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观众印象中，于洋这个响亮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主演的电影《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革命家庭》、《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火红的年代》、《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夫人杨静，同样在演艺圈大名鼎鼎，周总理看过她主演的莎士比亚话剧《第十二夜》后，还清楚地叫出了杨静的蒙古族名字“德勒格尔玛”。她从1949年进入电影界，《金铃传》、《生活的浪花》、《小二黑结婚》等一部部经典影片都留下了她的身影。2003年7月1日，于洋和夫人杨静度过了他们的50年金婚。60多年来，他们夫妇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电影当中，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多彩的人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的生活同样有着很多精彩的人生故事。
　　主演新中国银幕第一“桥”
　　“故事片《桥》，它也是我人生的桥梁！”于洋谈起当年自己只有18岁时所拍摄的这部影片充满了深情。
　　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讲述了哈尔滨铁路工厂的工人们，为支援解放战争，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松花江铁路大桥的故事。于洋在该片中扮演主要角色之一青年炼钢工人吴一竹。
　　有一次，拍钢水四溅，有人出主意说，在铁包底下加点水就能溅起来。结果钢水是飞起来了，但飞到了摄影师傅包杰的身上。火苗在他的棉衣上蹿起来，他没有停机器，还在一格一格地摇机器。旁边的人拿起湿棉被捂到他身上，火苗又蹿到这个人身上。第三个人又拿起灭火的东西捂上去……直到把这个镜头拍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于洋告诉笔者：“当时在哈尔滨铁路车辆厂，演员和工人都是好朋友。王家乙等人把军装脱下来给工人穿，自己则穿上工人的衣服，在炼钢炉前学炼钢。王滨叫我学着工人的字体，在高炉的炉壁上写上‘你敢拉稀’的字样，这是工人警告炉子不许再漏钢水的习惯用语，为电影增加了亮点。”于洋的话语里幽默成分浓浓，他似乎对当年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特深。
　　1949年元旦过后，摄制组赶回长春拍摄。拍外景时，零下30多摄氏度，取暖条件很差，只有一个火盆，一冻机器就不转了……但回来之后，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片荒凉啊！澡堂里铺一层木板当床，布景片大都丢损，拍摄用的原材料都需要自己动手解决。棚内没有取暖设备，需要制作的取景片需要用大铁桶烧火烘干，弄得满棚乌烟瘴气，非常熏人。即便如此，摄制组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着……
　　1949年4月，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终于诞生了。那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这部电影就跟着解放军走，解放一个城市就在一个城市放映，放一处就在一处引起强烈反响。电影《桥》在刚刚解放的南京首映时，23个单位的职工代表二千多人上街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工人“有了自己的电影”……
　　两次洞房花烛，成一时佳话
　　1950年，刚刚走下《中华儿女》的于洋又接受了新片《革命姻缘》（后改为《卫国保家》）的拍摄任务。在这一部戏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妻子杨静。于洋在该剧中扮演了一位战斗英雄杨德志，戏中他们两个就是一对恋人。于洋回忆说：“她是这部电影的女主演。这部电影主要是写一个妇女在抗日战争当中怎么样积极的工作，成为模范，最后她爱上了一个战斗英雄。我演的就是那个战斗英雄……当时我国拍摄的电影还比较少，能够在同一部电影里出演男女主角，应该说还是很有缘分的！过去有一句老话，‘情人眼睛里出西施’，我第一眼就看她对上了眼儿，我看她挺好，她看我也挺好，就是这样的。”
　　起初，于洋和杨静两人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一起开会讨论角色，交流创作体会，心无杂念。但时间长了，双方都互生好感。于洋回忆说：“当时，即便是相互喜欢也都不好意思表达给对方，而且在那样的革命年代谁也不敢让感情外露。”有一次，戏排到要说台词表达真情了，那句台词竟让于洋心有灵犀，脱口而出：“陈队长，咱俩尕亲好不好？”说完，自己感觉心跳加速。他深情地问着杨静，故意再问：“尕亲”，啥意思？杨静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是“成亲”之意。于洋说，“我说完，紧张得这儿也冒汗，那儿也冒汗，浑身冒汗……我青春的火花迸发出来了。当晚，正好又拍夜戏，在回宿舍的路上，天正下着大雪，地面上很滑，领导让我送送杨静，这正中我意。走在茫茫的雪地上，由于天黑路滑，杨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她情急之中，胳膊自然地挎到了我的臂膀上。她一挎我就紧张了，本来还不想摔跟头，这下真摔，摔疼了……”没想到，这一挎，让他们两个人的心贴在了一起。
　　记忆中还有一个细节至今难忘。杨静说，“他这个组长带我们演员下乡去体验生活，我们一起来到东北。在寒冬腊月里去刨地，一镐头下去一个白点也刨不出来。女孩子可刨不动。于洋说，我来试试。他把棉袄一脱，把冒着热气的皮帽子一甩，一试就刨出了一个大窟窿，大家就喝彩。我心里就觉得他真是个男人，很敬佩。（当初）也不是我一人喜欢他，还有其他的女孩喜欢他呢。晚上，农村天黑早，大伙坐在热炕头上开会。老乡很热情地给我们端来了烤白薯，正好我们俩同时去拿一块白薯，碰到他的手，我赶快缩了回来。他好像也有反应，大手竟放在我的手上了，就这样……”杨静不无感动地说：“那个时代的人非常憨厚，年轻人非常真情、单纯。我们确实是一见如故，用现在的话就是说一见钟情，反正我这一生真正喜欢的第一个男生就是于洋……”
　　经过3年的恋爱，1953年，于洋和杨静结婚了。那就是在电影《结婚》拍摄结束后，一场更热闹的婚礼开始了。在严恭导演的主持下，由当时的工会主席葛存壮一手操办，杨静和于洋的婚礼进行得隆重而热烈。戏里戏外两次洞房花烛，成一时佳话。
　　相互搀扶，共度艰难岁月
　　于洋夫妇和别的影视圈里的夫妻一样，忙起工作来，各拍各的戏，天涯各一方，很少有时间在一起。他们回忆说，两人共同生活最长的时间应该是在1955年至1957年，那两年他们都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毕业后，杨静参加了《金铃传》的拍摄。她扮演的是一个不安于农村劳动的角色——大金子，极富喜剧色彩。电影《生活的浪花》则是她在又一个新领域中突破性的尝试。在影片中，杨静塑造了一个美丽而端庄的知识妇女形象——叶素萍医生。在诸多男性的追慕下，她显得雍容大度，气宇不凡，最后获得她爱情的成功男士，自然是她的丈夫于洋——夫妻又扮演了一对都市情侣。在为国庆十周年而拍摄的献礼片《矿灯》中，杨静又一次和丈夫合作。
　　“文革”开始了，他们一家也受到了冲击。杨静和于洋相互搀扶，共度艰难岁月，终于迎来了新事业的高峰！“文革”结束后，杨静改行当了导演，夫妻俩再度携手，执导了影片《大海在呼唤》。不久，作为一个蒙族人，杨静多年的夙愿也得到了实现。1983年，杨静放弃出国合作拍片机会，与丈夫共同奔向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再度合作，为落实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導演了《骑士的荣誉》、《驼峰上的爱》等反映内蒙古人民生活的影片。在这段日子里，杨静和于洋共洒汗水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从乌鲁木齐、伊犁到天山脚下，从南疆到北疆，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夫妻二人用真挚滚烫的爱心，感动了这些生活在高天厚土上的善良牧民。他们的行动，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和热爱。
　　笔者在采访于洋夫妇时，正是他们的儿子离开人世后的第一年。我一直不敢正面提起这件事情，因为我早已知道他们夫妇为此都生了一场大病，于洋还做了手术……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杨静为了寻求安慰，还把自己珍藏的围巾一条条拿了出来，以寄托自己对爱子的哀思。这次丧子之痛严重影响了杨静的神经系统，使得她的双手落下了后遗症——手指尖几乎没有了弹性与感觉。为此，杨静忍痛写作，每天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一一写下来。她竟习惯性地拿出了笔和纸，写下了一段她对“青春”感受的文字：“我们的青年时代，天空是湛蓝的。抬头仰望高空，白云朵朵，低头可见清澈的湖水，鱼群畅游水中。我们的心，真的像纸那样纯净，—尘不染。我们热情洋溢着对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我们每天寻求的是考虑自己对人民事业的贡献究竟有多少，我们每天期盼的共和国大厦日益升腾……我们为了这个理想，不断地磨炼我们脆弱的翅膀……”写完，她还轻轻地念叨起来，心态已趋平静。如此撼人心魄的坚强，令人感动。
　　于洋为了摆脱痛苦，工作更勤奋了。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经常要出去调研，考察中国文化市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另外，于洋还担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委会副主任、北影演员剧团的名誉团长、中国名人垂钓俱乐部执行主席、国家海关总署的督察员等多项社会职务，生活很充实，也很丰富。于洋说：“我很高兴能在有生之年再做点事情，因为我个人和电影事业已无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