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利己还是利他？自由还是约束？贪婪是贬义词吗？经济领域是否值得推崇社会责任？什么是“不完全市场”？如何运用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收入分配的奥妙在哪里？如何对治因为“稀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等等这类与诸位董事十分相干的问题能够在《市场经济读本》中找到。
“市场经济读本”有两种:一是市场经济本身,它过于感性化和实践性,以至于人们必须经过市场经济的一段磨难、付出代价之后才能读懂它。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读本》这样的文本,它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标上了多个“思想化”路标。读这种文本,能够找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感觉。
问题是董事们有多少的时间去阅读？难道不想跳出“资本家”的俗套,将自己净化为一位“知本家”吗？如果能够再从一个“知本家”进一步净化成为一位“观察家”,董事们将真正实现从“战术家”向“战略家”的成功转变。这可是一种“境界”的升迁！
因此, “读书”不再是“迂腐”的代词,儒商不再是商人中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董事们的身份应当是战略家,以应付“捕捉商机”与“开发动力”这两大核心问题。草创时期各类有关“交换”的浅显问题原是一类战术问题,至于“效率”和“效益”,不过是解决两大核心问题之后的自然结果。所以,市面上一味求索“效率”和“效益”的流行做法,实际上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
我们今天行走的经济道路,根本上还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道路。我们不能在这个“资本”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其用意如同不能在“自由”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一样。什么东西一旦被加上“主义”两个字,将会越来越变得令人作呕。“资本”、“自由”此类都还只是一些方向性的路标,但是“主义”就是具体的道路了。我想,驾驶的乐趣在于明确方向的前提下“自由”地探索前进,被限定在既定道路中的种种限速行驶,其实谈不上有什么乐趣。
眼前这本《市场经济读本》由许多新颖的路标构成。这些路标是由詹姆斯·L·多蒂、弥尔顿·弗里德曼、埃恩·兰德、F·A·哈耶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里德·里克巴斯蒂雅特、马克莱·文森、罗纳德·H·科斯、亨利·大卫·梭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拉里·E·卢夫、德威特·R·李等十多位西方18、19世纪著名的经济、政治思想家分别著作而成,这些好钢制作的宝剑“出土”之后依然光芒四射。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看不见的手”,那么,你在不知道其手法的情况下进入市场淘金,也许就不仅仅是失手的问题了,它会将你拽入深坑,使你失身。尤其,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所谓“不完全市场”,其中有许多秘密需要思想家们揭示。比如,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诸如由室外地滚球游戏所联想到的“串谋的经济学”，由控制权引发的垄断来源，让没有自卫能力的公众买单的政治污染，根据对损失付不同责任的价格体系所进行的社会成本计算，由社会冲突或仇恨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自由社会中的政府作用、市场中的个人自由、政府管制、政府角色、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等比较实用的专业问题。《市场经济读本》可以给我们以充分的提示。
在这个读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市场的自由并不就是一个泛滥的自由市场形态。如果用书中的观念来看,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公司的治理应当较大程度地放弃公司的社会责任。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对社会的贡献只能算一个自然的指标,但它绝对不是市场自由的路标。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市场经济”,实际上以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双重道德标准的深刻矛盾,即传统经济的利他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这正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成长中所遇的真正症结。
因为存在这个症结,尚处原始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其驱动力方面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书中的部分思想家,一方面描述了一种基督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的潜在道德基础上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却阐述这样一种逻辑:为了“利己”,市场经济者们往往会在不自觉中首先完善“利他”。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为了利己性地能够每天去对面的温暖吧里喝上热咖啡,他会首先在雪地中铲出一条连接自家与咖啡吧之间的小路,之后,显然沿着此路进吧的人将远远不止他一人。于是按照这样的解释,一些西方思想家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原来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精神中自然而又无意形成的,这就是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发生学解释。
显然,这是一种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所不能够接受的观点,但是,当代中国企业的董事们也许心里暗暗点着头。这就是我们称目前中国经济形态为“不完全市场”的缘故之一吧。
路标多,这本身含有一种公益的味道。但是您是否想过,路标是给哪些人看的？这里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获得市场自由并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事。这里的“市场自由”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市场本身发展的自由度,二是人在市场中的自由度。显然,前一类含义归结于政府营造市场环境的战略构思,后一类则依赖于董事们选择市场形态和自己行进姿态时的战略设计。既然都是“战略”的问题,那么“市场自由”就超越了技术层面。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衡量企业家是否已经完成并脱离草创阶段的基本标准,这就是看他们的思维角度及其运作方式是否已经从“战术”层面转向了“战略”层面。总的来说,《市场经济读本》属于有关市场经济战略的专业书籍,它有着比较鲜明的读者群——既非学者,也非企业的具体操盘手,而是董事会中那些企业的设计师们。所以,我们的董事应当学会并习惯筛选自己面前的一大堆问题。我相信,战略问题是解决战术问题的基本前提。所有中国原创企业都有这样的基本经历:从战术层面打入市场,然后再跃上战略层面。这样一来,必然在跃进战略层面之前,就积累了许多一时无法解决的战术问题。这就是中国董事会与索罗斯一类国际战略投资家在市场处境和市场手法上存在基本区别的主要原因。
被近几年来心照不宣的教训所清醒,董事们终于承认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西方程度更深的“政治经济”。因此,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的政治诉求开始多了起来,亲善事迹也多了起来,这就是一种大战略的转移。就整个市场来说,这里却隐含着一种危险:随之民主与平等的意味将被无意地淡化,隐形的市场准入特权和市场利益的战略分割被悄悄地强化。一个结果往往产生若干反响。面对上述危险,战术层面惊叹之,恐慌之,无奈之;战略层面暗喜之,谨慎之,张罗之。这取决于企业家“已经”站到了哪个层面。因此,《市场经济读本》值得细读体会。一个令人深思的提示是:由“贫困的政治”造成的“政治的贫困”也将引发“市场的贫困”,这已经是过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曾经的无情现实。所以,强力政治是否能够被选为市场经济的“防贫剂”呢？这是一个目前谁也不愿涉及但都暗自关心的问题。我们的董事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战略”问题大得已经与己无关了！不要忘记,能够对市场走向发挥重大影响的依然是政府。本书就道出了不少“市场的软肋”和“企业的羁绊”,问题看你怎样去读书中的这个提示。
其实,沿着思想的路标向前既是捷径,也有风险。这个风险在于读者往往会忽略思想家们的原始语境,这是技术干部习惯的错误。所以,取舍与否,还请董事们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以及在市场中的自由。
“市场经济读本”有两种:一是市场经济本身,它过于感性化和实践性,以至于人们必须经过市场经济的一段磨难、付出代价之后才能读懂它。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读本》这样的文本,它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标上了多个“思想化”路标。读这种文本,能够找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感觉。
问题是董事们有多少的时间去阅读？难道不想跳出“资本家”的俗套,将自己净化为一位“知本家”吗？如果能够再从一个“知本家”进一步净化成为一位“观察家”,董事们将真正实现从“战术家”向“战略家”的成功转变。这可是一种“境界”的升迁！
因此, “读书”不再是“迂腐”的代词,儒商不再是商人中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董事们的身份应当是战略家,以应付“捕捉商机”与“开发动力”这两大核心问题。草创时期各类有关“交换”的浅显问题原是一类战术问题,至于“效率”和“效益”,不过是解决两大核心问题之后的自然结果。所以,市面上一味求索“效率”和“效益”的流行做法,实际上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
我们今天行走的经济道路,根本上还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道路。我们不能在这个“资本”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其用意如同不能在“自由”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一样。什么东西一旦被加上“主义”两个字,将会越来越变得令人作呕。“资本”、“自由”此类都还只是一些方向性的路标,但是“主义”就是具体的道路了。我想,驾驶的乐趣在于明确方向的前提下“自由”地探索前进,被限定在既定道路中的种种限速行驶,其实谈不上有什么乐趣。
眼前这本《市场经济读本》由许多新颖的路标构成。这些路标是由詹姆斯·L·多蒂、弥尔顿·弗里德曼、埃恩·兰德、F·A·哈耶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里德·里克巴斯蒂雅特、马克莱·文森、罗纳德·H·科斯、亨利·大卫·梭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拉里·E·卢夫、德威特·R·李等十多位西方18、19世纪著名的经济、政治思想家分别著作而成,这些好钢制作的宝剑“出土”之后依然光芒四射。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看不见的手”,那么,你在不知道其手法的情况下进入市场淘金,也许就不仅仅是失手的问题了,它会将你拽入深坑,使你失身。尤其,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所谓“不完全市场”,其中有许多秘密需要思想家们揭示。比如,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诸如由室外地滚球游戏所联想到的“串谋的经济学”，由控制权引发的垄断来源，让没有自卫能力的公众买单的政治污染，根据对损失付不同责任的价格体系所进行的社会成本计算，由社会冲突或仇恨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自由社会中的政府作用、市场中的个人自由、政府管制、政府角色、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等比较实用的专业问题。《市场经济读本》可以给我们以充分的提示。
在这个读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市场的自由并不就是一个泛滥的自由市场形态。如果用书中的观念来看,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公司的治理应当较大程度地放弃公司的社会责任。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对社会的贡献只能算一个自然的指标,但它绝对不是市场自由的路标。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市场经济”,实际上以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双重道德标准的深刻矛盾,即传统经济的利他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这正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成长中所遇的真正症结。
因为存在这个症结,尚处原始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其驱动力方面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书中的部分思想家,一方面描述了一种基督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的潜在道德基础上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却阐述这样一种逻辑:为了“利己”,市场经济者们往往会在不自觉中首先完善“利他”。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为了利己性地能够每天去对面的温暖吧里喝上热咖啡,他会首先在雪地中铲出一条连接自家与咖啡吧之间的小路,之后,显然沿着此路进吧的人将远远不止他一人。于是按照这样的解释,一些西方思想家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原来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精神中自然而又无意形成的,这就是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发生学解释。
显然,这是一种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所不能够接受的观点,但是,当代中国企业的董事们也许心里暗暗点着头。这就是我们称目前中国经济形态为“不完全市场”的缘故之一吧。
路标多,这本身含有一种公益的味道。但是您是否想过,路标是给哪些人看的？这里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获得市场自由并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事。这里的“市场自由”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市场本身发展的自由度,二是人在市场中的自由度。显然,前一类含义归结于政府营造市场环境的战略构思,后一类则依赖于董事们选择市场形态和自己行进姿态时的战略设计。既然都是“战略”的问题,那么“市场自由”就超越了技术层面。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衡量企业家是否已经完成并脱离草创阶段的基本标准,这就是看他们的思维角度及其运作方式是否已经从“战术”层面转向了“战略”层面。总的来说,《市场经济读本》属于有关市场经济战略的专业书籍,它有着比较鲜明的读者群——既非学者,也非企业的具体操盘手,而是董事会中那些企业的设计师们。所以,我们的董事应当学会并习惯筛选自己面前的一大堆问题。我相信,战略问题是解决战术问题的基本前提。所有中国原创企业都有这样的基本经历:从战术层面打入市场,然后再跃上战略层面。这样一来,必然在跃进战略层面之前,就积累了许多一时无法解决的战术问题。这就是中国董事会与索罗斯一类国际战略投资家在市场处境和市场手法上存在基本区别的主要原因。
被近几年来心照不宣的教训所清醒,董事们终于承认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西方程度更深的“政治经济”。因此,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的政治诉求开始多了起来,亲善事迹也多了起来,这就是一种大战略的转移。就整个市场来说,这里却隐含着一种危险:随之民主与平等的意味将被无意地淡化,隐形的市场准入特权和市场利益的战略分割被悄悄地强化。一个结果往往产生若干反响。面对上述危险,战术层面惊叹之,恐慌之,无奈之;战略层面暗喜之,谨慎之,张罗之。这取决于企业家“已经”站到了哪个层面。因此,《市场经济读本》值得细读体会。一个令人深思的提示是:由“贫困的政治”造成的“政治的贫困”也将引发“市场的贫困”,这已经是过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曾经的无情现实。所以,强力政治是否能够被选为市场经济的“防贫剂”呢？这是一个目前谁也不愿涉及但都暗自关心的问题。我们的董事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战略”问题大得已经与己无关了！不要忘记,能够对市场走向发挥重大影响的依然是政府。本书就道出了不少“市场的软肋”和“企业的羁绊”,问题看你怎样去读书中的这个提示。
其实,沿着思想的路标向前既是捷径,也有风险。这个风险在于读者往往会忽略思想家们的原始语境,这是技术干部习惯的错误。所以,取舍与否,还请董事们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以及在市场中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