使读者获得足够的思想营养。
不仅如此，这套书在还原历史真实方面也有了大的拓展。中国是历史昌盛之国，但历史记载中往往充满了欺骗。为什么张学良学习《明史》，最终却放弃了，因为他很失望，他发现许多史实都是假的，比如真龙天子等，无非是骗人的把戏，都是为当皇帝作铺垫。《通往立宪之路》在细节上还原了很多近代史的真实，这是需要勇气的。
改革的幼稚要不要真实展现？《通往立宪之路》也有创新。比如康有为年轻时搞戊戌变法，多少就有些幼稚，书中介绍了他说的那几句话，几行字，如今读起来，会给很多改革之人以启发——康有为参与改革，开始大家都支持，但其他大臣问怎么改时，他简单回答说，杀几个大臣不就行了嘛！这简单的几个字把改革者自己推向了对立面。
中国的许多改革，确实缺乏实施的技巧，缺乏说服改革的技巧。李冬君翻译的《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明治精神的结构》一书中，曾介绍福泽谕吉说服日本实行立宪的故事。福泽谕吉把自己也当作被改革者之一，而且很平和，说我们也不知道西方议会弄了半天，吵吵闹闹是怎么回事儿，看起来很有问题，但西方人耐心的解释给了我们想通的途径。日本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就这样把自己摆进改革中，平等地和日本民族共同思考。咱们呢？上来就是趾高气扬，杀几个大臣就是戊戌变法。你杀他，激起反抗，他捏一捏你就中断了。反思历史，改革者和保守者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逻辑思维几乎一样。如何避免他们走向两个极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通往立宪之路》与以往书写历史之书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这套书有一种明快的风格，不枯燥，不端着学术架子，不板面孔，可读性非常强。让历史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刘刚和李冬君做到了。
我们的历史观确实需要转型了。为了设计未来，一定要善于从历史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资料。思想是有力量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反思。如果反思走到极端，两极斗争一场，有什么建设意义？如果在深刻反思之后，能把这些历史逐步用新角度展现出来，其意义则是开创性的。所以，我为刘刚、李冬君夫妻这两套标新立异之书感到骄傲。他们是我的大学同窗，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
中国历史已进入新时期，需要新格局——千万不能再回到前人划定的圈子里，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原地踏步。反思我们的制度，反思我们的文化，反思一些程序性的问题，反思一些包括我们所谓的改革者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可能会给整个社会注入更多的力量，使我们的民族真正上一个大台阶——这应当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作者系民政部慈善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