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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外交，并写有大量宣传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社论和专论
宦乡，字鑫毅，笔名范慧、范承祥，出生于1909年11月2日，是贵州遵义老城大户人家子弟。由于向往光明与进步，他在青年时期就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1932年夏，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赴日本、英国短期留学，回国后在武汉、宜昌、上海等地海关任职。
宦乡工文学，善言谈交际，办事精明干练，富有正义感。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奔赴江西第三战区政治部工作。1938年春，他到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社工作，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信赖，不久升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他采取多种办法增辟栏目，刊登进步作家作品，针砭时弊，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前线日报》也因此声名大噪。国民党文化特务欲取而代之，终因其学识渊博、擅长外交而无法下手。当时，盟军官员至战区联络、视察，顾祝同均请宦乡随行翻译。
宦乡坚持进步主张，写有大量宣传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社论和专论，并作过有关日本将南下进军和法西斯德国将入侵苏联的论断，后均为事实所验证，因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1年皖南事变后，宦乡多方努力从上饶集中营里救出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安排部分人士至报社担任要职。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1945年8月，八年抗战获得胜利。宦乡为和平、民主大声疾呼，受到特务监视。在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他前往上海，应聘担任《文汇报》副总主笔（副总编辑）。在其与报社同人的努力下，《文汇报》成为国统区反映人民呼声的重要喉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47年5月，《文汇报》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宦乡也受到威胁和利诱。当时，国民党当局暗示，愿给一笔钱，让他出洋游历。宦乡愤然拒绝，仍做自由撰稿人，继续战斗。
通过两年多的斗争实践，宦乡加深了对国民党本质的认识，看清了美国以“调处”为掩护，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真面目。他于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宦乡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取道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2月1日，宦乡与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其他方面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次日，宦乡等人收到毛泽东、朱德的“敬表欢迎”的复电。
一份关于西欧国家间矛盾的调研报告
1949年春，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宦乡一度担任社长兼主笔，并被推选为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不久，他前往北平参与全国政协大会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处处长（1949年2月至1949年11月），参与起草《共同纲领》，担任过第一届政协委员、副秘书长。1949年11月至1954年10月，宦乡出任新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欧非司）司长，负责指导对西欧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工作。1954年10月至1962年6月，宦乡出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当时，由于中英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所以“他是事实上的首任驻英大使”。
1958年6月20日，针对当时所传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一事，宦乡猜测“这可能是西方不怀好意的造谣”，并致电外交部询问有关情况。7月31日，毛泽东拟文复电，要求宦乡相机透露自己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消息。电文说：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
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做谣言，而当做事实。
宦乡在震惊之余，心领神会，“完全照主席指示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减少了西方媒体的炒作空间。对此，毛泽东非常满意。
1958年11月18日，宦乡向外交部呈上一份关于西欧国家间矛盾的调研报告，报告中分析说：
英法之间进行了近两年的关于西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经济战争已经开始。英国在外交上力图分化西德和法国，拉开比利时、荷兰等小国，破坏共同市场的计划都告失败。这次失败在经济上说不算严重，但从外交上看，却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对西欧外交的首次严重挫折。
现在英国面临着两项重大抉择：是断然采取报复措施，破坏欧洲政治经济合作呢，还是重新恢复谈判，继续寻找暂时妥协的基础？看来英国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即继续寻找和法国、西德妥协的办法，并获得美国的支持。英国的这一失败，反映出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又有了进一步削弱，二战后以来英国所缔造的西欧霸权已经彻底动摇。西欧大陆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法国、西德，而不利于英国。至于英、法、西德间的三角关系，英国似仍在继续力求利用法国与西德间的矛盾，加以分化并使之互相牵制……
11月25日，毛泽东在批阅这份报告时，将题目改为《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指示邓小平将这份报告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并作了如下批语：
宦乡论点是对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毛泽东对宦乡的几次表扬
1958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提出结束二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的现状。随后，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及其他相关国家政府，要求在六个月内各国撤走驻军，把西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提出如果六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 11月26日，宦乡就苏联提出结束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现状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向外交部呈上一份分析报告，报告中说：
自苏联提出关于结束四国占领柏林的动议后，西方恐慌困惑。这个动议，虽然只涉及一个柏林地位问题，但在实际上却牵涉谁赞成德国真正和平统一，谁反对德国真正和平统一的问题。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口头上一直叫喊德国统一，但骨子里却力图加深德国的分裂，并使之永久化。
目前在欧洲问题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上与下的斗争方兴未艾，反对美英联盟操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风浪还在继续汹涌，现在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又因柏林问题而重新激化起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既然矛盾重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无论从远东看，还是从欧洲看，又都证明了只操在社会主义阵营手里。
几天后，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同意宦乡的分析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并为这份报告重拟标题《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宦乡报告）》，指示邓小平在武昌会议上印发。
1958年11月27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美国国会选举后的国内政治局势的报告。他将题目改为《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并作了如下批语，又一次表扬了宦乡：“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
1959年9月，赫鲁晓夫高调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大谈“和平共处”，并向国内年轻人大讲“艾森豪威尔是和平爷爷”。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5月1日，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被击落。5月9日，美国公开承认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并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态度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于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让他下不了台。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因艾森豪威尔拒绝对此事件公开道歉，赫鲁晓夫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宣告流产。
1960年5月28日，在美国公开承认U-2型高空侦察机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后的第十九天，宦乡致电外交部，对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国际形势作了分析和展望。其主要内容是：一、从美机侵苏事件到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经过十九天曲折、尖锐的斗争，彻底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是和平爷爷”的胡说，深刻批判了一年来国际上流行的对西方帝国主义怀抱幻想、放弃斗争的错误政策，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们是一次极其有力、生动的教育，对反帝反美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十九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三、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此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谍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与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的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还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四、西方十分害怕这次斗争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团结，因此正把冷战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冷战的重点首先是加紧挑拨中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应该十分慎重地处理。
6月7日，正在上海准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上海会议）的毛泽东，在这份分析报告上批道：“印发上海会议各同志。此件说得很好。”
推动中比、中卢之间的民间友谊
1962年7月，宦乡离开工作了8年的英国，回国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关于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许多老同志认为宦乡是不二人选：“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熟悉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派的思潮，非常重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特别善于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新变化、新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他不断有新的见解。他不仅精通国际问题，而且熟悉新闻学、经济学、国际法。由于他精通英语，又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政治思想敏锐，熟悉国内外情况，所以在广泛参加国内社会政治活动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可以很快掌握最新的信息，透视形势的变化。”1966年6月，“文革”大潮席卷全国。其后近十年，宦乡身居陋室，心忧天下。对此，他的外交部老同事徐达深后来回忆说：“文革”末期，我出差路过北京，曾到报房胡同探望宦乡同志。他刚从干校回北京，尚未分配工作。我看到他的书桌上仍像往常一样堆满了书籍、报刊，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忙于研究问题。我们交谈了各自在动乱期间的遭遇，彼此都对“四人帮”那一套极为愤慨，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
1976年春，宦乡担任中国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后兼任驻卢森堡大使）。4月27日，他飞赴西欧就任。上任后不久，在当年的九十月间，为加强中比、中卢之间的民间友谊，宦乡推动比利时和卢森堡两国政府邀请中国上海艺术团进行访问演出。9月23日，上海艺术团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首场演出；10月3日和4日，又分别在卢森堡首都卢森堡市和第二大城市埃施举行了两场演出。上海艺术团在访问比利时和卢森堡期间的演出，受到了两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1978年1月，为了使比利时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比中协会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今日中国》双月刊第一期，并刊载了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宦乡写给该刊的贺信。廷德曼斯在贺信中表示，“我很自豪，在大约几个星期以前，在比利时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期间通过了一项命令，授权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同中国签订一项贸易合作协定”。当然，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离不开兼任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的宦乡的努力。根据宦乡的建议，该期的《今日中国》还刊登了一些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情况的文章。
在担任中国驻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期间，宦乡同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外交官结下了深情厚谊。1978年3月10日，宦乡奉调回国。
力主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1978年3月，宦乡回国后，有关部门安排他休息了半年。9月9日，他以近70岁的高龄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根据院领导的分工，他主管国际方面的科研和对外学术交流工作。
宦乡，字鑫毅，笔名范慧、范承祥，出生于1909年11月2日，是贵州遵义老城大户人家子弟。由于向往光明与进步，他在青年时期就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1932年夏，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赴日本、英国短期留学，回国后在武汉、宜昌、上海等地海关任职。
宦乡工文学，善言谈交际，办事精明干练，富有正义感。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奔赴江西第三战区政治部工作。1938年春，他到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社工作，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信赖，不久升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他采取多种办法增辟栏目，刊登进步作家作品，针砭时弊，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前线日报》也因此声名大噪。国民党文化特务欲取而代之，终因其学识渊博、擅长外交而无法下手。当时，盟军官员至战区联络、视察，顾祝同均请宦乡随行翻译。
宦乡坚持进步主张，写有大量宣传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社论和专论，并作过有关日本将南下进军和法西斯德国将入侵苏联的论断，后均为事实所验证，因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1年皖南事变后，宦乡多方努力从上饶集中营里救出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安排部分人士至报社担任要职。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1945年8月，八年抗战获得胜利。宦乡为和平、民主大声疾呼，受到特务监视。在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他前往上海，应聘担任《文汇报》副总主笔（副总编辑）。在其与报社同人的努力下，《文汇报》成为国统区反映人民呼声的重要喉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47年5月，《文汇报》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宦乡也受到威胁和利诱。当时，国民党当局暗示，愿给一笔钱，让他出洋游历。宦乡愤然拒绝，仍做自由撰稿人，继续战斗。
通过两年多的斗争实践，宦乡加深了对国民党本质的认识，看清了美国以“调处”为掩护，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真面目。他于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宦乡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取道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2月1日，宦乡与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其他方面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次日，宦乡等人收到毛泽东、朱德的“敬表欢迎”的复电。
一份关于西欧国家间矛盾的调研报告
1949年春，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宦乡一度担任社长兼主笔，并被推选为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不久，他前往北平参与全国政协大会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处处长（1949年2月至1949年11月），参与起草《共同纲领》，担任过第一届政协委员、副秘书长。1949年11月至1954年10月，宦乡出任新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欧非司）司长，负责指导对西欧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工作。1954年10月至1962年6月，宦乡出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当时，由于中英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所以“他是事实上的首任驻英大使”。
1958年6月20日，针对当时所传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一事，宦乡猜测“这可能是西方不怀好意的造谣”，并致电外交部询问有关情况。7月31日，毛泽东拟文复电，要求宦乡相机透露自己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消息。电文说：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
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做谣言，而当做事实。
宦乡在震惊之余，心领神会，“完全照主席指示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减少了西方媒体的炒作空间。对此，毛泽东非常满意。
1958年11月18日，宦乡向外交部呈上一份关于西欧国家间矛盾的调研报告，报告中分析说：
英法之间进行了近两年的关于西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经济战争已经开始。英国在外交上力图分化西德和法国，拉开比利时、荷兰等小国，破坏共同市场的计划都告失败。这次失败在经济上说不算严重，但从外交上看，却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对西欧外交的首次严重挫折。
现在英国面临着两项重大抉择：是断然采取报复措施，破坏欧洲政治经济合作呢，还是重新恢复谈判，继续寻找暂时妥协的基础？看来英国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即继续寻找和法国、西德妥协的办法，并获得美国的支持。英国的这一失败，反映出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又有了进一步削弱，二战后以来英国所缔造的西欧霸权已经彻底动摇。西欧大陆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法国、西德，而不利于英国。至于英、法、西德间的三角关系，英国似仍在继续力求利用法国与西德间的矛盾，加以分化并使之互相牵制……
11月25日，毛泽东在批阅这份报告时，将题目改为《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指示邓小平将这份报告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并作了如下批语：
宦乡论点是对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毛泽东对宦乡的几次表扬
1958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提出结束二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的现状。随后，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及其他相关国家政府，要求在六个月内各国撤走驻军，把西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提出如果六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 11月26日，宦乡就苏联提出结束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现状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向外交部呈上一份分析报告，报告中说：
自苏联提出关于结束四国占领柏林的动议后，西方恐慌困惑。这个动议，虽然只涉及一个柏林地位问题，但在实际上却牵涉谁赞成德国真正和平统一，谁反对德国真正和平统一的问题。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口头上一直叫喊德国统一，但骨子里却力图加深德国的分裂，并使之永久化。
目前在欧洲问题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上与下的斗争方兴未艾，反对美英联盟操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风浪还在继续汹涌，现在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又因柏林问题而重新激化起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既然矛盾重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无论从远东看，还是从欧洲看，又都证明了只操在社会主义阵营手里。
几天后，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同意宦乡的分析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并为这份报告重拟标题《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宦乡报告）》，指示邓小平在武昌会议上印发。
1958年11月27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美国国会选举后的国内政治局势的报告。他将题目改为《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并作了如下批语，又一次表扬了宦乡：“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
1959年9月，赫鲁晓夫高调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大谈“和平共处”，并向国内年轻人大讲“艾森豪威尔是和平爷爷”。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5月1日，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被击落。5月9日，美国公开承认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的，并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态度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于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让他下不了台。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因艾森豪威尔拒绝对此事件公开道歉，赫鲁晓夫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宣告流产。
1960年5月28日，在美国公开承认U-2型高空侦察机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后的第十九天，宦乡致电外交部，对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国际形势作了分析和展望。其主要内容是：一、从美机侵苏事件到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经过十九天曲折、尖锐的斗争，彻底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是和平爷爷”的胡说，深刻批判了一年来国际上流行的对西方帝国主义怀抱幻想、放弃斗争的错误政策，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们是一次极其有力、生动的教育，对反帝反美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十九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三、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此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谍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与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的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还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四、西方十分害怕这次斗争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团结，因此正把冷战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冷战的重点首先是加紧挑拨中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应该十分慎重地处理。
6月7日，正在上海准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上海会议）的毛泽东，在这份分析报告上批道：“印发上海会议各同志。此件说得很好。”
推动中比、中卢之间的民间友谊
1962年7月，宦乡离开工作了8年的英国，回国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关于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许多老同志认为宦乡是不二人选：“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熟悉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派的思潮，非常重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特别善于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新变化、新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他不断有新的见解。他不仅精通国际问题，而且熟悉新闻学、经济学、国际法。由于他精通英语，又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政治思想敏锐，熟悉国内外情况，所以在广泛参加国内社会政治活动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可以很快掌握最新的信息，透视形势的变化。”1966年6月，“文革”大潮席卷全国。其后近十年，宦乡身居陋室，心忧天下。对此，他的外交部老同事徐达深后来回忆说：“文革”末期，我出差路过北京，曾到报房胡同探望宦乡同志。他刚从干校回北京，尚未分配工作。我看到他的书桌上仍像往常一样堆满了书籍、报刊，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忙于研究问题。我们交谈了各自在动乱期间的遭遇，彼此都对“四人帮”那一套极为愤慨，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
1976年春，宦乡担任中国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后兼任驻卢森堡大使）。4月27日，他飞赴西欧就任。上任后不久，在当年的九十月间，为加强中比、中卢之间的民间友谊，宦乡推动比利时和卢森堡两国政府邀请中国上海艺术团进行访问演出。9月23日，上海艺术团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首场演出；10月3日和4日，又分别在卢森堡首都卢森堡市和第二大城市埃施举行了两场演出。上海艺术团在访问比利时和卢森堡期间的演出，受到了两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1978年1月，为了使比利时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比中协会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今日中国》双月刊第一期，并刊载了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宦乡写给该刊的贺信。廷德曼斯在贺信中表示，“我很自豪，在大约几个星期以前，在比利时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期间通过了一项命令，授权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同中国签订一项贸易合作协定”。当然，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离不开兼任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的宦乡的努力。根据宦乡的建议，该期的《今日中国》还刊登了一些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情况的文章。
在担任中国驻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期间，宦乡同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外交官结下了深情厚谊。1978年3月10日，宦乡奉调回国。
力主调整和增设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1978年3月，宦乡回国后，有关部门安排他休息了半年。9月9日，他以近70岁的高龄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根据院领导的分工，他主管国际方面的科研和对外学术交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