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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中文“传播”对应英语中的 communication一词认识较为一致。但“传播”是什么,中外学者莫衷一是。首次出版传播理论概论而著名的丹佛大学学者弗兰克-丹斯(Frank Dance),曾对120种传播定义进行了归类、区分①。香农将传播视作为工程学问题,并将一个传播/传输系统如何处理特殊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系统设计时无法预知的。香农的思路是将传递与接收信息视为一系列预先设定的变量的选择,与此同时,将传播视为一个概率问题,而非符号学问题,这样就可以同统计学的术语来解释传播过程。
詹姆斯·凯瑞在杜威的理论和观念的基础上,使用“传递”与“仪式”的过程对传播进行了概括,前者是“将传播视为一种出于控制的目的传递讯息的过程,传播的典型目的是劝服、态度变化、行为变化,通过信息传递、影响或调节达到社会化或个体对什么或看什么的选择”,后者则是“把传播看成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共享文化的过程”②。对二个过程分析可以看到传播的一些关键含义:1、传播具有某种目的性进行传递信息的过程,而为了获取更大范围的认知共识;2、传播需要对信息进行创造、调整,并尽可能地与其他的人们进行交流、分享的过程。
马克思对传播这个词给予了更为一般意义上诠释,它既包括物质方面的流动,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流动过程。
传播作为生活、工作中必须的一种行为和劳动,其处理、形态等都受到了现代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传播的概念已超越原有的单向传播的所谓“宣传”意义,具有了双向、甚至多向的沟通的内涵,人们一味热衷于计算机、互联网方面的硬件和软件的产品,对于“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以及关注却微乎其微,本文将传播描述为:“传播是在一定政治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生产、传递、解析、反馈等一系列行为过程,无论是在人际之间、人机之间(智联技术和设备,如AI、物联网等)、还是组织与组织及组织与个人、群体之间。”
传播是一种生产方式
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传播,按照马克思观点,每个人都是他或她所为,并且他或她所为不断成为产品。当我们生产某样新东西的时候,也在连续不断地生产我们自己③。
传播生产的原料是“信息,而信息总是处于流动之中、形成之中(in-formation),它是关于数据或编码在一系列不同传播媒介中的运动,是为寻找到使得上述运动能够为人理解的形式或叙述的一种努力过程,对传统商品与传播“商品”生产、消费过程进行的类比见下图。
传播是一个不断生产意义、意识形态、情感产品的过程
拉扎拉托在1996年提出了一种新的生产形态,并冠以新名称“非物质劳动”。他指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标志性特征是,这种劳动一方面创造了关于商品的信息性内容,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关于商品的文化性内容。这二种类型的劳动并不产生实体的或可接触的终端产品,而是创造出与商品相联系的语言、符号、形象和观点。意义和意识形态及情感产品④。作为“非物质劳动”的二个内容,主要研究的是传播围绕商品生产和消费二个过程。
在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传播扮演的有机角色可以体现在:1、传播被视为一个过程,主要作用于商品流通领域,也就是促进产品的销售及生活的消费化;2、除了局限在交易与消费的领域之外,从管理、分工而言,传播可作为促进、强化或改变组织生产方式的一种过程,在其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扮演深层角色,比如,产品从设计、工艺、制造及交易与消费的各个过程中,有设计师将其设计理念、设计视觉融入在其设计对象中,是一个内容雏形传播的过程,工艺、制造过程中各种标准、要求及控制管理的传播是商品生产过程,也起着积极的作用;3、在商品消费领域中,传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用户对于产品、服务的体验与生产者之间的传播行为具有推进作用。
首先,传播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创造意义、传播意义并使得更广泛公众能够接受意义的过程。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认为,意义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和实践,语言之所以能够建构意义是因为语言是作为一种表征系统而运作的,语言是在文化中表征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是一套复杂的编码/解码文化循环系统的产物。另外,意义还受到在不同的说话者、听者、说话语境、传送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不同社会关系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以传播中的语言为例,具体说明了传播中的一种“表征系统”,其实传播生产方式中所采用的其他手段,如影像、符号又何尝不是呢?因此,传播生产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编码者/解码者的大脑之中,它们还受到传播生产方式、社会实践的管理和调节,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并最终产生传播的实际作用和效果。
其次,传播生产过程是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由不同话语元素之间接合形成,但是并不等于语言,曾力图阐释意识形态在语言、文化、社会层面的生成和运行机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实践,认为通过语言符号传播是意识形态的有效媒介。
最后,传播生产过程是社会、政治中建立、诠释语言符号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建立在语言结构、语义分析或者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领域的,比如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语言符号可以反映或影响认知方式,语言符号既是意义生产和流通的优先媒介,又是意识形态运行的主要媒介,若探究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就要研究使用中的语言符号⑤。
另外,传播生产过程是对人类“情感”影响的过程,比如情感的培育、建立、强化、削弱等,在广告、影视制作等传播生产方式中,已将人类的情感诉求细分得淋漓尽致。由于情感在人类互动中无处不在,对情感变化的洞察便变成了交往行动的基础,现代技术也已将“情感”纳入了“商品”的范畴,并对“情感市场”进行了研发,其中就有一种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emotional computing),该技术旨在开发能够感知、表达和模拟人类情感的人工制品、技术,该技术意图将情感或情绪进行数字化的计算,它介入到了感觉与伴随感觉的物理变化之间的度量,由此来判定随之带来观念、判断和行动的改变的决策参考依据。
凯瑟琳-海勒(Hayles,2006)提出信息学概念:使信息时代成为可能的物质、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依赖及产生于大的數据银行和讯息即时传播的生活方式;以及物理习惯——如姿势、眼神焦点、手语、神经系统的联接——所有这些都通过与信息技术的联系而重新定义了人的身体。
人们在身体行动上、心理表现上、社会关系上、商品生产和消费上时刻在进行着传播,同样,各种形式物质、非物质的生产方式都是在进行着传播。人们通过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和方法,基于各自的社会关系,通过直接的、间接的关系,进行着各种生产形式及适合其自身的劳动,不断地进行着为了达到各种目的的传播。本文认为基于信息传播生产系统的视角,生产并消费“信息”传播的问题比信息本身的意涵显得更加重要。
詹姆斯·凯瑞在杜威的理论和观念的基础上,使用“传递”与“仪式”的过程对传播进行了概括,前者是“将传播视为一种出于控制的目的传递讯息的过程,传播的典型目的是劝服、态度变化、行为变化,通过信息传递、影响或调节达到社会化或个体对什么或看什么的选择”,后者则是“把传播看成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共享文化的过程”②。对二个过程分析可以看到传播的一些关键含义:1、传播具有某种目的性进行传递信息的过程,而为了获取更大范围的认知共识;2、传播需要对信息进行创造、调整,并尽可能地与其他的人们进行交流、分享的过程。
马克思对传播这个词给予了更为一般意义上诠释,它既包括物质方面的流动,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流动过程。
传播作为生活、工作中必须的一种行为和劳动,其处理、形态等都受到了现代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传播的概念已超越原有的单向传播的所谓“宣传”意义,具有了双向、甚至多向的沟通的内涵,人们一味热衷于计算机、互联网方面的硬件和软件的产品,对于“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以及关注却微乎其微,本文将传播描述为:“传播是在一定政治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生产、传递、解析、反馈等一系列行为过程,无论是在人际之间、人机之间(智联技术和设备,如AI、物联网等)、还是组织与组织及组织与个人、群体之间。”
传播是一种生产方式
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传播,按照马克思观点,每个人都是他或她所为,并且他或她所为不断成为产品。当我们生产某样新东西的时候,也在连续不断地生产我们自己③。
传播生产的原料是“信息,而信息总是处于流动之中、形成之中(in-formation),它是关于数据或编码在一系列不同传播媒介中的运动,是为寻找到使得上述运动能够为人理解的形式或叙述的一种努力过程,对传统商品与传播“商品”生产、消费过程进行的类比见下图。
传播是一个不断生产意义、意识形态、情感产品的过程
拉扎拉托在1996年提出了一种新的生产形态,并冠以新名称“非物质劳动”。他指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标志性特征是,这种劳动一方面创造了关于商品的信息性内容,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关于商品的文化性内容。这二种类型的劳动并不产生实体的或可接触的终端产品,而是创造出与商品相联系的语言、符号、形象和观点。意义和意识形态及情感产品④。作为“非物质劳动”的二个内容,主要研究的是传播围绕商品生产和消费二个过程。
在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传播扮演的有机角色可以体现在:1、传播被视为一个过程,主要作用于商品流通领域,也就是促进产品的销售及生活的消费化;2、除了局限在交易与消费的领域之外,从管理、分工而言,传播可作为促进、强化或改变组织生产方式的一种过程,在其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扮演深层角色,比如,产品从设计、工艺、制造及交易与消费的各个过程中,有设计师将其设计理念、设计视觉融入在其设计对象中,是一个内容雏形传播的过程,工艺、制造过程中各种标准、要求及控制管理的传播是商品生产过程,也起着积极的作用;3、在商品消费领域中,传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用户对于产品、服务的体验与生产者之间的传播行为具有推进作用。
首先,传播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创造意义、传播意义并使得更广泛公众能够接受意义的过程。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认为,意义是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和实践,语言之所以能够建构意义是因为语言是作为一种表征系统而运作的,语言是在文化中表征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是一套复杂的编码/解码文化循环系统的产物。另外,意义还受到在不同的说话者、听者、说话语境、传送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不同社会关系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以传播中的语言为例,具体说明了传播中的一种“表征系统”,其实传播生产方式中所采用的其他手段,如影像、符号又何尝不是呢?因此,传播生产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编码者/解码者的大脑之中,它们还受到传播生产方式、社会实践的管理和调节,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并最终产生传播的实际作用和效果。
其次,传播生产过程是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由不同话语元素之间接合形成,但是并不等于语言,曾力图阐释意识形态在语言、文化、社会层面的生成和运行机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实践,认为通过语言符号传播是意识形态的有效媒介。
最后,传播生产过程是社会、政治中建立、诠释语言符号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建立在语言结构、语义分析或者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领域的,比如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语言符号可以反映或影响认知方式,语言符号既是意义生产和流通的优先媒介,又是意识形态运行的主要媒介,若探究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就要研究使用中的语言符号⑤。
另外,传播生产过程是对人类“情感”影响的过程,比如情感的培育、建立、强化、削弱等,在广告、影视制作等传播生产方式中,已将人类的情感诉求细分得淋漓尽致。由于情感在人类互动中无处不在,对情感变化的洞察便变成了交往行动的基础,现代技术也已将“情感”纳入了“商品”的范畴,并对“情感市场”进行了研发,其中就有一种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emotional computing),该技术旨在开发能够感知、表达和模拟人类情感的人工制品、技术,该技术意图将情感或情绪进行数字化的计算,它介入到了感觉与伴随感觉的物理变化之间的度量,由此来判定随之带来观念、判断和行动的改变的决策参考依据。
凯瑟琳-海勒(Hayles,2006)提出信息学概念:使信息时代成为可能的物质、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依赖及产生于大的數据银行和讯息即时传播的生活方式;以及物理习惯——如姿势、眼神焦点、手语、神经系统的联接——所有这些都通过与信息技术的联系而重新定义了人的身体。
人们在身体行动上、心理表现上、社会关系上、商品生产和消费上时刻在进行着传播,同样,各种形式物质、非物质的生产方式都是在进行着传播。人们通过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和方法,基于各自的社会关系,通过直接的、间接的关系,进行着各种生产形式及适合其自身的劳动,不断地进行着为了达到各种目的的传播。本文认为基于信息传播生产系统的视角,生产并消费“信息”传播的问题比信息本身的意涵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