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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商行始终坚持“三服务”市场定位，扎根地方，深耕小微，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给金融业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在规模效益、科研投入能力、科技人才储备、试错风险承受能力上都有较大差距，有不断拉大差距的趋势。面对金融科技的发展，城商行应把握机遇，通过银行联合抱团等模式，克服自有劣势，重视金融科技创新，并坚持走普惠金融路线，多举并进，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上探寻一条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路线。
关键词：城商行 金融科技 大数据 区块链
一、引言
城商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城商行通过资产重组、转型升级以及品牌构建等一系列改革，无论其市场竞争力、社会影响力还是经营能力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城商行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实施流程改造，深化金融服务能力改革，探索“互联网+”业务模式，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中小微企业成长等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末，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6.26万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12.7%，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持续领先同业，占其全部贷款的比重达到42.1%;“两增两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良好，在小微金融领域的优势不断巩固。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发展迅猛，为金融业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大型商业银行利用自身规模优势，纷纷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或者与科技巨头战略合作，积极拥抱金融科技。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有条件的银行纷纷积极探索非接触的业务开展和服务模式，金融服务在线上化和移动化基础上，进一步向远程化和智能化发展。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但同时引发零售和企业交易模式的变革，使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遭到重创的电子商务产业全面飘红，迎来了电子商务全面爆发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新冠疫情无疑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会带来短期的冲击，但同时也给新兴数字产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金融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血脉，其必然以危机为契机，利用金融科技优势，提升自身业务弹性，深入数字化重塑和业务创新。
作为区域性金融服务的主体，在过去几年里，大部分城商行也对金融科技持积极态度，制定战略规划，明确金融科技定位，探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化运营模式转型，加快金融科技与业务融合的进程。然而，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在规模效益上、科研投入能力上、科技人才储备上、试错风险承受能力上都有较大差距，有不断拉大差距的趋势。金融科技是金融领域发展的新蓝海，既可能成为城商行发展落差加大的关键，也可能成为城商行弯道超车的工具。积极展望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机遇，客观分析城商行在金融科技发展上与大型商业银行的区别，探索适合城商行自身特色的金融科技发展模式和战略路径，对于城商行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浙江省城商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商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情况，笔者对浙江省内多家城商行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现，浙江省内大部分城商行对于金融科技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其应用层次和水平差异较大，金融科技领先与落后的城商行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绝大部分城商行都对金融科技持积极态度，制定了相应的战略规划，并明确了金融科技定位，加速前瞻布局。
（一）突出金融科技在战略全局中的引领地位
目前多数城商行都将科技战略摆在全行战略规划和管理的突出位置。积极布局产品创新灵活、线上线下协同、运营管理高效、场景生态丰富、用户体验优良、风险智能控制的智慧银行，构建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载体、以体验为目标的银行新业态。如杭州银行将金融科技纳入 “五位一体”的金融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场景×平台×体验”的发展模式;稠州银行制定了《信息科技战略规划》，明确了金融科技的地位与定位;湖州银行将金融科技定位为六大业务发展战略之一。
（二）深化与外部科技力量的战略合作
与大中型银行相比，城商行科技基础相对薄弱，科技人才较为匮乏 ，科技投入规模有限，完全自主发展金融科技难度较大。为推动金融科技战略加速落地，部分城商行加强与外部金融企业的战略合作，与金融科技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融合各自在金融服务领域和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打造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和生态圈。如杭州银行与阿里云、杭州城市大数据运营公司联手成立了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是国内首家城商行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致力于金融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识别以及其他各项金融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分享和实践，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从而促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三）加速金融科技与业务融合
城商行通过构建移动化在线渠道，与提供业务场景的平台进行对接合作，让客户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享受金融服务;通过对交易数据、舆情、交互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构建客户全景视图，打造个性化产品，利用认知计算对数据进行分析、推理和学习，为客户提供更加快速、准确和有趣的智能客服服务;应用区块链技术对目标客户群体进行准确的風险识别，有效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效能。如宁波银行“快审快贷”产品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对企业、个人的多维度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优化信贷审批模型，实现信贷智能管理，并在2020年1月14日，入选人民银行第一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成为六个入选项目中唯一一家城商行。浙江泰隆银行、台州银行和民泰银行三家台州地区城商行，综合运用金融科技，对小微金融服务模式进行了优化，在原有业务模式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移动终端和搭建大数据风控平台，实现业务运营移动化、贷款审批集中化、风险监控智能化。 三、城商行金融科技发展的机遇
（一）宏观环境的支持
国家政府对金融科技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断增大，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重点强调了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城商行应借此机会，抓住金融科技发展红利，加快发展。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市是全国互联网中心城市，蚂蚁金服、同盾科技、连连支付等多家互联网企业在此扎根。根据《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杭州在全国金融科技城市排名中名列前三强，金融科技应用率高达91.5%，远高于平均值74.7%，以绝对优势领跑全国。如此浓厚的金融科技氛围为浙江省城商行提供了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的有利环境和必要保障。
（二）新型银行建设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粗放型银行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建设轻资产、轻业务、轻成本为特点的新型银行势在必行。金融科技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手段，改变了金融服务渠道，使银行的服务深度和服务广度都发生了质的变革，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科技使银行获客模式发生变化，商业银行可以打破物理网点的限制，为银行獲取客户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从而突破城商行体量小、机构少、网点辐射范围小的局限，使商业银行向轻型化、智能化发展成为可能。城商行可借力金融科技，丰富线上服务，实现由“重”转“轻”，同时合理统筹实体网点，将网点打造为线上与线下服务的对接点，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服务系统。
（三）顺应客户多样化需求
在移动时代，客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多样化，更专注于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城商行可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整合联动不同区域机构、不同业务部门、不同业务条线的优势，全方位的为客户提供涵盖理财投资、信贷融资、财富管理、支付结算等各领域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依托新兴技术，对客户的需求进行测算和预判，针对不同偏好的客户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满足客户的心理需要，提升客户体验，使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更具人性化。
四、城商行与大型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研发上存在的差异
（一）金融科技研发合作模式的差异
一方面是合作层次的不同。当前大型银行较城商行在金融科技前沿技术、深度研发方面的主要领先优势之一在于大型银行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强强合作，而城商行则较少“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金融科技，发展层次形成了鲜明对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分别与金融科技巨头BAJT开展了战略合作，而城商行中仅有少数实力较强的能够有机会与业内领先的科技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大部分城商行只能与实力相对较弱一些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合作，而这与城商行的实际金融科技发展需求不相匹配，城商行的科技发展也必然因此遭遇瓶颈。
二是合作的内容不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合作内容也更加前沿、更加具有引领性，其合作不仅在技术上，在业务渠道、应用方面也有着深度交融，而城商行则可能还局限于某项业务的开发应用，其组织和管理流程也主要围绕传统的线下运行模式设计，与快速市场反应、高效产品研发、个性化需求定制为主的模式不相匹配。
（二）科研投入能力的差异
城商行因其规模小、资金实力弱，巨额的金融科技研发投入对城商行来说成为沉重负担。在金融科技的“军备”竞赛中，城商行先天不占优势，无力承担巨额投资，因而靠其自身力量自主开发科技平台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杭州中心支行科技创新方面的调查显示，省内包含13家城商行在内的18家法人金融机构，在总体上创新性探索研究投入还不足，未全面建立轻型化、敏捷化的科技创新组织架构和战略规划。据不完全统计，城商行与互联网公司的研发投入和营业收入占比差距巨大，前者平均为3%，而后者高达25%左右。
（三）试错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
城商行因受制于资本积累、思想观念等各种因素，其试错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创新本身往往需要经历一定的冒险和错误，而有的城商行的管理层出于成本效益层面的考虑，坚持要求创新项目一定要有一个“可以预知的，并且能被认可的结果”，这种错误理念很容易使城商行错过科技创新的机会，同时也极有可能错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这必然使城商行的金融科技创新能力受到限制。
（四）研发技术规模效益的差异
一般金融技术如软件开发应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是银行应用的边界是限制的，同样的技术开发费用，规模越大的银行应用范围越广，其平均成本越低，带来的收益越大。而城商行则普遍规模较小，先天上就与大型银行存在技术研发的规模收益差距，这就导致了大型银行一般都处于金融科技方面的领导者、金融科技的输出者，而城商行则一般只能作为跟随者，很难进行“弯道超车”。
（五）数据收集能力的差异
金融科技的核心是有效整合大数据技术，利用大数据的力量，促进金融企业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城商行客户数量少、业务体系单薄，其数据收集能力相对缺乏，在数据积累上劣势突出。如中国工商银行2018年一年新增个人客户4000万户。除此之外，大型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即时通讯平台等获取客户数据，实现数据积累，如工行的“融e购”电商平台和“融e联”即时通讯平台客户量都已全面破亿，在线客户量远远超过城商行。因此，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的数据收集、挖掘、整理、分析能力存在先天劣势。
（六）专业人才储备数量的差异
近些年来，虽然大多数城商行也致力于研究创新技术应用，然而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城商行人才储备数量不足、流失严重，在人才储备方面劣势显著，严重阻碍了其金融科技的发展。大型商业银行往往拥有全方位发展的平台资源，具备专业健全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机制，而互联网公司则往往拥有一批能力出众、技术精湛、数量众多、敢拼敢闯的专业年轻人才，城商行与之相比，差距显然。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直接影响了城商行的金融科技自主研发能力，使其很难创新出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定制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品，新产品往往“有”而不优，竞争力不强，容易被市场淘汰。 五、城商行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和路径选择
（一）模式
1.现有的金融科技开发模式。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现存的金融科技开发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基于自身需求独立开发模式、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建设模式、金融系科技子公司模式、以“共享”为核心的中小银行联合抱团模式、API开放银行模式。城商行选择哪种金融科技开发模式需要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成本、升级需求以及金融科技环境综合考虑，各种模式并非相互独立相互排斥，可以选择采取其中的几种综合并适当进行优化。当前浙江省内多数城商行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主要采用独立开发或者是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两种模式。独立开发相对来说成本较高，而与金融科技公的合作主要依靠购买科技公司研发的产品，缺乏特色化。从金融科技技术应用开发的成本、个性化需求、可得性、实效性几个参考因素综合考虑，银行联盟抱团模式值得城商行深入探索。
2.银行联合抱团模式。城商行一方面具备区域性资源优势，另一方面需要快速构建生态市场。但由于城商行在IT预算、研发能力、高端技术人员储备有限，缺乏技术研发创新积累，互联网开发、运营的经验不足，因此可通过联合抱团模式开展金融科技方面的创新。该模式通过合作、共建等方式获得技术和服务，快速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其优势是试错成本低、建设周期短，比较适合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这种模式可以设立公司为载体，比如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由齐鲁银行、青岛银行等山东省14家城商行联合发起设立，主要功能是为中小银行提供开放共享的金融科技生态平台，为中小银行提供核心业务系统、互联网金融系统、外联业务平台、大数据服务等全方位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以及合作创新等多元化服务。另一种联盟模式是 “1+N”，其中“1”是技术主要输出者，“N”是联盟内的共享者。如2018年3月，京东金融与包括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30家中小银行共同发起设立“商业银行零售信贷联盟”。银行联盟抱团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一些同质化、基础性的新技术开发应用成本，如人工智能语音、人脸识别等技术，还有一些同質、同类系统、重复建设数据中心、灾备中心等存在资源重复投资现象的基础应用设施。
（二）路径
1.重视科技创新，突出战略引领。城商行想要实现弯道超车，必须突出金融科技的战略引领地位，在银行顶层设计中注入科技基因，在业务经营框架中植入科技因素，突出金融科技的核心地位。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方面，加大资源投入比例，利用金融科技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并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提高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利用金融科技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2.准确定位，坚持走普惠金融路线。城商行应重视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差距，避免与其直接竞争。城商行具有地缘、人缘优势，对当地客户资信状况、贷款能力和经营情况更为了解，更能够得到政府支持，较易深入市场。而大型商业银行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使其发展小微客户也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城商行更应坚持走普惠金融路线，致力本地客户，差异化发展，利用地域经验，充分发挥人脉优势，从而避免客户流失。积极推进金融基础服务上线，探索纯线上信用信贷产品，借力银企合作共享数据，深化小微服务。
3.重视人才培养，把握未来趋势。高端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储备量不足是城商行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短板。据不完全统计，相对于国内银行科技人才配备平均标准，城商行普遍缺失50%以上。兼具技术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是金融科技研发的载体，而高端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普遍需要较长的学习周期。因此，城商行应具有前瞻性的把握银行未来的发展趋势，加大投入，合理进行人才布局。一方面，城商行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组建科技团队，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通信、数学、统计等方面的成熟人才，同时适当放宽试错范围，提升自身科技力量。另一方面，城商行可尝试与互联网公司或者专业领先高校合作，成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搭建金融科技平台。
4.加快科技应用，推动数字转型。可通过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强化经营决策的技术支撑，逐步实现管理智能化、运营智能化;加速对前端和后台的数字化流程改造，加速数字化运营模式转型，提升客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和控制人工差错率;综合运用社交网络、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物理网点服务，改善线上渠道用户体验。
5.考虑科技风险，稳健经营。安全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的首要目标，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稳定。金融科技公司运作模式开放、创新、包容，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必然带来影响。因此，城商行在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必须加强对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实施全面的、连续性的预警和监控程序。第一，对将要开展的金融科技合作计划进行风险评估;第二，明确银行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职责，确立监管关系，建立风控流程，做好内控;第三，制定应急措施，以便风险发生时能够立即止损。
参考文献：
[1]暴付明，沈 林，殷文华.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探析[J].河北金融，2019（10）：53-55.
[2]梁琪.京津冀城商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J].河北金融，2018（07）：58-65.
[3]陆岷峰，吴建平.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战略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12）：13-21.
[4]史真真.金融科技赋能中小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策略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19（09）：34-40.
[5]王娜，王在全.金融科技背景下商业银行转型策略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7（7）：24-26.
项目基金：浙江金融教育基金会2020年度课题“浙江省城商行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和战略路径选择”（项目编号：2020Y08）。
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关键词：城商行 金融科技 大数据 区块链
一、引言
城商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城商行通过资产重组、转型升级以及品牌构建等一系列改革，无论其市场竞争力、社会影响力还是经营能力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城商行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实施流程改造，深化金融服务能力改革，探索“互联网+”业务模式，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中小微企业成长等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末，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6.26万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12.7%，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持续领先同业，占其全部贷款的比重达到42.1%;“两增两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良好，在小微金融领域的优势不断巩固。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发展迅猛，为金融业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大型商业银行利用自身规模优势，纷纷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或者与科技巨头战略合作，积极拥抱金融科技。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有条件的银行纷纷积极探索非接触的业务开展和服务模式，金融服务在线上化和移动化基础上，进一步向远程化和智能化发展。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但同时引发零售和企业交易模式的变革，使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遭到重创的电子商务产业全面飘红，迎来了电子商务全面爆发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新冠疫情无疑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会带来短期的冲击，但同时也给新兴数字产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金融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血脉，其必然以危机为契机，利用金融科技优势，提升自身业务弹性，深入数字化重塑和业务创新。
作为区域性金融服务的主体，在过去几年里，大部分城商行也对金融科技持积极态度，制定战略规划，明确金融科技定位，探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化运营模式转型，加快金融科技与业务融合的进程。然而，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在规模效益上、科研投入能力上、科技人才储备上、试错风险承受能力上都有较大差距，有不断拉大差距的趋势。金融科技是金融领域发展的新蓝海，既可能成为城商行发展落差加大的关键，也可能成为城商行弯道超车的工具。积极展望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机遇，客观分析城商行在金融科技发展上与大型商业银行的区别，探索适合城商行自身特色的金融科技发展模式和战略路径，对于城商行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浙江省城商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商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情况，笔者对浙江省内多家城商行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现，浙江省内大部分城商行对于金融科技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其应用层次和水平差异较大，金融科技领先与落后的城商行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绝大部分城商行都对金融科技持积极态度，制定了相应的战略规划，并明确了金融科技定位，加速前瞻布局。
（一）突出金融科技在战略全局中的引领地位
目前多数城商行都将科技战略摆在全行战略规划和管理的突出位置。积极布局产品创新灵活、线上线下协同、运营管理高效、场景生态丰富、用户体验优良、风险智能控制的智慧银行，构建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载体、以体验为目标的银行新业态。如杭州银行将金融科技纳入 “五位一体”的金融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场景×平台×体验”的发展模式;稠州银行制定了《信息科技战略规划》，明确了金融科技的地位与定位;湖州银行将金融科技定位为六大业务发展战略之一。
（二）深化与外部科技力量的战略合作
与大中型银行相比，城商行科技基础相对薄弱，科技人才较为匮乏 ，科技投入规模有限，完全自主发展金融科技难度较大。为推动金融科技战略加速落地，部分城商行加强与外部金融企业的战略合作，与金融科技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融合各自在金融服务领域和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打造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和生态圈。如杭州银行与阿里云、杭州城市大数据运营公司联手成立了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是国内首家城商行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致力于金融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识别以及其他各项金融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分享和实践，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从而促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三）加速金融科技与业务融合
城商行通过构建移动化在线渠道，与提供业务场景的平台进行对接合作，让客户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享受金融服务;通过对交易数据、舆情、交互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构建客户全景视图，打造个性化产品，利用认知计算对数据进行分析、推理和学习，为客户提供更加快速、准确和有趣的智能客服服务;应用区块链技术对目标客户群体进行准确的風险识别，有效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效能。如宁波银行“快审快贷”产品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对企业、个人的多维度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优化信贷审批模型，实现信贷智能管理，并在2020年1月14日，入选人民银行第一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成为六个入选项目中唯一一家城商行。浙江泰隆银行、台州银行和民泰银行三家台州地区城商行，综合运用金融科技，对小微金融服务模式进行了优化，在原有业务模式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移动终端和搭建大数据风控平台，实现业务运营移动化、贷款审批集中化、风险监控智能化。 三、城商行金融科技发展的机遇
（一）宏观环境的支持
国家政府对金融科技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断增大，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重点强调了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城商行应借此机会，抓住金融科技发展红利，加快发展。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市是全国互联网中心城市，蚂蚁金服、同盾科技、连连支付等多家互联网企业在此扎根。根据《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杭州在全国金融科技城市排名中名列前三强，金融科技应用率高达91.5%，远高于平均值74.7%，以绝对优势领跑全国。如此浓厚的金融科技氛围为浙江省城商行提供了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的有利环境和必要保障。
（二）新型银行建设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粗放型银行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建设轻资产、轻业务、轻成本为特点的新型银行势在必行。金融科技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手段，改变了金融服务渠道，使银行的服务深度和服务广度都发生了质的变革，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科技使银行获客模式发生变化，商业银行可以打破物理网点的限制，为银行獲取客户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从而突破城商行体量小、机构少、网点辐射范围小的局限，使商业银行向轻型化、智能化发展成为可能。城商行可借力金融科技，丰富线上服务，实现由“重”转“轻”，同时合理统筹实体网点，将网点打造为线上与线下服务的对接点，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服务系统。
（三）顺应客户多样化需求
在移动时代，客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多样化，更专注于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城商行可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整合联动不同区域机构、不同业务部门、不同业务条线的优势，全方位的为客户提供涵盖理财投资、信贷融资、财富管理、支付结算等各领域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依托新兴技术，对客户的需求进行测算和预判，针对不同偏好的客户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满足客户的心理需要，提升客户体验，使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更具人性化。
四、城商行与大型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研发上存在的差异
（一）金融科技研发合作模式的差异
一方面是合作层次的不同。当前大型银行较城商行在金融科技前沿技术、深度研发方面的主要领先优势之一在于大型银行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强强合作，而城商行则较少“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金融科技，发展层次形成了鲜明对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分别与金融科技巨头BAJT开展了战略合作，而城商行中仅有少数实力较强的能够有机会与业内领先的科技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大部分城商行只能与实力相对较弱一些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合作，而这与城商行的实际金融科技发展需求不相匹配，城商行的科技发展也必然因此遭遇瓶颈。
二是合作的内容不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合作内容也更加前沿、更加具有引领性，其合作不仅在技术上，在业务渠道、应用方面也有着深度交融，而城商行则可能还局限于某项业务的开发应用，其组织和管理流程也主要围绕传统的线下运行模式设计，与快速市场反应、高效产品研发、个性化需求定制为主的模式不相匹配。
（二）科研投入能力的差异
城商行因其规模小、资金实力弱，巨额的金融科技研发投入对城商行来说成为沉重负担。在金融科技的“军备”竞赛中，城商行先天不占优势，无力承担巨额投资，因而靠其自身力量自主开发科技平台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杭州中心支行科技创新方面的调查显示，省内包含13家城商行在内的18家法人金融机构，在总体上创新性探索研究投入还不足，未全面建立轻型化、敏捷化的科技创新组织架构和战略规划。据不完全统计，城商行与互联网公司的研发投入和营业收入占比差距巨大，前者平均为3%，而后者高达25%左右。
（三）试错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
城商行因受制于资本积累、思想观念等各种因素，其试错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创新本身往往需要经历一定的冒险和错误，而有的城商行的管理层出于成本效益层面的考虑，坚持要求创新项目一定要有一个“可以预知的，并且能被认可的结果”，这种错误理念很容易使城商行错过科技创新的机会，同时也极有可能错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这必然使城商行的金融科技创新能力受到限制。
（四）研发技术规模效益的差异
一般金融技术如软件开发应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是银行应用的边界是限制的，同样的技术开发费用，规模越大的银行应用范围越广，其平均成本越低，带来的收益越大。而城商行则普遍规模较小，先天上就与大型银行存在技术研发的规模收益差距，这就导致了大型银行一般都处于金融科技方面的领导者、金融科技的输出者，而城商行则一般只能作为跟随者，很难进行“弯道超车”。
（五）数据收集能力的差异
金融科技的核心是有效整合大数据技术，利用大数据的力量，促进金融企业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城商行客户数量少、业务体系单薄，其数据收集能力相对缺乏，在数据积累上劣势突出。如中国工商银行2018年一年新增个人客户4000万户。除此之外，大型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即时通讯平台等获取客户数据，实现数据积累，如工行的“融e购”电商平台和“融e联”即时通讯平台客户量都已全面破亿，在线客户量远远超过城商行。因此，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的数据收集、挖掘、整理、分析能力存在先天劣势。
（六）专业人才储备数量的差异
近些年来，虽然大多数城商行也致力于研究创新技术应用，然而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城商行人才储备数量不足、流失严重，在人才储备方面劣势显著，严重阻碍了其金融科技的发展。大型商业银行往往拥有全方位发展的平台资源，具备专业健全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机制，而互联网公司则往往拥有一批能力出众、技术精湛、数量众多、敢拼敢闯的专业年轻人才，城商行与之相比，差距显然。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直接影响了城商行的金融科技自主研发能力，使其很难创新出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定制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品，新产品往往“有”而不优，竞争力不强，容易被市场淘汰。 五、城商行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和路径选择
（一）模式
1.现有的金融科技开发模式。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现存的金融科技开发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基于自身需求独立开发模式、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建设模式、金融系科技子公司模式、以“共享”为核心的中小银行联合抱团模式、API开放银行模式。城商行选择哪种金融科技开发模式需要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成本、升级需求以及金融科技环境综合考虑，各种模式并非相互独立相互排斥，可以选择采取其中的几种综合并适当进行优化。当前浙江省内多数城商行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主要采用独立开发或者是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两种模式。独立开发相对来说成本较高，而与金融科技公的合作主要依靠购买科技公司研发的产品，缺乏特色化。从金融科技技术应用开发的成本、个性化需求、可得性、实效性几个参考因素综合考虑，银行联盟抱团模式值得城商行深入探索。
2.银行联合抱团模式。城商行一方面具备区域性资源优势，另一方面需要快速构建生态市场。但由于城商行在IT预算、研发能力、高端技术人员储备有限，缺乏技术研发创新积累，互联网开发、运营的经验不足，因此可通过联合抱团模式开展金融科技方面的创新。该模式通过合作、共建等方式获得技术和服务，快速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其优势是试错成本低、建设周期短，比较适合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这种模式可以设立公司为载体，比如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由齐鲁银行、青岛银行等山东省14家城商行联合发起设立，主要功能是为中小银行提供开放共享的金融科技生态平台，为中小银行提供核心业务系统、互联网金融系统、外联业务平台、大数据服务等全方位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以及合作创新等多元化服务。另一种联盟模式是 “1+N”，其中“1”是技术主要输出者，“N”是联盟内的共享者。如2018年3月，京东金融与包括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30家中小银行共同发起设立“商业银行零售信贷联盟”。银行联盟抱团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一些同质化、基础性的新技术开发应用成本，如人工智能语音、人脸识别等技术，还有一些同質、同类系统、重复建设数据中心、灾备中心等存在资源重复投资现象的基础应用设施。
（二）路径
1.重视科技创新，突出战略引领。城商行想要实现弯道超车，必须突出金融科技的战略引领地位，在银行顶层设计中注入科技基因，在业务经营框架中植入科技因素，突出金融科技的核心地位。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方面，加大资源投入比例，利用金融科技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并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提高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利用金融科技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2.准确定位，坚持走普惠金融路线。城商行应重视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差距，避免与其直接竞争。城商行具有地缘、人缘优势，对当地客户资信状况、贷款能力和经营情况更为了解，更能够得到政府支持，较易深入市场。而大型商业银行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使其发展小微客户也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城商行更应坚持走普惠金融路线，致力本地客户，差异化发展，利用地域经验，充分发挥人脉优势，从而避免客户流失。积极推进金融基础服务上线，探索纯线上信用信贷产品，借力银企合作共享数据，深化小微服务。
3.重视人才培养，把握未来趋势。高端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储备量不足是城商行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短板。据不完全统计，相对于国内银行科技人才配备平均标准，城商行普遍缺失50%以上。兼具技术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是金融科技研发的载体，而高端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普遍需要较长的学习周期。因此，城商行应具有前瞻性的把握银行未来的发展趋势，加大投入，合理进行人才布局。一方面，城商行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组建科技团队，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通信、数学、统计等方面的成熟人才，同时适当放宽试错范围，提升自身科技力量。另一方面，城商行可尝试与互联网公司或者专业领先高校合作，成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搭建金融科技平台。
4.加快科技应用，推动数字转型。可通过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强化经营决策的技术支撑，逐步实现管理智能化、运营智能化;加速对前端和后台的数字化流程改造，加速数字化运营模式转型，提升客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和控制人工差错率;综合运用社交网络、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物理网点服务，改善线上渠道用户体验。
5.考虑科技风险，稳健经营。安全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的首要目标，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稳定。金融科技公司运作模式开放、创新、包容，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必然带来影响。因此，城商行在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必须加强对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实施全面的、连续性的预警和监控程序。第一，对将要开展的金融科技合作计划进行风险评估;第二，明确银行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职责，确立监管关系，建立风控流程，做好内控;第三，制定应急措施，以便风险发生时能够立即止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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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浙江金融教育基金会2020年度课题“浙江省城商行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和战略路径选择”（项目编号：2020Y08）。
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