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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赴日学医到“弃医从文”。“幻灯片事件”是重要的转折。在遭遇“幻灯片”的教室空间中，“我”处在被日本同学凝视和观看的双重位置（既是观看者，又是被看者），这一现代医生／现代主体的位置与“教室”这一现代性启蒙空间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种现代主体的视野，中国被讲述为“铁屋子寓言”．清醒者陷入无法唤醒熟睡民众的困境．启蒙者不但没有启蒙庸众，反而被“戏剧的看客”所围观。直到“故乡”的空间中，作为启蒙者的“我”才拥有观看者的位置。被观看的则是闰土等麻木的灵魂，“故乡”成为落寞的前现代空间。随着从“教室”、“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