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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强人”坚硬的外壳究竟包裹着怎样一颗温软的心?在权力的夹缝中周旋，性别意识究竟是左手之矛还是右手之盾?家与业、是与非、藏与露、稍不留神，她们就会失去重心。
万丽、林雅雯、聂小妹，三人穿行官场，春风得意。这三个女人，都已是堂堂处级干部，且仕途一片光明。
她们鲜有政治背景，很少攀龙附凤，靠理想和实力在官场打拼，走得坦荡正派。经过多年历练，无论是面对轻波微澜的人际冲突，还是微妙凶险的政治风浪，她们都能婉然一笑，淡然处之。
可以说，她们是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但有谁知道，在权力的夹缝中周旋，对她们来说，性别意识究竟是左手之矛还是右手之盾?家与业、是与非、藏与露，稍不留神，她们就会失去重心，重重地摔倒在地。
官场“她”途，一部《女同志》，一部《女县长》，让诸多女性从“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蜷缩的身影。
家与业
“女强人”不是天生的，需要经年累月才能炼成。
万丽刚刚踏进机关大门的时候，对机关里微妙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天生抗拒。在市妇联工作期间，她对“一把手”许大姐的城府心存敬畏，对同事伊豆豆的阿谀奉承不屑一顾，还时不时以“才女”之名，挑起顶头上司余建芳的妒火。
在万丽眼中，机关里的人际关系就像打太极。领导视察跟谁多讲了几句话，晚宴上谁能挤到主桌敬一杯酒，谁能在内部刊物上多发表一篇文章，凡此种种看似不入眼的小事，都能挑起女人们的敏感神经，引发一场若有若无的竞争或者冲突。
在权力结构中，“微妙”既是重要的制衡方式，又是女性之间心理纠葛的自然表现。当身处权力外围的时候，她们惧怕“微妙”；一旦慢慢靠近权力中心，便坦然地学会处理“微妙”，并因政治日趋成熟获得巨大心理满足。
有南州市机关“第一才女”之称的万丽，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当代妇女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和谐统一论》的文章，并由此引起了市委秘书长向问的关注。但是，向问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在女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如何统一问题上，万丽自己就是“左右摇摆，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这句话是小说《女同志》为主人公设计的一个伏笔。诚然，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万丽从来没有找到过平衡点。从市妇联小职员，到市委办秘书，到宣传部宣传科长、再到区长，万丽仕途坦荡，事业有成。但是，权力只给她带来了满足感，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感。她没有时间陪伴病危中的知己，没有时间与丈夫沟通，甚至没有耐心在女儿一份考得不理想的试卷上签字。
曾经温婉可人、女人味十足的万丽在官场周旋，变得与男人一样游刃有余，她发现，“自己心里那块坚硬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在扩大。她想制止它，但制止不住。”许多时候，她的面貌会陌生得令自己都不敢认，在照镜子的时候，万丽不愿相信那个“拉着脸，五官都要往下掉的人”就是自己。
万丽的内心，有一股拒绝被权力异化和奴役的冲动，但她对自己的处境也并非时时清醒，她自嘲说，“从前只是听说，一个人手里有了权，脾气就会变，当时还不相信，心想，我要是有了权，绝不会变，哪里想到，这权抓在手里还没有热，倒已经把自己烫成—个悍妇的形象”。
行走官场，再温软的心也会被磨得粗粝无比，面对孩子充满距离感的眼神，万丽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权力格式化为—个并不美好的“女强人”。
文学是现实社会最真实的投影，在当下中国，就有千千万万个“万丽”。北京市委党校“女性领导人才规律研究”课题组，最近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女官员群体透视》的报告，课题组发现，许多女性领导都有—个心结，即“女强人危机”。
在机关，因为能力强、敢拍板、性格刚毅，她们被称为“女强人”，但是过于强势的女性会使人产生距离感，因此，许多女性领导不愿意自己被贴上这—标签，认为这种形象和概念会危及家庭。为此，她们常常有意向外界证明自己并不“强”——我在家承担很多家务，我爱我的老公，我对孩子的成长也倾注了很多。即便如此，在事业与家庭的夹缝中，她们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选择就有痛苦，“家”与“业”，官场女性只有艰难地在两者中寻找平衡。
是与非
相较于万丽来说，女县长林雅雯的处境要艰辛得多。
这位处于大西北沙漠边缘地带的沙湖县县长，从省直机关来到基层。以前朝九晚五，工作安定，到了基层，林雅雯发现全都变了。“不但生活习惯变得一团遭，就连生理和心理也往另一条道上滑，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女人要想成为女人，就千万别沾官；一沾官，这辈子你就再也甭想做女人了”。
她把在省城穿的衣服全部送了人，专门从商场门口买来处理品套在身上，将自己的行头换成了那种上了年岁们妇女们穿的，作为官场中的女人，她不得不内敛了再内敛，保守了再保守。
外表上变化容易实现，但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性格，林雅雯却无法掩饰，基层规则一次次突破了她内心坚守的价值尺码，让她在大是大非面前“找不到北”。
初到沙湖的两年，林雅雯犯过几次致命“错误”都与数据有关。一次是在市里召开的会议上，她抛开发言稿，把自己调研中掌握的三个乡镇超生数据捅了出来，结果三个乡镇长无一幸免地被“一票否决”，而她自己也因为没有按照统一口径汇报工作，受到县委书记祁茂林的严厉批评。还有一次向水利厅汇报地下水开采量，她汇报的数字与材料上的数据出入很大，尽管谁都知道这才是真实数据，但结果却是水利厅取消了对沙湖县高达一千万的扶持资金和配套款项。
经过这两次教训，林雅雯才知道，在基层，数据是很敏感的话题，凡是上报数据，都要经过县委常委会几番讨论才能决定。在基层，数字根据工作需要分成几种，但真实并不是大家最看重的，“一种是跟部门上报的，一种是跟市委市政府报的，还有一种是向新闻媒体提供的。同一件事，三个口径报的数字相差很大，但是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么做不妥”，大家早已习惯这一规则，唯独林雅雯心里那道坎怎么也迈不过去。
基层现实慢慢销蚀着林雅雯的锐气，县委书记祁茂林经常语重心长地劝慰林雅雯，“你要把机关那种作风变变，这是基层，基层就得有基层的作风”。
林雅雯痛苦地发现，来到基层，连自己内心的是非标准都没有了清晰界限。一次她下乡检查工作，发现在工作期间下柳乡乡长带着几个村支书打麻将。脸上贴满纸条，头上反扣着帽子，“一乡之长居然如此形象!”林雅雯当场开会，免了他的官。女县长因此树立起了说一不二的铁腕形象，但是事后祁茂林却告诉她，“你撤了—个优秀的乡长”。
林雅雯后来发现，自己长期形成的价值取向很难适应基层的要求。—个作风强悍、粗暴的乡村干部，在老百姓眼中却是—个好官。基层规则，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是非界限，林雅雯甚至不敢做出判断，怎样算对，怎样又不对?
林雅雯只想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她也深知“真正的官场是不能有自己的，你只能做—个影子，流水线上的一道 工序，你摆布别人也被别人摆布，要是标新立异，那就是不和谐，流水线自动会把你挤出去”。
做改变者还是等待被现实改变?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还是做面目不清的体制“影子”，林雅雯的两难境地，是很多空降基层的女性领导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果她们表现得过于社群化，人们可能会指责她们缺乏个性；而如果她们显得过于个性化，则又会被认为无法融入基层。
无论哪种情形，人们都会质疑，女性到底是不是掌权的“那块料”。因为，在一个由男人制定规则的官场，对“牝鸡司晨”表现出的抵触也就不足为奇。
藏与露
锐气和魄力，对男性从政来讲或许是加分因素，但是对女性来讲，往往却成了减分因素。女性在官场，藏与露的拿捏艺术，比任何事情都来得更要紧些。
《女同志》中的聂小妹草根出身，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全靠自己打拼在官场积累政治分。她与万丽、林雅雯比起来，有更强的抱负心和进取心，也更有胆量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下赌注。
聂小妹第一次政治上的腾达，是因为她敢于露—手，而她仕途上一次最深重的危机，也是因为她勇于赌一把。
南州市委书记平剑刚上任伊始，打出“外向型经济”牌，主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全市范围内大规模的修路拓路行动。尽管当时只是—个小小的乡镇党委书记，但是聂小妹决定要做外向型经济的开路先锋。
修路要占地，牵涉到群众利益，南州市信访部门为此焦头烂额。市委秘书长向问下基层调研，聂小妹当着他的面导演了—场惊心动魄的政治秀。在一条正在修筑的宽大马路上，场面混乱，村民围住几台推土机，捍卫几座新建的平房，几位老太太躺在一台推土机前。
聂小妹从人群中冲出来，向推土机操纵手喊话，“小伙子，你只管往前开，出了事情我负责任!”随着推土机发出巨大轰鸣，躺在地上的人赶紧逃离了利铲，几分钟之内几间平房就轰然倒地。
尽管市委秘书长向问并不欣赏这出扣人心弦的冲突，但是聂小妹开路先锋的典型还是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嘉许和肯定，很快，她走上长洲县委副书记岗位。
聂小妹的这次显山露水，是因为迎合了上级领导的需要，但是她万万没想到，同样是露一手、赌一把，却让她从此走上了一条仕途的弯路。
在省委党校青干办学习期间，聂小妹为自己争取来一次重要的发言机会，这回她面对的是省委一把手周书记。为此，聂小妹不眠不休，花了3天时间准备发言稿，她毫不隐晦地说自己要一鸣惊人，因此，颇费心思琢磨周书记的战略意图，她自信地判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今后工作重点。事与愿违，她报告中的很多观点，恰恰与当天省报刊发的周书记讲话相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是省委最关心的经济话题。
聂小妹的押宝心理，把一次发言当成赌注，恰恰她的浓墨重彩、慷慨激昂，让她在众多发言者中引起了领导关注，省委领导在座谈会上全盘否定了聂小妹发言的内容，也让她在青干班上真正“崭露头角”。她的班主任一番话颇为深刻：“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表现，所以有关经济发展，一直就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要么不谈，要谈的话一定要把住领导的脉，一定要了解最新最近的重大信息。”
青干班培训结束后，聂小妹黯然离开南平，成为一名援藏干部。座谈会上十分钟的“露”，给她带来的是长达5年的政治蛰伏。
这件事后，聂小妹才明白，女性千万不要想做什么官场的“宠儿”，“藏”比“露”更重要。只有99％“藏”做基础，那1％的“露”才能是安全的、稳健的。
万丽、林雅雯、聂小妹，三人穿行官场，春风得意。这三个女人，都已是堂堂处级干部，且仕途一片光明。
她们鲜有政治背景，很少攀龙附凤，靠理想和实力在官场打拼，走得坦荡正派。经过多年历练，无论是面对轻波微澜的人际冲突，还是微妙凶险的政治风浪，她们都能婉然一笑，淡然处之。
可以说，她们是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但有谁知道，在权力的夹缝中周旋，对她们来说，性别意识究竟是左手之矛还是右手之盾?家与业、是与非、藏与露，稍不留神，她们就会失去重心，重重地摔倒在地。
官场“她”途，一部《女同志》，一部《女县长》，让诸多女性从“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蜷缩的身影。
家与业
“女强人”不是天生的，需要经年累月才能炼成。
万丽刚刚踏进机关大门的时候，对机关里微妙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天生抗拒。在市妇联工作期间，她对“一把手”许大姐的城府心存敬畏，对同事伊豆豆的阿谀奉承不屑一顾，还时不时以“才女”之名，挑起顶头上司余建芳的妒火。
在万丽眼中，机关里的人际关系就像打太极。领导视察跟谁多讲了几句话，晚宴上谁能挤到主桌敬一杯酒，谁能在内部刊物上多发表一篇文章，凡此种种看似不入眼的小事，都能挑起女人们的敏感神经，引发一场若有若无的竞争或者冲突。
在权力结构中，“微妙”既是重要的制衡方式，又是女性之间心理纠葛的自然表现。当身处权力外围的时候，她们惧怕“微妙”；一旦慢慢靠近权力中心，便坦然地学会处理“微妙”，并因政治日趋成熟获得巨大心理满足。
有南州市机关“第一才女”之称的万丽，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当代妇女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和谐统一论》的文章，并由此引起了市委秘书长向问的关注。但是，向问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在女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如何统一问题上，万丽自己就是“左右摇摆，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这句话是小说《女同志》为主人公设计的一个伏笔。诚然，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万丽从来没有找到过平衡点。从市妇联小职员，到市委办秘书，到宣传部宣传科长、再到区长，万丽仕途坦荡，事业有成。但是，权力只给她带来了满足感，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感。她没有时间陪伴病危中的知己，没有时间与丈夫沟通，甚至没有耐心在女儿一份考得不理想的试卷上签字。
曾经温婉可人、女人味十足的万丽在官场周旋，变得与男人一样游刃有余，她发现，“自己心里那块坚硬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在扩大。她想制止它，但制止不住。”许多时候，她的面貌会陌生得令自己都不敢认，在照镜子的时候，万丽不愿相信那个“拉着脸，五官都要往下掉的人”就是自己。
万丽的内心，有一股拒绝被权力异化和奴役的冲动，但她对自己的处境也并非时时清醒，她自嘲说，“从前只是听说，一个人手里有了权，脾气就会变，当时还不相信，心想，我要是有了权，绝不会变，哪里想到，这权抓在手里还没有热，倒已经把自己烫成—个悍妇的形象”。
行走官场，再温软的心也会被磨得粗粝无比，面对孩子充满距离感的眼神，万丽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权力格式化为—个并不美好的“女强人”。
文学是现实社会最真实的投影，在当下中国，就有千千万万个“万丽”。北京市委党校“女性领导人才规律研究”课题组，最近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女官员群体透视》的报告，课题组发现，许多女性领导都有—个心结，即“女强人危机”。
在机关，因为能力强、敢拍板、性格刚毅，她们被称为“女强人”，但是过于强势的女性会使人产生距离感，因此，许多女性领导不愿意自己被贴上这—标签，认为这种形象和概念会危及家庭。为此，她们常常有意向外界证明自己并不“强”——我在家承担很多家务，我爱我的老公，我对孩子的成长也倾注了很多。即便如此，在事业与家庭的夹缝中，她们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选择就有痛苦，“家”与“业”，官场女性只有艰难地在两者中寻找平衡。
是与非
相较于万丽来说，女县长林雅雯的处境要艰辛得多。
这位处于大西北沙漠边缘地带的沙湖县县长，从省直机关来到基层。以前朝九晚五，工作安定，到了基层，林雅雯发现全都变了。“不但生活习惯变得一团遭，就连生理和心理也往另一条道上滑，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女人要想成为女人，就千万别沾官；一沾官，这辈子你就再也甭想做女人了”。
她把在省城穿的衣服全部送了人，专门从商场门口买来处理品套在身上，将自己的行头换成了那种上了年岁们妇女们穿的，作为官场中的女人，她不得不内敛了再内敛，保守了再保守。
外表上变化容易实现，但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性格，林雅雯却无法掩饰，基层规则一次次突破了她内心坚守的价值尺码，让她在大是大非面前“找不到北”。
初到沙湖的两年，林雅雯犯过几次致命“错误”都与数据有关。一次是在市里召开的会议上，她抛开发言稿，把自己调研中掌握的三个乡镇超生数据捅了出来，结果三个乡镇长无一幸免地被“一票否决”，而她自己也因为没有按照统一口径汇报工作，受到县委书记祁茂林的严厉批评。还有一次向水利厅汇报地下水开采量，她汇报的数字与材料上的数据出入很大，尽管谁都知道这才是真实数据，但结果却是水利厅取消了对沙湖县高达一千万的扶持资金和配套款项。
经过这两次教训，林雅雯才知道，在基层，数据是很敏感的话题，凡是上报数据，都要经过县委常委会几番讨论才能决定。在基层，数字根据工作需要分成几种，但真实并不是大家最看重的，“一种是跟部门上报的，一种是跟市委市政府报的，还有一种是向新闻媒体提供的。同一件事，三个口径报的数字相差很大，但是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么做不妥”，大家早已习惯这一规则，唯独林雅雯心里那道坎怎么也迈不过去。
基层现实慢慢销蚀着林雅雯的锐气，县委书记祁茂林经常语重心长地劝慰林雅雯，“你要把机关那种作风变变，这是基层，基层就得有基层的作风”。
林雅雯痛苦地发现，来到基层，连自己内心的是非标准都没有了清晰界限。一次她下乡检查工作，发现在工作期间下柳乡乡长带着几个村支书打麻将。脸上贴满纸条，头上反扣着帽子，“一乡之长居然如此形象!”林雅雯当场开会，免了他的官。女县长因此树立起了说一不二的铁腕形象，但是事后祁茂林却告诉她，“你撤了—个优秀的乡长”。
林雅雯后来发现，自己长期形成的价值取向很难适应基层的要求。—个作风强悍、粗暴的乡村干部，在老百姓眼中却是—个好官。基层规则，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是非界限，林雅雯甚至不敢做出判断，怎样算对，怎样又不对?
林雅雯只想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她也深知“真正的官场是不能有自己的，你只能做—个影子，流水线上的一道 工序，你摆布别人也被别人摆布，要是标新立异，那就是不和谐，流水线自动会把你挤出去”。
做改变者还是等待被现实改变?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还是做面目不清的体制“影子”，林雅雯的两难境地，是很多空降基层的女性领导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果她们表现得过于社群化，人们可能会指责她们缺乏个性；而如果她们显得过于个性化，则又会被认为无法融入基层。
无论哪种情形，人们都会质疑，女性到底是不是掌权的“那块料”。因为，在一个由男人制定规则的官场，对“牝鸡司晨”表现出的抵触也就不足为奇。
藏与露
锐气和魄力，对男性从政来讲或许是加分因素，但是对女性来讲，往往却成了减分因素。女性在官场，藏与露的拿捏艺术，比任何事情都来得更要紧些。
《女同志》中的聂小妹草根出身，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全靠自己打拼在官场积累政治分。她与万丽、林雅雯比起来，有更强的抱负心和进取心，也更有胆量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下赌注。
聂小妹第一次政治上的腾达，是因为她敢于露—手，而她仕途上一次最深重的危机，也是因为她勇于赌一把。
南州市委书记平剑刚上任伊始，打出“外向型经济”牌，主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全市范围内大规模的修路拓路行动。尽管当时只是—个小小的乡镇党委书记，但是聂小妹决定要做外向型经济的开路先锋。
修路要占地，牵涉到群众利益，南州市信访部门为此焦头烂额。市委秘书长向问下基层调研，聂小妹当着他的面导演了—场惊心动魄的政治秀。在一条正在修筑的宽大马路上，场面混乱，村民围住几台推土机，捍卫几座新建的平房，几位老太太躺在一台推土机前。
聂小妹从人群中冲出来，向推土机操纵手喊话，“小伙子，你只管往前开，出了事情我负责任!”随着推土机发出巨大轰鸣，躺在地上的人赶紧逃离了利铲，几分钟之内几间平房就轰然倒地。
尽管市委秘书长向问并不欣赏这出扣人心弦的冲突，但是聂小妹开路先锋的典型还是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嘉许和肯定，很快，她走上长洲县委副书记岗位。
聂小妹的这次显山露水，是因为迎合了上级领导的需要，但是她万万没想到，同样是露一手、赌一把，却让她从此走上了一条仕途的弯路。
在省委党校青干办学习期间，聂小妹为自己争取来一次重要的发言机会，这回她面对的是省委一把手周书记。为此，聂小妹不眠不休，花了3天时间准备发言稿，她毫不隐晦地说自己要一鸣惊人，因此，颇费心思琢磨周书记的战略意图，她自信地判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今后工作重点。事与愿违，她报告中的很多观点，恰恰与当天省报刊发的周书记讲话相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是省委最关心的经济话题。
聂小妹的押宝心理，把一次发言当成赌注，恰恰她的浓墨重彩、慷慨激昂，让她在众多发言者中引起了领导关注，省委领导在座谈会上全盘否定了聂小妹发言的内容，也让她在青干班上真正“崭露头角”。她的班主任一番话颇为深刻：“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表现，所以有关经济发展，一直就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要么不谈，要谈的话一定要把住领导的脉，一定要了解最新最近的重大信息。”
青干班培训结束后，聂小妹黯然离开南平，成为一名援藏干部。座谈会上十分钟的“露”，给她带来的是长达5年的政治蛰伏。
这件事后，聂小妹才明白，女性千万不要想做什么官场的“宠儿”，“藏”比“露”更重要。只有99％“藏”做基础，那1％的“露”才能是安全的、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