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联合进行的“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自调研报告发布以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该调研的阶段性成果已在《文化纵横》2010年第5期刊发。为与学界同仁充分沟通，课题组和《文化纵横》杂志联合邀请了来自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等二十余名学者砥砺思想，畅所欲言。《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环球时报》《东方早报》、新浪网等媒体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
　　在开幕致词中，《文化纵横》总编杨平强调，当前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言，还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各种政治学说，都与中国客观现实有明显差别。当务之急乃是从意识形态话语回到实证层面和经验层面，把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文化背景相同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作为观察对象，会有更大的收获与启发，这正是本次“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的意义所在。
　　课题组负责人房宁研究员对课题基本情况和调研成果做了概括性的阐述。通过对东亚“五国一区”的调研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即在建国初期仿效西方建立政治民主体制，经过约15年左右，纷纷转向威权体制时期。在威权体制下，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随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转向了多元体制，其表面现象就是开放了选举。单纯从宪政体制来看，自由体制和多元体制并没有明显差异，但实质上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能够使得体制转变发生并稳定。这些国家在进入多元体制之后，由于政治成本提高、积累下降和缺乏发展战略等原因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变缓。
　　课题组在东亚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对结构转换及其动因条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或许对中国更有意义。从自由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变的原因和条件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分配性激励”。在自由体制下，人们往往通过争取政治权利获得社会流动和身份的改变，这就是在自由体制下政治易于陷入混乱的原因。而威权体制实际上就是封闭了通过政治权利获取流动和地位改变的机会，从而形成了单纯的生产性的激励。而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主要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和精英集团的分裂。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主要表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精英集团的整合和主流社会意识的形成。
　　与会专家学者对课题组报告进行了点评。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研究员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高全喜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一课题具有新颖性和客观性，但对美国和前苏联对东亚地区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重视不足。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指出，报告采用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历史感很强；课题研究放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工业和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摆脱了过去在民主和专制的框架中讨论社会发展的束缚。吴稼祥先生则赞许报告中提到的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的“对冲”概念，并以生物学上的“器官移植”阶段、存活变异阶段和适应同化阶段，来比喻报告中提到的民主、威权和多元三阶段。
　　社科院亚太所的周方冶研究员、许利平研究员，以及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郑振清博士分别从泰国、印尼和台湾三个方面做了国别（地区）专题报告。周方冶回顾了泰国近现代发展历程，归纳为三个特征：有序和无序间的搏斗；从一元到多元的基本路径；威权式的“强政府”面对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的两难困境。许利平则同样总结了影响印尼政治转型的三个特殊因素，即华人的经济优势和政治边缘化、军人的特殊角色，以及美国对印尼精英的影响。郑振清则从两个角度来展开对台湾的分析，一是民主的政策取向，也就是从治理绩效来评估民主；二是回归到台湾现代政治史发展的基本路径来谈动力的问题。本次关于台湾的研究可以归入转型研究的范畴，即关于走向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条件与途径的研究。
　　北京大学的尹保云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转型动因普遍不足，本身的动力不足以推动国家向民主转变，内部的动力也不可能推动国家转向市场经济。有能力的集权体制完全可以控制和扼杀内部动因的推动力，卡塔尔和朝鲜的比较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民主还需要外部的动力。宋磊教授则从“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技能锦标赛”来探讨东亚的民主问题，强调在现阶段的中国，产业民主或许更为重要。他认为，目前作为研究对象的“五国一区”的共同变量和时间切割点没有太清晰的线索，而生产主义才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公约数、基础和动力，宏观的政治体制影响生产的量的扩张，而企业层面的产业民主影响生产的质的扩张。王新生教授则重新划分了东亚战后政治发展的四个阶段，即权威主义、发展主义、精英主义和市民主义。
　　清华大学的贝淡宁教授、彭宗超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强世功教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对东亚民主作出了反思。贝淡宁就民主和贤能政治进行了探讨，认为东亚威权体制的优点之一是能够选择有能力和有道德的贤人来担任领袖，可以用贤能政治来弥补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用现代化的科举制度和儒家观念来弥补当前的缺陷。但这一观点遭到几位与会者的质疑。彭宗超则提出了“和合式民主”的概念，认为它不只在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自由民主两者之间寻求调和，而且是在吸收传统“民本”和“和合”思想以及现代合作博弈思想的基础上，相互融会贯通，在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人大制度、公共治理制度中进行贯彻。并通过雅安的党内民主和云南红河州的乡镇长直选做了具体分析。强世功则再次提出了东亚民主转型中的美国和国际因素，并反思在经典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概念中，三项要素的位阶和排序问题。
　　此外，其他与会者还围绕这一报告的方法论、调查手段、范围局限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房宁研究员总结时坦承，这项研究从总体来说是初步的，就是想如其所是地进行经验描述，给国内理论界提供一个情况汇编，把这个研究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加以分析和评判，从中得出分析和找到线索，继续沿着这个问题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