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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显庭先生
是一位经历与见证战爭的过来人，他的青少年时期，早早蒙上了战爭的阴霾，目睹国破家亡、命如蝼蚁的场景，当和平的曙光照亮了香港，祖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洗去了耻辱，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坚定而持久。他铭记那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往事，用来引导今日生活幸福的後辈们，让他们居安思危，既保持爱国情怀，服务祖国，更要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当成一种自豪。
动荡的时局告诉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邬显庭先生出生在江浙地区，家中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老大，因此懂事较早，有着家中长子应有的责任感。他也早早地意识到，那个年代是中国最糟糕的历史阶段之一：“当时国内很多东西都不能自主生产，需要依赖进口。一根火柴，要买瑞典的，谓之‘洋火’；一颗铁钉，要购买英国进口的‘洋钉’，可以说什麽工业都没有。”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但人们仍心怀希望，在艰辛的环境中顽强地生活着，他们期待人生的契机，国家的转机。
就如邬显庭先生的父亲邬志豪，十五岁就开始从奉化乡下到上海，在一家故衣店中做学徒。通过一步一步勤勤恳恳的拼搏，经过五年多艰辛的学习，到二十二岁在英租界南京路开一家属於自己的故衣店。五年多的学徒生涯为他开创了一个终生的事业，也使他感染到肺结核病，这个病魔不但缠着他终生，传染了在他身边每一个亲人，最後也夺去父亲的生命。後来，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举家搬到上海，在开启新生活之餘，也积极开展联络同乡的工作。回忆父亲，邬显庭先生自豪地说：“他当时是上海宁波同乡会的会长！”
战爭年代的中国时局动荡，国家四分五裂，政府腐败，国力极弱，欧美日本等国家纷纷从他们在华的租借地继续入侵中国，延伸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中国政府危如累卵。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基地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脚步，三个月後，上海沦陷。生活在此地的邬显庭先生以及家人也被捲入了战爭的漩涡。
邬显庭先生回忆说：我妈妈有一个弟弟住在上海，一天晚上，国民党抓壮丁的人找上门。这些人一入门口，就是问男丁的生肖探出了真实年纪，拉去军营。世人皆知战场无情，此去参军凶多吉少，邬显庭先生的母亲以为自己会与弟弟从此天人永隔，而外婆更是绝望地伤心痛哭，卻不想到事情在四个月後出现了转机。“後来有一天，我们听到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後惊喜地看到舅舅回来了，只是他头髪又乱又长，身上脏得发臭。他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将其带到闸北军营，只配备了一把木头枪，一身军装，一双草鞋就开始操练。一周後，把木头枪换成七九式步枪加六颗子弹便被推上战场。”
舅舅的遭遇和绝处逢生也让邬显庭先生及家人对局势更忧虑而想一条逃生之路：这麽简陋的装备，这麽随便的训练，就让一个新兵上战场，怎麽能敌装备和训练都完善的日军？而且其实当时军营很多吃空饷的情况，上报上级的数据水分很多，征兵一千实质只有三百，当时很多人都在思虑：“这样的队伍怎麽能打仗？怎麽可以大胜日军？”
民国政府对於日本继续入侵的态度求和不战，沿海的各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国破家亡，人人都离家逃亡，哀鸿遍野。在上海那时候爱国的有志之士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都站了出来，呼籲群众，力求正义。就如邬显庭先生的父亲，作为上海宁波同乡的领头人物，呼籲全国大家抵制日货，这种面对强权而不慌的勇气，在儿子年幼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此父亲成为了日军特务追杀的对象。
结束颠沛流离，他为抗战胜利而洒下热淚
这位爱国先辈（邬显庭先生的父亲）先将自己的孩子转移到乡下，请岳母帮忙照顾。而後寻求上海社会上朋友的帮助带着家人移民香港，暂时摆脱了战爭的阴霾，生活虽是艰苦，卻也稳定。邬显庭先生也可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到学校接受小学教育，慢慢融入了本地的环境。
1941年6月到香港後，邬显庭先生和父母，小姨，弟弟一起住在歌赋街租了一个在地下的房间居住，在仿林中学附小四年级就学，数个月後便学会了粤语，能和其他同学一样享受正常的生活。“在我心中最早和最深刻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在每天我上学路上，由歌赋街向荷里活道行，在那里看到路边不少地铺都是用布门帘掩着，我偷偷向内一看，里面都有人躺着吸食鸦片，令我非常诧異和震惊。”
1941年12月8日，那是一个天气清凉的一天，邬显庭先生如平常一样在七点钟由家中出发到学校的途中，突然每天熟悉又刺耳的警报又响了起来。到了学校。从老师口中才知道日寇已开始进攻香港，学校不再上课了，他知道战爭的恐怖又一次降临！走出校门，放眼看到九龙正在被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的硝煙覆盖中，非常可怕，日军很快就佔领了新界和九龙。从这天起直到12月25日香港沦陷那天，每日每夜迫击炮的声音响个不停，“当我们看到一团团的炮火飞过来的时候，我和小姨都会立刻蹲到桌下，然後就听到一声巨响，是炮弹击中民居目标的声音。”1945年的圣诞节，香港已被完全佔领。英总督杨慕？宣佈投降。“我记得日军入城後立刻颁佈命令，禁止市民使用港币，也不可以贮存港币，要立即将港币兑换成日军军票，五百港元换一百军票，违者会被立即枪决。我还记得爸爸把他仅有的四张五百元面值的港币换成了四张一百元面值的日军军票时候的无奈和沮丧的情景。”
因为日军立即征收粮食作为军粮，因此米价暴涨，而且还非常的短缺，很快就要配给，每天每个家庭只有六两四的配给。而且用军票换来的粮食六两四的大米有三两是沙，需要先淘沙後才能煮，家里最初都先是吃饭，再到喝粥，最後仅以地瓜充饥……更为可怕的是，日军残暴，肆意用宪兵，特务和许多的汉奸（宪查），贻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荷里活道警察总部被佔领後改成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每个经过的市民都要向门前的士兵敬礼行九十度鞠躬，否则就以不敬之罪处置。“有一日早上上学的途中，在我前面有一位年迈的妇人，因为背部有问题，鞠躬做不到九十度，竟当场被害！” 日军的暴行，也危害到了学校的孩子们，邬显庭先生记得，日据时期，他们每天七点半要集中在学校的会场，对着日本的国旗和天皇的照片鞠躬，再唱日本国歌，上课时第一堂就是先教授了日语，强迫学生学习侵略者的文化。不过，虽是做足了形式，仍无法更改邬显庭先生的爱国之心。他当时虽被迫唱日本国歌，说日语，卻在心里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抗拒，且随着敌军文化侵略的扩大，变得日益强烈。
日军在佔了香港一开始便在香港寻求“花姑娘”去做“慰安妇”。给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带来了每日每夜的恐慌。“全港市民和我们一家一样不知那时噩梦会来临。”与邬显庭先生住在一起的，还有他母亲最小的妹妹，正处於如花似玉的17岁，要是被日军看到，必定会人身不保。某个晚上，恶魔突然降临，门被很粗暴的敲响，邬妈妈知道事情不妙，所以把灶底灰抹在小姨脸上，叫她躲在床底，然後吩咐邬显庭对进门的人说自己得了很重的病，随即躺在床上。门一开，三个大汉冲了进来，头两个是当宪查的中国人，最後一个是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他们即问“你们家中有没有‘花姑娘’。”面对危险，邬显庭先生心里紧张和惊惶，卻还能保持镇定，告诉来者，家中女眷只有病重咳嗽的母亲：“我妈妈也很聪明，配合着咳成很严重的样子，所以那些人怕被传染，不敢靠近，但卻没有立刻走人之意，站在那里不知道做什麽。看着对方还没有离开的意思，我急中生智，立即立正，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引得三人一同唱，气氛有所缓和。此时，日本军官把手伸到腰部，我还以为他要拿出枪，伸开手指，才看到是一颗糖，自己也鬆了一口气。不过当时学校曾告诉我们，日本人的食物都是有毒的，所以没有把糖要过去，他们看到我无动於衷也就走了。”
那时候每天放学後邬显庭先生都要到父亲的店里帮忙及学习买卖之道，也可以用日语替日本顾客做做翻译。有一天在看店中下了班，一个人过了“大道中”（明治通），去到了“德辅道中”（昭和通），那时的海旁，见到一群人聚在一起，因为好奇心也过去看看，在人群中看见一个身穿唐装的中国人跪在地上，旁边站着一个日军，凶神恶煞，手持长剑，当他再看的时候，那个人的头已经被砍下，一个血淋淋的头颅，滚在那个还在喷血跪立着的尸体旁边，鲜血满地，突然那日军起脚一踢把那个头颅踢到海里，海水立即出现一片血红。“当时我已经不知不觉中尿了裤子，双脚发软，不能站起来和人群一起逃走，我非常害怕，突然有人把我一手抱起，急促地走向道路对面的人行路边把我放下。慢慢地我才能站起来，由那一天起我每晚都会发恶梦，梦见这位被日军残杀的无名人。”经过此次劫难，让邬显庭先生更加痛恨侵略者。
在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生活日益艰难，每天在街道上都会看到饿死的人尸体被抬上木头车，也开始有传言有人吃人的事在发在。生活情况急剧恶化。一年之後的某个晚上，邬显庭先生一家在睡梦中被寒风冻醒，才发现门窗都已经被折卸用作烧火的木柴。他们意识到若在香港继续生活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因此决定偷渡到澳门去。只是今日那段只需花一个小时便能渡过的海程，当时竟要花去两日时间，还要躲避日军的盘查，渡海时一家人平躺在船的甲板下，才安全地到达澳门。
澳门此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二战中属於中立国的角色，所以没有遭到日军的侵略。经过颠沛的迁徒，一家的生活终於稳定下来。邬显庭先生就在那里成长，接受教育。到了1945年，八年抗日战爭胜利了，迎来了腾飞的曙光。“记得我们一家在新马路租了一家酒店的房间来观赏胜利巡行。见到我们的军队经过大家都热淚横流。”邬显庭先生如是说，“去年我们一家人在电视机前观赏胜利七十年大阅兵之时，我的感受同当年一样，七十年前情景竟然重新出现在我充满热淚的眼前。我们和十四亿同胞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骄傲，我们都祝贺她继续不断自强，不断壮大，维护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
专注医学事业，将爱国情怀薪火相传
邬显庭先生的父母熬过了艰辛的二战，卻因心肺痨恶化被夺去了生命。此外，最疼爱他的外婆也因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而患上同样的恶疾，饱受病痛折磨後离家人而去。看着长辈的遭遇，激发了他学医救人的决心。经过三九寒窗的苦读，他考取专业资格，慢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邬显庭先生十分感谢在成长路上予以他无私帮助的师长们：“我很幸运在大学里认识许多好老师，他们的栽培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前辈们的帮助，不仅有技术，知识，经验方面的提升，也有理念上的引导和栽培。他们让我确定自己行医的使命感，要全心全意地投身医学界。行医不能仅是一份糊口的工作，而要你能为医学研究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与负责对下一代的传承。”
邬显庭先生执业初期，香港的同行並不多，脑科领域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且大部分是国外流入。所以，邬显庭先生可谓当时绝无仅有的华人脑科专家。不过他不骄不躁，心繫患者，力求技艺臻善，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在他五十多年的行医经历中，其一直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广大患者。
世界脑科专家会议每四年举办一次，无论会议在哪个国家召开，邬显庭先生都会带着儿女们前往参加，一是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学习，二是让孩子们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技术和不同国家的风土文化。更令人讚叹的是受邬显庭先生的影响，他一家许多成员都成为了医学界著名的医生或专家。他的太太是家庭科医生；大弟邬维庸是香港著名的心臓科医生，还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金紫荆勳章授勳者；四弟邬维扬是加拿大有名的儿科血液和癌症专家；其四个女儿中就有二位是医生；邬显庭先生的儿子邬扬源Adrian医生专主免疫学和过敏的研究；大女儿邬舜志是内科医生。还有长辈中的小姨周志运也是专科护士。这样世界少有的医学世家，他们都在不同医学领域为中国及人类医学事业做出了傑出的贡献，也激励着後辈延续他们的足跡，为人类医学事业贡献力量！
他也喜欢与年轻人分享从业心得，强调要成为一名好的医生，自身要培养终生的使命感，如果做不到，没有责任心，即使学习成绩再好，技术再突出，也无法给患者信心和保障。对於患者的关怀，他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尽心尽责。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也是很重要的阶段，人们应该记住並引以为戒。现代人卻在渐渐淡忘，也许这是导致今日年轻人对祖国认知感不强的症结所在。”邬显庭先生的过去，反映着先辈们存活於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血与淚，铭记着民族的耻辱与获得胜利的自豪，是现代人无法取代的参考和借鉴。从中，人们应该学会知足感恩，懂得珍惜与关怀，应该对未来稳定的社会，繁荣的国家，和平的世界而充满信心。
是一位经历与见证战爭的过来人，他的青少年时期，早早蒙上了战爭的阴霾，目睹国破家亡、命如蝼蚁的场景，当和平的曙光照亮了香港，祖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洗去了耻辱，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坚定而持久。他铭记那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往事，用来引导今日生活幸福的後辈们，让他们居安思危，既保持爱国情怀，服务祖国，更要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当成一种自豪。
动荡的时局告诉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邬显庭先生出生在江浙地区，家中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老大，因此懂事较早，有着家中长子应有的责任感。他也早早地意识到，那个年代是中国最糟糕的历史阶段之一：“当时国内很多东西都不能自主生产，需要依赖进口。一根火柴，要买瑞典的，谓之‘洋火’；一颗铁钉，要购买英国进口的‘洋钉’，可以说什麽工业都没有。”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但人们仍心怀希望，在艰辛的环境中顽强地生活着，他们期待人生的契机，国家的转机。
就如邬显庭先生的父亲邬志豪，十五岁就开始从奉化乡下到上海，在一家故衣店中做学徒。通过一步一步勤勤恳恳的拼搏，经过五年多艰辛的学习，到二十二岁在英租界南京路开一家属於自己的故衣店。五年多的学徒生涯为他开创了一个终生的事业，也使他感染到肺结核病，这个病魔不但缠着他终生，传染了在他身边每一个亲人，最後也夺去父亲的生命。後来，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举家搬到上海，在开启新生活之餘，也积极开展联络同乡的工作。回忆父亲，邬显庭先生自豪地说：“他当时是上海宁波同乡会的会长！”
战爭年代的中国时局动荡，国家四分五裂，政府腐败，国力极弱，欧美日本等国家纷纷从他们在华的租借地继续入侵中国，延伸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中国政府危如累卵。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基地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脚步，三个月後，上海沦陷。生活在此地的邬显庭先生以及家人也被捲入了战爭的漩涡。
邬显庭先生回忆说：我妈妈有一个弟弟住在上海，一天晚上，国民党抓壮丁的人找上门。这些人一入门口，就是问男丁的生肖探出了真实年纪，拉去军营。世人皆知战场无情，此去参军凶多吉少，邬显庭先生的母亲以为自己会与弟弟从此天人永隔，而外婆更是绝望地伤心痛哭，卻不想到事情在四个月後出现了转机。“後来有一天，我们听到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後惊喜地看到舅舅回来了，只是他头髪又乱又长，身上脏得发臭。他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将其带到闸北军营，只配备了一把木头枪，一身军装，一双草鞋就开始操练。一周後，把木头枪换成七九式步枪加六颗子弹便被推上战场。”
舅舅的遭遇和绝处逢生也让邬显庭先生及家人对局势更忧虑而想一条逃生之路：这麽简陋的装备，这麽随便的训练，就让一个新兵上战场，怎麽能敌装备和训练都完善的日军？而且其实当时军营很多吃空饷的情况，上报上级的数据水分很多，征兵一千实质只有三百，当时很多人都在思虑：“这样的队伍怎麽能打仗？怎麽可以大胜日军？”
民国政府对於日本继续入侵的态度求和不战，沿海的各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国破家亡，人人都离家逃亡，哀鸿遍野。在上海那时候爱国的有志之士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都站了出来，呼籲群众，力求正义。就如邬显庭先生的父亲，作为上海宁波同乡的领头人物，呼籲全国大家抵制日货，这种面对强权而不慌的勇气，在儿子年幼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此父亲成为了日军特务追杀的对象。
结束颠沛流离，他为抗战胜利而洒下热淚
这位爱国先辈（邬显庭先生的父亲）先将自己的孩子转移到乡下，请岳母帮忙照顾。而後寻求上海社会上朋友的帮助带着家人移民香港，暂时摆脱了战爭的阴霾，生活虽是艰苦，卻也稳定。邬显庭先生也可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到学校接受小学教育，慢慢融入了本地的环境。
1941年6月到香港後，邬显庭先生和父母，小姨，弟弟一起住在歌赋街租了一个在地下的房间居住，在仿林中学附小四年级就学，数个月後便学会了粤语，能和其他同学一样享受正常的生活。“在我心中最早和最深刻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在每天我上学路上，由歌赋街向荷里活道行，在那里看到路边不少地铺都是用布门帘掩着，我偷偷向内一看，里面都有人躺着吸食鸦片，令我非常诧異和震惊。”
1941年12月8日，那是一个天气清凉的一天，邬显庭先生如平常一样在七点钟由家中出发到学校的途中，突然每天熟悉又刺耳的警报又响了起来。到了学校。从老师口中才知道日寇已开始进攻香港，学校不再上课了，他知道战爭的恐怖又一次降临！走出校门，放眼看到九龙正在被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的硝煙覆盖中，非常可怕，日军很快就佔领了新界和九龙。从这天起直到12月25日香港沦陷那天，每日每夜迫击炮的声音响个不停，“当我们看到一团团的炮火飞过来的时候，我和小姨都会立刻蹲到桌下，然後就听到一声巨响，是炮弹击中民居目标的声音。”1945年的圣诞节，香港已被完全佔领。英总督杨慕？宣佈投降。“我记得日军入城後立刻颁佈命令，禁止市民使用港币，也不可以贮存港币，要立即将港币兑换成日军军票，五百港元换一百军票，违者会被立即枪决。我还记得爸爸把他仅有的四张五百元面值的港币换成了四张一百元面值的日军军票时候的无奈和沮丧的情景。”
因为日军立即征收粮食作为军粮，因此米价暴涨，而且还非常的短缺，很快就要配给，每天每个家庭只有六两四的配给。而且用军票换来的粮食六两四的大米有三两是沙，需要先淘沙後才能煮，家里最初都先是吃饭，再到喝粥，最後仅以地瓜充饥……更为可怕的是，日军残暴，肆意用宪兵，特务和许多的汉奸（宪查），贻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荷里活道警察总部被佔领後改成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每个经过的市民都要向门前的士兵敬礼行九十度鞠躬，否则就以不敬之罪处置。“有一日早上上学的途中，在我前面有一位年迈的妇人，因为背部有问题，鞠躬做不到九十度，竟当场被害！” 日军的暴行，也危害到了学校的孩子们，邬显庭先生记得，日据时期，他们每天七点半要集中在学校的会场，对着日本的国旗和天皇的照片鞠躬，再唱日本国歌，上课时第一堂就是先教授了日语，强迫学生学习侵略者的文化。不过，虽是做足了形式，仍无法更改邬显庭先生的爱国之心。他当时虽被迫唱日本国歌，说日语，卻在心里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抗拒，且随着敌军文化侵略的扩大，变得日益强烈。
日军在佔了香港一开始便在香港寻求“花姑娘”去做“慰安妇”。给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带来了每日每夜的恐慌。“全港市民和我们一家一样不知那时噩梦会来临。”与邬显庭先生住在一起的，还有他母亲最小的妹妹，正处於如花似玉的17岁，要是被日军看到，必定会人身不保。某个晚上，恶魔突然降临，门被很粗暴的敲响，邬妈妈知道事情不妙，所以把灶底灰抹在小姨脸上，叫她躲在床底，然後吩咐邬显庭对进门的人说自己得了很重的病，随即躺在床上。门一开，三个大汉冲了进来，头两个是当宪查的中国人，最後一个是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他们即问“你们家中有没有‘花姑娘’。”面对危险，邬显庭先生心里紧张和惊惶，卻还能保持镇定，告诉来者，家中女眷只有病重咳嗽的母亲：“我妈妈也很聪明，配合着咳成很严重的样子，所以那些人怕被传染，不敢靠近，但卻没有立刻走人之意，站在那里不知道做什麽。看着对方还没有离开的意思，我急中生智，立即立正，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引得三人一同唱，气氛有所缓和。此时，日本军官把手伸到腰部，我还以为他要拿出枪，伸开手指，才看到是一颗糖，自己也鬆了一口气。不过当时学校曾告诉我们，日本人的食物都是有毒的，所以没有把糖要过去，他们看到我无动於衷也就走了。”
那时候每天放学後邬显庭先生都要到父亲的店里帮忙及学习买卖之道，也可以用日语替日本顾客做做翻译。有一天在看店中下了班，一个人过了“大道中”（明治通），去到了“德辅道中”（昭和通），那时的海旁，见到一群人聚在一起，因为好奇心也过去看看，在人群中看见一个身穿唐装的中国人跪在地上，旁边站着一个日军，凶神恶煞，手持长剑，当他再看的时候，那个人的头已经被砍下，一个血淋淋的头颅，滚在那个还在喷血跪立着的尸体旁边，鲜血满地，突然那日军起脚一踢把那个头颅踢到海里，海水立即出现一片血红。“当时我已经不知不觉中尿了裤子，双脚发软，不能站起来和人群一起逃走，我非常害怕，突然有人把我一手抱起，急促地走向道路对面的人行路边把我放下。慢慢地我才能站起来，由那一天起我每晚都会发恶梦，梦见这位被日军残杀的无名人。”经过此次劫难，让邬显庭先生更加痛恨侵略者。
在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生活日益艰难，每天在街道上都会看到饿死的人尸体被抬上木头车，也开始有传言有人吃人的事在发在。生活情况急剧恶化。一年之後的某个晚上，邬显庭先生一家在睡梦中被寒风冻醒，才发现门窗都已经被折卸用作烧火的木柴。他们意识到若在香港继续生活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因此决定偷渡到澳门去。只是今日那段只需花一个小时便能渡过的海程，当时竟要花去两日时间，还要躲避日军的盘查，渡海时一家人平躺在船的甲板下，才安全地到达澳门。
澳门此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二战中属於中立国的角色，所以没有遭到日军的侵略。经过颠沛的迁徒，一家的生活终於稳定下来。邬显庭先生就在那里成长，接受教育。到了1945年，八年抗日战爭胜利了，迎来了腾飞的曙光。“记得我们一家在新马路租了一家酒店的房间来观赏胜利巡行。见到我们的军队经过大家都热淚横流。”邬显庭先生如是说，“去年我们一家人在电视机前观赏胜利七十年大阅兵之时，我的感受同当年一样，七十年前情景竟然重新出现在我充满热淚的眼前。我们和十四亿同胞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骄傲，我们都祝贺她继续不断自强，不断壮大，维护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
专注医学事业，将爱国情怀薪火相传
邬显庭先生的父母熬过了艰辛的二战，卻因心肺痨恶化被夺去了生命。此外，最疼爱他的外婆也因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而患上同样的恶疾，饱受病痛折磨後离家人而去。看着长辈的遭遇，激发了他学医救人的决心。经过三九寒窗的苦读，他考取专业资格，慢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邬显庭先生十分感谢在成长路上予以他无私帮助的师长们：“我很幸运在大学里认识许多好老师，他们的栽培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前辈们的帮助，不仅有技术，知识，经验方面的提升，也有理念上的引导和栽培。他们让我确定自己行医的使命感，要全心全意地投身医学界。行医不能仅是一份糊口的工作，而要你能为医学研究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与负责对下一代的传承。”
邬显庭先生执业初期，香港的同行並不多，脑科领域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且大部分是国外流入。所以，邬显庭先生可谓当时绝无仅有的华人脑科专家。不过他不骄不躁，心繫患者，力求技艺臻善，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在他五十多年的行医经历中，其一直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广大患者。
世界脑科专家会议每四年举办一次，无论会议在哪个国家召开，邬显庭先生都会带着儿女们前往参加，一是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学习，二是让孩子们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技术和不同国家的风土文化。更令人讚叹的是受邬显庭先生的影响，他一家许多成员都成为了医学界著名的医生或专家。他的太太是家庭科医生；大弟邬维庸是香港著名的心臓科医生，还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金紫荆勳章授勳者；四弟邬维扬是加拿大有名的儿科血液和癌症专家；其四个女儿中就有二位是医生；邬显庭先生的儿子邬扬源Adrian医生专主免疫学和过敏的研究；大女儿邬舜志是内科医生。还有长辈中的小姨周志运也是专科护士。这样世界少有的医学世家，他们都在不同医学领域为中国及人类医学事业做出了傑出的贡献，也激励着後辈延续他们的足跡，为人类医学事业贡献力量！
他也喜欢与年轻人分享从业心得，强调要成为一名好的医生，自身要培养终生的使命感，如果做不到，没有责任心，即使学习成绩再好，技术再突出，也无法给患者信心和保障。对於患者的关怀，他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尽心尽责。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也是很重要的阶段，人们应该记住並引以为戒。现代人卻在渐渐淡忘，也许这是导致今日年轻人对祖国认知感不强的症结所在。”邬显庭先生的过去，反映着先辈们存活於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血与淚，铭记着民族的耻辱与获得胜利的自豪，是现代人无法取代的参考和借鉴。从中，人们应该学会知足感恩，懂得珍惜与关怀，应该对未来稳定的社会，繁荣的国家，和平的世界而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