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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尝试简要地归纳了在鸦片战争之后，伴随通商贸易以及宗教传播，在“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对日益增多的各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 “新学”、“异说”和“方技”等内容图书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经难以类分的形势下，中国书目编撰工作者对新的图书分类方法所进行的多种尝试，简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的构成逐渐被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结构所取代的渐近过程。
关键词 中国 图书分类 历史
中图分类号：G254.1 文献标识码：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hen Modern Library Sprouts Emerged in China
MIAO Lin
（Shanghai Library，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The article briefly generalized many new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hat Chinese book cataloguers attempted whe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our-part classification method had been difficult to adapt to such a situation that the number of books with content of western humanities，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increasing with the commercial trade and the spread of religion in the environment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and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the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structure.
Key words Chin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history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倚靠枪炮打开了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伴随着通商贸易，宗教的传播，西方世界当时的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在中国逐步渗透并得以传播，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改良运动渐次走向了高潮，随着一系列“西学东渐”的改良措施的出现并在其影响下，中国传统的“藏书楼”形式在西方的图书馆学的影响下，逐步产生了改变。并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古代藏书楼性质的公共图书馆，其较有代表性的如：1897年出现与浙江的“古越藏书楼”，1900年的“浙江藏书楼”以及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等。由于国门初开，对各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 “新学”、“异说”和“方技”予以论著和译著的书籍日益增多，对这些图书予以类分，依靠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是难以满足。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此种情况感到焦虑，如当时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著者）曾就此事上书其老师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军机大臣]说：“……然处今之世，书契益繁，异学四起，匪特七略不能复，即四部亦不能赅，窃有短而愿献也……且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何以为当？”他的这番话确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代表中国传统学科思想分类体系的四部分类法，在面对外来文化日渐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浪潮前开始动摇，也反映了中国书目编撰工作者探索新的图书分类方法的开始。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做法是：在保存原有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改与补充，使之在类目方面与一些新的书籍内容相适应，同时又增加了丛书和别录两部，使其在表面上可以暂时包含一些新的内容，但从根本上是难以解决问题。其代表就是著名的《书目问答》（张之洞撰）。《书目问答》在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地位其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分类体系，而是在于敢于修改被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则想用当时新兴思想的西方科学学科思想体系来打破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束缚。他们从自身要对当时社会要进行改良的这一政治要求出发，编制了与四部分类法截然不同的图书分类法。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与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则是《西学分类表》。该表是梁启超在大量的西方书籍出现在我国的情况下，以改良主义的思想为指导而编制，并用于对其进行类分的。其在《西学书目表序例》里写道：“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择其精要而读之，於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西学书目表》的编制体系突破了正统的四部分类法的束缚，完全扬弃经、史、子、集四部的传统体系，将书籍按内容分为学、政两大部类，并按自然科学的发展顺序予以编排，在“学”（下转第53页）（上接第23页）类之下，其子目有13个（ 算学； 重学； 电学； 化学； 声学； 光学； 汽学； 天学； 地学； 全体学； 动植物学； 医学； 图学。）“政”类之下有子目10个（ 史志； 官制； 学制； 法律； 农政； 矿政； 工政； 商政； 兵政； 船政。）在以上的“学”、“政”两大部类之外，还附有1杂类，其子目有： 游记； 报章； 格致； 西人议论之书； 无可归类之书。 《西学书目表》的诞生，其编撰思想与体例表明了中国传统学科思想体系开始向西方科学学科思想体系地转变，也表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的构成逐渐被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结构所取代。同时，也为满足了当时中国一些藏书楼（图书馆）在书籍管理上进行改革的要求，起到了先行的表率。以此发端，它对以后的各种图书分类法（表）的出现，起到了启发与推动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改良或新创的分类表都是用于“新学”，即当时国外翻译著述图书以及一些有别于中国传统四部内容的图书的类分，而对所谓“旧学”，即中国传统的图书著述，还依然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在《西学书目表》之后的诸多的书目，大体都将书目分成中、西两大部，前者以四部体系分类，后者则采用《西学分类表》体系分类。亦有将国人著述的“新学”内容的图书收录在“旧学”图书目录之后，另自成一新部，谓：“时务部”，如黄庆澄的《普通学书目录》即如此。1911年（宣统三年）出现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则是在十进分类法传入我国前国内最编制最为详细的图书分类目录，它分十四部，每部均有总记及杂类，每一类再下属若干子目，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随着国人自撰和翻译的书籍越来越多，“新学“的目录不断扩大，门类也益多，而“新学”目录与“旧学”目录分为两册，使“新学”中与“旧学”中论述同一事物或性属统一分类的书籍被人为地分在两处，对使用极不方便，同时也妨碍了学术研究的完整与系统开展。统一“新学”与“旧学”两大部类，使同一学科内容的书籍，不论新、旧、中、外都可以集中在一类的分类法日显重要。光绪28年的《杭州藏书楼书目》首先对新、旧学书籍进行了统一的分类，其分为九大部类，但因其藏书较少而在类目设置上显得较为简单。
以规模完善、分类适当而著称的则是《古越藏书楼书目》。1904年绍兴府学堂总教习冯一梅，应邀为古越藏书楼再编了一个书目，由上海崇实书局印行。该书目亦仿《西学书目表》将藏书分为政、学两部，并且彻底冲破四库分类的樊篱，将新旧书籍予以统一的类分，在各部下分出各类，学部下分出23类，政部则分出24类，每类之下分出若干子目，系统相当分明。著名目录学大家姚名达先生对此书目评价颇高，说：“谈最早改革中国分类法，以容纳新兴之学科者，要不得不推《古越藏书楼书目》为最早也。”
以上列举的一些中国近代的书目（分类法），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国内的书目界人士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学”之潮流，在书目编撰与书籍类分上在四部分类法开始衰亡，西方十进分类法尚未进入我国之时，所做的探讨与尝试，是我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转变的开始，也是我国知识学科体系以传统的“四部”体系转变为先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申少春.中国近现代文献分类法发展简论.图书馆论坛，V.23，no.5，p.94-97.
[2]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赵军平.中国图书分类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向.北京广博电视大学学报，1998.3.
关键词 中国 图书分类 历史
中图分类号：G254.1 文献标识码：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hen Modern Library Sprouts Emerged in China
MIAO Lin
（Shanghai Library，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The article briefly generalized many new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hat Chinese book cataloguers attempted whe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our-part classification method had been difficult to adapt to such a situation that the number of books with content of western humanities，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increasing with the commercial trade and the spread of religion in the environment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and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the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structure.
Key words Chin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history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倚靠枪炮打开了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伴随着通商贸易，宗教的传播，西方世界当时的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在中国逐步渗透并得以传播，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改良运动渐次走向了高潮，随着一系列“西学东渐”的改良措施的出现并在其影响下，中国传统的“藏书楼”形式在西方的图书馆学的影响下，逐步产生了改变。并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古代藏书楼性质的公共图书馆，其较有代表性的如：1897年出现与浙江的“古越藏书楼”，1900年的“浙江藏书楼”以及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等。由于国门初开，对各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 “新学”、“异说”和“方技”予以论著和译著的书籍日益增多，对这些图书予以类分，依靠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是难以满足。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此种情况感到焦虑，如当时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著者）曾就此事上书其老师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湖广总督，军机大臣]说：“……然处今之世，书契益繁，异学四起，匪特七略不能复，即四部亦不能赅，窃有短而愿献也……且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何以为当？”他的这番话确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代表中国传统学科思想分类体系的四部分类法，在面对外来文化日渐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浪潮前开始动摇，也反映了中国书目编撰工作者探索新的图书分类方法的开始。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做法是：在保存原有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改与补充，使之在类目方面与一些新的书籍内容相适应，同时又增加了丛书和别录两部，使其在表面上可以暂时包含一些新的内容，但从根本上是难以解决问题。其代表就是著名的《书目问答》（张之洞撰）。《书目问答》在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地位其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分类体系，而是在于敢于修改被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则想用当时新兴思想的西方科学学科思想体系来打破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束缚。他们从自身要对当时社会要进行改良的这一政治要求出发，编制了与四部分类法截然不同的图书分类法。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与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则是《西学分类表》。该表是梁启超在大量的西方书籍出现在我国的情况下，以改良主义的思想为指导而编制，并用于对其进行类分的。其在《西学书目表序例》里写道：“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择其精要而读之，於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西学书目表》的编制体系突破了正统的四部分类法的束缚，完全扬弃经、史、子、集四部的传统体系，将书籍按内容分为学、政两大部类，并按自然科学的发展顺序予以编排，在“学”（下转第53页）（上接第23页）类之下，其子目有13个（ 算学； 重学； 电学； 化学； 声学； 光学； 汽学； 天学； 地学； 全体学； 动植物学； 医学； 图学。）“政”类之下有子目10个（ 史志； 官制； 学制； 法律； 农政； 矿政； 工政； 商政； 兵政； 船政。）在以上的“学”、“政”两大部类之外，还附有1杂类，其子目有： 游记； 报章； 格致； 西人议论之书； 无可归类之书。 《西学书目表》的诞生，其编撰思想与体例表明了中国传统学科思想体系开始向西方科学学科思想体系地转变，也表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的构成逐渐被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结构所取代。同时，也为满足了当时中国一些藏书楼（图书馆）在书籍管理上进行改革的要求，起到了先行的表率。以此发端，它对以后的各种图书分类法（表）的出现，起到了启发与推动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改良或新创的分类表都是用于“新学”，即当时国外翻译著述图书以及一些有别于中国传统四部内容的图书的类分，而对所谓“旧学”，即中国传统的图书著述，还依然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在《西学书目表》之后的诸多的书目，大体都将书目分成中、西两大部，前者以四部体系分类，后者则采用《西学分类表》体系分类。亦有将国人著述的“新学”内容的图书收录在“旧学”图书目录之后，另自成一新部，谓：“时务部”，如黄庆澄的《普通学书目录》即如此。1911年（宣统三年）出现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则是在十进分类法传入我国前国内最编制最为详细的图书分类目录，它分十四部，每部均有总记及杂类，每一类再下属若干子目，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随着国人自撰和翻译的书籍越来越多，“新学“的目录不断扩大，门类也益多，而“新学”目录与“旧学”目录分为两册，使“新学”中与“旧学”中论述同一事物或性属统一分类的书籍被人为地分在两处，对使用极不方便，同时也妨碍了学术研究的完整与系统开展。统一“新学”与“旧学”两大部类，使同一学科内容的书籍，不论新、旧、中、外都可以集中在一类的分类法日显重要。光绪28年的《杭州藏书楼书目》首先对新、旧学书籍进行了统一的分类，其分为九大部类，但因其藏书较少而在类目设置上显得较为简单。
以规模完善、分类适当而著称的则是《古越藏书楼书目》。1904年绍兴府学堂总教习冯一梅，应邀为古越藏书楼再编了一个书目，由上海崇实书局印行。该书目亦仿《西学书目表》将藏书分为政、学两部，并且彻底冲破四库分类的樊篱，将新旧书籍予以统一的类分，在各部下分出各类，学部下分出23类，政部则分出24类，每类之下分出若干子目，系统相当分明。著名目录学大家姚名达先生对此书目评价颇高，说：“谈最早改革中国分类法，以容纳新兴之学科者，要不得不推《古越藏书楼书目》为最早也。”
以上列举的一些中国近代的书目（分类法），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国内的书目界人士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学”之潮流，在书目编撰与书籍类分上在四部分类法开始衰亡，西方十进分类法尚未进入我国之时，所做的探讨与尝试，是我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转变的开始，也是我国知识学科体系以传统的“四部”体系转变为先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申少春.中国近现代文献分类法发展简论.图书馆论坛，V.23，no.5，p.94-97.
[2]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赵军平.中国图书分类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向.北京广博电视大学学报，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