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上海、北京、长沙3个城市的居民对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知晓度。
方法采用二阶随机抽样法抽取上海、北京和长沙3个城市2 072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以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症、惊恐障碍和社交焦虑症）和抑郁症案例为主体的精神健康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每人随机完成2个案例的问卷调查。
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1 805份，共3 610个案例，其中焦虑障碍案例2 696个，抑郁症案例914个。调查对象对抑郁症（47.2%，431/914）的正确判断率高于焦虑障碍（38.0%，1025/2 696）。分别有（85.8%，2 312/2 696）和（94.3%，862/914）的受访者认为焦虑障碍或抑郁症与环境因素有关；自我调节（84.0%，3 031/3 610）和心理咨询（82.3%，2 972/3 610）是2种最主要的应对措施；>60%的调查对象愿意与焦虑障碍或抑郁症患者一起工作、做邻居、聊天或做朋友。教育程度高、年龄>35岁及见/听到过类似情况者对焦虑障碍的识别分较高；教育程度高者及女性对抑郁症的识别分较高。对于焦虑障碍，年龄≥35岁及没见/听过类似情况的调查对象的社会距离分较高；对于抑郁症，男性及没见/听过类似情况者的社会距离分较高。上海[（1.8±1.1）分]、北京[（1.8±1.0）分]、长沙[（1.8±1.0）分]的居民对焦虑障碍的识别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05，P>0.05），上海[（2.2±1.0）分]和北京[（2.2±1.1）分]居民对抑郁症的识别分高于长沙居民[（2.0±1.1）分；F=3.44，P<0.05]；3个城市居民在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归因、求助方式和态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表1 719名被调查者焦虑症状检出率（%）和比值比及相3个城市的居民对焦虑障碍的知晓度低于抑郁症，并且对两类疾病的归因和应对措施了解不够全面。年龄、性别可能分别是大众对焦虑障碍和抑郁症态度的影响因素，是否见/听过类似情况可能是二者的共同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