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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令人记忆犹新的女性形象，崔莺莺与杜丽娘是这一个个闪光的女性形象中更加耀眼的两个形象。她们以不同的个性魅力，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她们心中美好的爱情，为我们唱响了反封建礼教的赞歌。由于两剧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人物生活的环境不同，人物的反抗经历不同，崔莺莺与杜丽娘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崔莺莺；杜丽娘；形象差异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1
《西厢记》、《牡丹亭》这两部作品在我国的文学史上璀璨夺目，作品中的主人公崔莺莺与杜丽娘用她们鲜明的个性、独特的爱情观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然而这两部作品由于创作时代的不同，人物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的不同，以及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采用的不同的手法，使得两个主人公的形象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本位旨在通过时代背景、创作主题等方面找出形成差异性的原因。
一、两剧创作的时代背景不同
《西厢记》创作于元代，较于前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有社会风气发生了改变。元朝统治阶层由多民族组成，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传统儒家思想已不如前代受人尊重。程朱理学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也开始松动，大量涌现敢爱敢恨，大胆与封建礼教抗争，敢作敢为，用于和封建传统决裂的情节涌现在文学作品。元代废除了科举考试，年轻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科考入仕的途径，也使得他们追求利禄功名的热情降低，他们开始转而关注自身，关注爱情，勇于追求以爱情为主的婚姻。当时政治格局动荡，攀附权贵、门当户对已不再起决定作用，这种情形下，人们更是大胆否定封建门阀制度，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西厢记》诞生了，剧本中男女主人公大胆追求爱情，私定终生，这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叛，也反映出了在元代社会背景下人們对于自由爱情的渴望。
汤显祖的《牡丹亭》诞生于16世纪末，这个时期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打压远远高过《西厢记》的时代。当时推崇程朱理学，封建纲常伦理已发展到了极致。对于女性而言伦理规范走到了极致，封建意识逐渐地深入闺阁成为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处于这个时代下的女性犹如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监牢中，苦不堪言。明中叶后期，随着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思想文化发生了变化，王守仁的“心学”等流派思想成为主流，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而晚明之后产生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肯定人的欲望，要求个性自由的文学新思潮，提出了“童心说”，“真”是主体的自由意识， 要求恢复人性。这些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很多文学作品的创作，戏剧也不例外，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大量体现在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剧作中，汤显祖的《牡丹亭》正是通过杜丽娘这样反叛的女性形象，借助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美好真挚、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来表达以情反理这个主旨。
二、两剧不同的感情性质
《西厢记》代表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范式，张生与崔莺莺互相吸引的前提就是对方气质才情、美貌风韵。少了这一点，《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就无法进行，这就构成了才子佳人故事中人物应具备的特征。剧中有多处凸显了张生的才情，莺莺的貌美妖娆也在张生的描绘中显现出来。张生的才情表现为“文才”和“痴情”，他的“文才”通过吟咏作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的“文才”只是个前奏，剧中真正要表现的是他的“痴情”，“文才”只是张生借以显示“痴情”的工具，文为情用，情以文显。莺莺作为“佳人”，除了容貌上的美丽之外，还表现为心思细腻与文才不凡。她的“佳人”更是通过她对于爱情大胆执着的追求表现出来。她对张生的欣赏，对张生的痴诚，都令人为之动容、怜赏。她为了爱情与老夫人争论，她为了爱情单薄名利，她为了爱情献出她美好的青春。在张生走后她的无尽思念，同样表现出了一个对夫君忠贞不渝的贤良女性形象。她的文才在剧中也有大量的描写，如张生为此倾叹：“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
与《西厢记》相较，《牡丹亭》更像是一部充满哲理的戏剧典范。《牡丹亭题词》中已经表明：“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整个剧本以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为线，凸显出“情”与“理”的矛盾，而剧中忧郁伤感的气氛和对爱情不断的思索求解，更是将哲理的气息表现的清晰化。如杜丽娘初入花园前后，思想的变化、情感的起伏，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对于苦闷生活的释放，开始去寻求摆脱这种压抑生活的道路，在现实生活中又无法找寻而带来的倍加折磨，展现出了个性压抑所导致的心灵震颤。杜丽娘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这一过程，就是追求个性自由、摆脱沉重的枷锁，从苦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生命升华的过程。
综上所述，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时代背景让她们背负这不同的时代特征，她们的反叛与情爱，无不带有时代不同的文化印记。虽然两个女性形象存在着差异，但她们反抗封建的精神是一致的。她们勇敢地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的自由，她们共同划出了中国女性为爱情不懈抗争的光辉轨迹。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
[2]汤显祖《牡丹亭》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4月北京第一版。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4]汤显祖《牡丹亭题词》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关键词：崔莺莺；杜丽娘；形象差异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1
《西厢记》、《牡丹亭》这两部作品在我国的文学史上璀璨夺目，作品中的主人公崔莺莺与杜丽娘用她们鲜明的个性、独特的爱情观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然而这两部作品由于创作时代的不同，人物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的不同，以及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采用的不同的手法，使得两个主人公的形象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本位旨在通过时代背景、创作主题等方面找出形成差异性的原因。
一、两剧创作的时代背景不同
《西厢记》创作于元代，较于前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有社会风气发生了改变。元朝统治阶层由多民族组成，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传统儒家思想已不如前代受人尊重。程朱理学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也开始松动，大量涌现敢爱敢恨，大胆与封建礼教抗争，敢作敢为，用于和封建传统决裂的情节涌现在文学作品。元代废除了科举考试，年轻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科考入仕的途径，也使得他们追求利禄功名的热情降低，他们开始转而关注自身，关注爱情，勇于追求以爱情为主的婚姻。当时政治格局动荡，攀附权贵、门当户对已不再起决定作用，这种情形下，人们更是大胆否定封建门阀制度，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西厢记》诞生了，剧本中男女主人公大胆追求爱情，私定终生，这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叛，也反映出了在元代社会背景下人們对于自由爱情的渴望。
汤显祖的《牡丹亭》诞生于16世纪末，这个时期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打压远远高过《西厢记》的时代。当时推崇程朱理学，封建纲常伦理已发展到了极致。对于女性而言伦理规范走到了极致，封建意识逐渐地深入闺阁成为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处于这个时代下的女性犹如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监牢中，苦不堪言。明中叶后期，随着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思想文化发生了变化，王守仁的“心学”等流派思想成为主流，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而晚明之后产生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肯定人的欲望，要求个性自由的文学新思潮，提出了“童心说”，“真”是主体的自由意识， 要求恢复人性。这些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很多文学作品的创作，戏剧也不例外，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大量体现在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剧作中，汤显祖的《牡丹亭》正是通过杜丽娘这样反叛的女性形象，借助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美好真挚、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来表达以情反理这个主旨。
二、两剧不同的感情性质
《西厢记》代表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范式，张生与崔莺莺互相吸引的前提就是对方气质才情、美貌风韵。少了这一点，《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就无法进行，这就构成了才子佳人故事中人物应具备的特征。剧中有多处凸显了张生的才情，莺莺的貌美妖娆也在张生的描绘中显现出来。张生的才情表现为“文才”和“痴情”，他的“文才”通过吟咏作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的“文才”只是个前奏，剧中真正要表现的是他的“痴情”，“文才”只是张生借以显示“痴情”的工具，文为情用，情以文显。莺莺作为“佳人”，除了容貌上的美丽之外，还表现为心思细腻与文才不凡。她的“佳人”更是通过她对于爱情大胆执着的追求表现出来。她对张生的欣赏，对张生的痴诚，都令人为之动容、怜赏。她为了爱情与老夫人争论，她为了爱情单薄名利，她为了爱情献出她美好的青春。在张生走后她的无尽思念，同样表现出了一个对夫君忠贞不渝的贤良女性形象。她的文才在剧中也有大量的描写，如张生为此倾叹：“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
与《西厢记》相较，《牡丹亭》更像是一部充满哲理的戏剧典范。《牡丹亭题词》中已经表明：“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整个剧本以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为线，凸显出“情”与“理”的矛盾，而剧中忧郁伤感的气氛和对爱情不断的思索求解，更是将哲理的气息表现的清晰化。如杜丽娘初入花园前后，思想的变化、情感的起伏，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对于苦闷生活的释放，开始去寻求摆脱这种压抑生活的道路，在现实生活中又无法找寻而带来的倍加折磨，展现出了个性压抑所导致的心灵震颤。杜丽娘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这一过程，就是追求个性自由、摆脱沉重的枷锁，从苦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生命升华的过程。
综上所述，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时代背景让她们背负这不同的时代特征，她们的反叛与情爱，无不带有时代不同的文化印记。虽然两个女性形象存在着差异，但她们反抗封建的精神是一致的。她们勇敢地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的自由，她们共同划出了中国女性为爱情不懈抗争的光辉轨迹。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
[2]汤显祖《牡丹亭》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4月北京第一版。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4]汤显祖《牡丹亭题词》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