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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以来，微博传播在我国兴起，使得微博问政成为可能。对于微博在我国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微博使得我国政治生态的版图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它为政府议程设置和公共决策等引入了新的主体。比如议程设置，在过去几乎95%以上都是由政府通过传统媒介来制定，政府是议程设置的主体。根据人民网、人大舆论研究所的监测，近年来，中国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议题中，有34%是由“草根”、网络加以推动的，普通老百姓通过网络的聚集效益来形成一种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而成为议程设置的一种新主体。微博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舆论监督方式，可以使官员健康地、正常地、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由此可见，微博传播方式的诞生和风行，的确正在改变我们现实的政治环境。从历史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出现，使世界政治所处的信息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传统政治形态之下，政治家和政府部门通过大众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在传统政治环境中，公众想要与政治家以及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一般需要跨越相当多的层级。而在互联网环境下，公众可以更为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方式来获得各种政治信息，并直接通过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门的博客或微博等“自媒体”来获得第一手信息。今年2月27日上午9时，温家宝总理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使网络问政备受网民关注。而一年一度两会的召开，尤其是在今年两会前夕和两会期间，大量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开通微博，更使微博问政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互联网时代的问政方式：从网络问政到微博问政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环境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从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聊天，到各省官员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与百姓沟通，中国官员开始逐渐习惯于通过网络交往的方式，使政府的信息更加透明畅通。随着微博的流行，2010年我国两会期间，微博问政成为新的社会时尚。诸多两会代表、委员紧跟社会潮流，使得微博问政方式在两会上得到一定程度体现，代表、委员们敏锐地把握到社会最流行的沟通方式，将其应用到参政议政中，微博问政在2010年成为时尚。可见，政治生态由于互联网及微博应用而发生变化，使得互联网及其微博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而微博政治其实也是现实政治生态向互联网虚拟政治生态演进的一个典型例证。在我国未来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现实政治和虚拟政治将会更加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而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则要适应这种新型的政治生态环境。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依托微博所兴起的微博问政，本质上是互联网交往的形式之一。而关注微博问政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微博动员和微博治理等相关课题。所谓微博动员，就是指通过微博方式所发起和组织的社会动员。微博动员使得人们可以在微博环境下通过微博方式来表达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互联网动员使得社会动员的成本降低，对于公共议题的关注、讨论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微博动员是微博传播世界常见的一种现象。而微博动员现象的出现，则为微博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微博治理，一般可以理解为某一主体，在微博传播环境中，按照自身角色，制定适合自身在微博传播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标准、规范、决策和规划，从而利于自身的理性和良性发展。而微博政治治理，则是依托微博平台，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应该把微博政治治理看作互联网政治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微博的合理使用，进一步促进我国政治生态形成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传播：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
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依托的新媒体，对于政治传播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美国和英国对于新兴媒体的发展即予以高度重视。
2011年2月17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多名美国科技行业领袖共进晚餐，寻求他们对教育和创新领域计划的支持。出席此次会晤的有12位科技界高层，包括苹果总裁乔布斯、Facebook创办人兼总裁扎克伯格、甲骨文共同创办人兼总裁埃里森、谷歌总裁施密特、雅虎总裁巴兹、思科-T总裁钱伯斯、Twitter总裁卡斯特拉、前基因泰克总裁拉文森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等。其中，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和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分别坐在奥巴马两侧。美国政府对于新兴媒体如此重视，说明美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传统媒体的局限性，并开始重视新媒体的重要作用。
至2011年初，美国和英国几乎同时宣布，即将停止各自针对中国的担负有国际传播职能的广播节目。路透社分析说，美英等国关闭各自的对华广播，绝不是放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电视以及互联网上，因为这些领域云集了更多的受众。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琪表示，中国也应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的优势，更加有效地传播好中国的公共政策。从以上新媒体领域最新的一些变化可以看出，作为对社会环境非常敏感的政治传播，也应该加强在新媒体传播领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传播环境对于政治传播所提出的新要求。
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文明：从微博政治素养到微博政治生态
和微博问政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微博政治素养。一般而言，微博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微博信息的解读和判断能力，以及在个人生活、社会发展等方面使用微博信息的能力。而微博政治素养，则是指政府官员或政府部门从政治层面对微博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的能力，以及在使用微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于微博问政的效果持较为冷静的态度。沈洪溥博士认为，对于微博问政难以寄托更多的期望。其具体原因：一是参与面实在有限；二是讨论的质量不宜高估；三是背离了代表、委员基本的角色定位。中国传媒大学王四新教授则认为，微博本身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格局和政治走向。但是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传播的偏向”，会影响到甚至是改变人们关注政治事件的方式，并通过影响人们关注政治事务的方式，影响到人们的心理、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重组权力话语谱系，重组政治权力结构的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微博问政而言，微博自身具有中立性。也就是说，如果运用得当，微博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如果运用不当，微博对于我国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作用将不甚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微博问政来说，在互联网传播技术具备的条件下，的确需要全面提高微博问政参与各方的微博政治素养。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将微博问政纳入到我国政治治理的整体架构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微博在网络问政过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总之，微博问政是我国政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足迹，一个不可忽略的崭新印记。在更为自由、开放的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之中，微博问政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政治传播形态。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中国联通集团综合部新闻宣传处主任编辑
（责编/于亚博）
由此可见，微博传播方式的诞生和风行，的确正在改变我们现实的政治环境。从历史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出现，使世界政治所处的信息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传统政治形态之下，政治家和政府部门通过大众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在传统政治环境中，公众想要与政治家以及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一般需要跨越相当多的层级。而在互联网环境下，公众可以更为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方式来获得各种政治信息，并直接通过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门的博客或微博等“自媒体”来获得第一手信息。今年2月27日上午9时，温家宝总理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使网络问政备受网民关注。而一年一度两会的召开，尤其是在今年两会前夕和两会期间，大量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开通微博，更使微博问政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互联网时代的问政方式：从网络问政到微博问政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环境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从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聊天，到各省官员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与百姓沟通，中国官员开始逐渐习惯于通过网络交往的方式，使政府的信息更加透明畅通。随着微博的流行，2010年我国两会期间，微博问政成为新的社会时尚。诸多两会代表、委员紧跟社会潮流，使得微博问政方式在两会上得到一定程度体现，代表、委员们敏锐地把握到社会最流行的沟通方式，将其应用到参政议政中，微博问政在2010年成为时尚。可见，政治生态由于互联网及微博应用而发生变化，使得互联网及其微博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而微博政治其实也是现实政治生态向互联网虚拟政治生态演进的一个典型例证。在我国未来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现实政治和虚拟政治将会更加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而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则要适应这种新型的政治生态环境。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依托微博所兴起的微博问政，本质上是互联网交往的形式之一。而关注微博问政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微博动员和微博治理等相关课题。所谓微博动员，就是指通过微博方式所发起和组织的社会动员。微博动员使得人们可以在微博环境下通过微博方式来表达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互联网动员使得社会动员的成本降低，对于公共议题的关注、讨论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微博动员是微博传播世界常见的一种现象。而微博动员现象的出现，则为微博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微博治理，一般可以理解为某一主体，在微博传播环境中，按照自身角色，制定适合自身在微博传播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标准、规范、决策和规划，从而利于自身的理性和良性发展。而微博政治治理，则是依托微博平台，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应该把微博政治治理看作互联网政治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微博的合理使用，进一步促进我国政治生态形成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传播：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
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依托的新媒体，对于政治传播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美国和英国对于新兴媒体的发展即予以高度重视。
2011年2月17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多名美国科技行业领袖共进晚餐，寻求他们对教育和创新领域计划的支持。出席此次会晤的有12位科技界高层，包括苹果总裁乔布斯、Facebook创办人兼总裁扎克伯格、甲骨文共同创办人兼总裁埃里森、谷歌总裁施密特、雅虎总裁巴兹、思科-T总裁钱伯斯、Twitter总裁卡斯特拉、前基因泰克总裁拉文森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等。其中，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和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分别坐在奥巴马两侧。美国政府对于新兴媒体如此重视，说明美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传统媒体的局限性，并开始重视新媒体的重要作用。
至2011年初，美国和英国几乎同时宣布，即将停止各自针对中国的担负有国际传播职能的广播节目。路透社分析说，美英等国关闭各自的对华广播，绝不是放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电视以及互联网上，因为这些领域云集了更多的受众。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琪表示，中国也应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的优势，更加有效地传播好中国的公共政策。从以上新媒体领域最新的一些变化可以看出，作为对社会环境非常敏感的政治传播，也应该加强在新媒体传播领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传播环境对于政治传播所提出的新要求。
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文明：从微博政治素养到微博政治生态
和微博问政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微博政治素养。一般而言，微博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微博信息的解读和判断能力，以及在个人生活、社会发展等方面使用微博信息的能力。而微博政治素养，则是指政府官员或政府部门从政治层面对微博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的能力，以及在使用微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于微博问政的效果持较为冷静的态度。沈洪溥博士认为，对于微博问政难以寄托更多的期望。其具体原因：一是参与面实在有限；二是讨论的质量不宜高估；三是背离了代表、委员基本的角色定位。中国传媒大学王四新教授则认为，微博本身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格局和政治走向。但是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传播的偏向”，会影响到甚至是改变人们关注政治事件的方式，并通过影响人们关注政治事务的方式，影响到人们的心理、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重组权力话语谱系，重组政治权力结构的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微博问政而言，微博自身具有中立性。也就是说，如果运用得当，微博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如果运用不当，微博对于我国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作用将不甚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微博问政来说，在互联网传播技术具备的条件下，的确需要全面提高微博问政参与各方的微博政治素养。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将微博问政纳入到我国政治治理的整体架构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微博在网络问政过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总之，微博问政是我国政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足迹，一个不可忽略的崭新印记。在更为自由、开放的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之中，微博问政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政治传播形态。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中国联通集团综合部新闻宣传处主任编辑
（责编/于亚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