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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保持诚信的美德,是走向成功的基石。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诚信,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诚信问题,不仅在国内讲,在国际上也经常讲。比如他对普京说:“对中俄合作,我们言必信,行必果。”那么,如何从中西方诚信观念中得到启发,建立适合我国的诚信观,这我们亟待研究的内容。
一、中西诚信观的主要异同
1.中西诚信观的相同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诚信文化。我们先来看双方的共通之处。在西方经典《摩西十诫》中,就将“不做伪证”作为最重要的道德戒律,教导人们要诚实守信。现代西方社会更是把信用视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和前提,美国商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可见诚信已经成为立足西方社会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十分重视诚信,不仅将其做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还将其视为立国之基、兴业之宝。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左传》说:“信,国之宝也”。烽火戏诸侯、千金买马骨这些故事都在强调诚信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可见中西方都对诚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中西诚信观的不同点。
2.1从源头上不同。西方的诚信观来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圣经》一共两部分,《旧约》和《新约》,都是通过神人立约的形式来阐述基督教教义的。比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其实是上帝和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定:上帝创造了伊甸园,中央有两棵树:生命树与智慧树。上帝让亚当看管伊甸园,并和他立约:除智慧之树上的果子外,其他果子他都能吃。最后亚当、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子,违反了约定,就被逐出了伊甸园。所以在西方的诚信观里,“诚信”是两个个体之间,通过合同、约定等方式来限定权利、责任、义务等等的行为。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在我们的观念里诚信是一种个人品德。我们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把内在的“德行”看的比外在的“功业”更重要,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是第一位的。荀子说过:“君子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就是一个人遭到误解,不被他人所信用不要紧,只要能做到无愧于心,仍然坚持正道直行,就算得上至诚君子。在这种导向下,我们的诚信观是内向化的,更关注个人道德的完善。
2.2社会结构不同。西方的诚信观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一直与交易活动密不可分的。西方人谈诚信的时候,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谈起。比如大哲学家柏拉图说“货物的交换在固定的地方进行,不能赊欠;交换时不能掺假,掺假是一种虚假和欺骗。”他谈的“诚信”就是一种交易的原则。为了适应交易的需要,它必然要求人们冲破血缘、地缘、人缘等熟人社会关系的束缚,使任何个人、组织、国家之间建立平等、广泛的诚信规则。所以具有普适性和开放性。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人们日常交往的对象主要是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和同学同事等,是一个典型“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早就论述过,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同心圆(配图)。圆心就是我们自己,外面一圈是我的父母妻儿,再外面是我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在这个结构中关系越亲密就越靠近圆心,最最核心的还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稳定的、向心型的结构,所以我们的文明、我们的诚信观也都是内向型的,直指人心的。思想源头、社会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发现两个文明从同一起点出发,所选择的道路却大相径庭,一个努力向内深入,一个不断向外拓展。在诚信问题上就表现为,一个更注重“内诚于心”,另一个更关注“外信于人” 。
二、现代中國诚信观需要诚与信并重
1.加强心性锤炼,规范文化市场。做到“内诚于心”,就是要把对诚信的追求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呢?这要求我们加强对自己心性的锤炼,也就是朱熹所说的“诚意正心”,现代人结合了禅宗思想,通称为“修心”。这是现代社会所缺少的,需要大力弘扬的。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着丰富的资源的,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是古代培养人才的方法,修心是放在第一位的。可是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这方面的内容了,现代人没有磨炼心性的需求吗?不是的,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国目前刚刚度过了温饱阶段,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而现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开始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出现。大家不再是只为了生存而养活自己,开始重视精神上的需求。在工人农民、学生白领、商人官员中,普遍存在着内心的空虚、迷茫、没有方向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可以说修心是当代中国人最迫切的需要。“修心”首先是个人的事情,但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障。
2.建立良好诚信机制,做好失信惩罚制度。说完了“内诚”,我们再来看“外信”。一个人内心是否真诚、坦荡,会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表现出来,社会正是通过这些言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诚信。所以内在的品德还是要外化到行动上来,这就是所谓的笃行。这里不仅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集体与集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要讲究诚信。习总书记对普京说过:“对中俄合作,我们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强调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但是问题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对诚信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比如聚餐时间确定好之后,如果请客的是个美国人,恐怕要晚到15分钟才合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活动范围的扩大,用约定俗成的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已经不够用了,这时候就需要制度的帮忙,必须有一套简明、高效、权威的标准来帮我们进行判断,这就是要建立一套现代信用体系。西方的诚信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美国的诚信体系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其中信用服务机构是由私人设立的,政府在信用行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是以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他们的信用服务机构是由政府出面成立的,也就是政府主导型。
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不能盲目的照抄照搬。其实我国也早就开始了再这方面的建设。比如公安部建立了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住建部建立了全国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特别是教育部建立得全国学历认证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信网,已经取得全国各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开始活跃在就业市场上。所以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尝试,但是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出多门,每个部门都在搞,缺乏有效的整合;一个是利用率不够,很多系统开发之后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知道,普通大众根本不了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是国家层面上要做好顶层设计,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进行统筹兼顾,保证信息的安全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再有就是发动全社会进行广泛参与,切实把我们的信用系统用起来,在使用中不断纠正问题,加以完善。单单建立起信用体系是不够的,想要真正让它发挥作用,还得有一套惩罚机制,让人们确确实实的感受到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西方说的违约成本。失信惩罚机制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法律(美国有10部左右信用法律,中国一个都没有);二是道德;三是非法律的制度(如失信者求职、购房、评定职称等等)。大家应该都听过,中国留学生因为三次逃票记录而被多家公司拒绝的故事。虽然逃票本身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行为背后,是诚信的缺失和对规则的破坏。所以这位留学生虽然成绩和能力都很优秀,但HR却说他在欧洲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找不到工作,这就是他为逃票付出的违约成本。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惩罚机制,让违约成本足够高,那肯定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守信。
一、中西诚信观的主要异同
1.中西诚信观的相同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诚信文化。我们先来看双方的共通之处。在西方经典《摩西十诫》中,就将“不做伪证”作为最重要的道德戒律,教导人们要诚实守信。现代西方社会更是把信用视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和前提,美国商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可见诚信已经成为立足西方社会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十分重视诚信,不仅将其做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还将其视为立国之基、兴业之宝。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左传》说:“信,国之宝也”。烽火戏诸侯、千金买马骨这些故事都在强调诚信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可见中西方都对诚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中西诚信观的不同点。
2.1从源头上不同。西方的诚信观来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圣经》一共两部分,《旧约》和《新约》,都是通过神人立约的形式来阐述基督教教义的。比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其实是上帝和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定:上帝创造了伊甸园,中央有两棵树:生命树与智慧树。上帝让亚当看管伊甸园,并和他立约:除智慧之树上的果子外,其他果子他都能吃。最后亚当、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子,违反了约定,就被逐出了伊甸园。所以在西方的诚信观里,“诚信”是两个个体之间,通过合同、约定等方式来限定权利、责任、义务等等的行为。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在我们的观念里诚信是一种个人品德。我们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把内在的“德行”看的比外在的“功业”更重要,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是第一位的。荀子说过:“君子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就是一个人遭到误解,不被他人所信用不要紧,只要能做到无愧于心,仍然坚持正道直行,就算得上至诚君子。在这种导向下,我们的诚信观是内向化的,更关注个人道德的完善。
2.2社会结构不同。西方的诚信观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一直与交易活动密不可分的。西方人谈诚信的时候,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谈起。比如大哲学家柏拉图说“货物的交换在固定的地方进行,不能赊欠;交换时不能掺假,掺假是一种虚假和欺骗。”他谈的“诚信”就是一种交易的原则。为了适应交易的需要,它必然要求人们冲破血缘、地缘、人缘等熟人社会关系的束缚,使任何个人、组织、国家之间建立平等、广泛的诚信规则。所以具有普适性和开放性。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人们日常交往的对象主要是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和同学同事等,是一个典型“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早就论述过,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同心圆(配图)。圆心就是我们自己,外面一圈是我的父母妻儿,再外面是我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在这个结构中关系越亲密就越靠近圆心,最最核心的还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稳定的、向心型的结构,所以我们的文明、我们的诚信观也都是内向型的,直指人心的。思想源头、社会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发现两个文明从同一起点出发,所选择的道路却大相径庭,一个努力向内深入,一个不断向外拓展。在诚信问题上就表现为,一个更注重“内诚于心”,另一个更关注“外信于人” 。
二、现代中國诚信观需要诚与信并重
1.加强心性锤炼,规范文化市场。做到“内诚于心”,就是要把对诚信的追求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呢?这要求我们加强对自己心性的锤炼,也就是朱熹所说的“诚意正心”,现代人结合了禅宗思想,通称为“修心”。这是现代社会所缺少的,需要大力弘扬的。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着丰富的资源的,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是古代培养人才的方法,修心是放在第一位的。可是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这方面的内容了,现代人没有磨炼心性的需求吗?不是的,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国目前刚刚度过了温饱阶段,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而现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开始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出现。大家不再是只为了生存而养活自己,开始重视精神上的需求。在工人农民、学生白领、商人官员中,普遍存在着内心的空虚、迷茫、没有方向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可以说修心是当代中国人最迫切的需要。“修心”首先是个人的事情,但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障。
2.建立良好诚信机制,做好失信惩罚制度。说完了“内诚”,我们再来看“外信”。一个人内心是否真诚、坦荡,会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表现出来,社会正是通过这些言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诚信。所以内在的品德还是要外化到行动上来,这就是所谓的笃行。这里不仅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集体与集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要讲究诚信。习总书记对普京说过:“对中俄合作,我们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强调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但是问题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对诚信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比如聚餐时间确定好之后,如果请客的是个美国人,恐怕要晚到15分钟才合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活动范围的扩大,用约定俗成的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已经不够用了,这时候就需要制度的帮忙,必须有一套简明、高效、权威的标准来帮我们进行判断,这就是要建立一套现代信用体系。西方的诚信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美国的诚信体系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其中信用服务机构是由私人设立的,政府在信用行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是以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代表,他们的信用服务机构是由政府出面成立的,也就是政府主导型。
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不能盲目的照抄照搬。其实我国也早就开始了再这方面的建设。比如公安部建立了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住建部建立了全国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特别是教育部建立得全国学历认证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信网,已经取得全国各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开始活跃在就业市场上。所以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尝试,但是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出多门,每个部门都在搞,缺乏有效的整合;一个是利用率不够,很多系统开发之后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知道,普通大众根本不了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是国家层面上要做好顶层设计,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进行统筹兼顾,保证信息的安全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再有就是发动全社会进行广泛参与,切实把我们的信用系统用起来,在使用中不断纠正问题,加以完善。单单建立起信用体系是不够的,想要真正让它发挥作用,还得有一套惩罚机制,让人们确确实实的感受到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西方说的违约成本。失信惩罚机制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法律(美国有10部左右信用法律,中国一个都没有);二是道德;三是非法律的制度(如失信者求职、购房、评定职称等等)。大家应该都听过,中国留学生因为三次逃票记录而被多家公司拒绝的故事。虽然逃票本身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行为背后,是诚信的缺失和对规则的破坏。所以这位留学生虽然成绩和能力都很优秀,但HR却说他在欧洲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找不到工作,这就是他为逃票付出的违约成本。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惩罚机制,让违约成本足够高,那肯定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