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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又是一季春来到，这一年于我注定不会寻常，因为几经辗转，我决定来兴达阳光工作。
我是个业余作者，靠写作既没有成大名，也没有得小利，唯庆幸身边因此有一帮文友，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美好、喜怒真实、爱憎分明。当初见我犹豫，众口指向兴达，说：你去那里就对了，杨喜林是个很有德行的儒商。
因为胡雪岩、邵逸夫等人，我对儒商敬仰尊崇，但鄂尔多斯的儒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记得金融危机之前，我们身边曾哗啦啦冒出许多成功人士与企业家，也有将文化、诚信、品牌之类的挂在嘴上；也可见满墙的书画墨宝；也会拱手作揖；也会与文化名流一掷千金；更会骄奢攀比、挥金如土。可是随着全民疯狂追逐物质所带来的快乐因金钱的流失而消散，人们的精神世界便一片狼藉了，很多红极一时的风流人物“俱往矣”。正是太容易获得的成功往往经不起疾风暴雨的洗礼，因此到今天依然撑得住的、留下的，即使是草，也是劲草，它灰头土脸，枯枝败叶地一路挺立下来，只为下一季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遍野山花烂漫时。
我以为，儒商绝不是附庸风雅，做表面文章，更不是意气用事图得一时春风得意。顾名思义，他们既有儒者的道德风范，又有商人的经营智慧；他们守本分注重个人修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克勤克俭、富而不奢、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是新时代、新精神下的新文化实践者！带着这样的信念，我加入兴达，走进杨喜林和他的企业团队，成为一名兴达人。
从2002年至今，兴达走过了十五年不平凡的征程，尤其经历金融危机后，可谓大起大落，其中的艰辛，非兴达人所不能体会。有人说写作是源于一个作家憋在心里的东西，必须要有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作为一个企业人，杨董事长也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多年来养成的写日记的习惯，让他的文笔越来越有功底。2015年，一篇《坚守信念话感恩》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篇文章既是一个创业者的心路历程，更是兴达十五年的成败感言。人不平则鸣，水不平则流。对杨董而言，“不平”所包含更多的是学习与思考、感悟与自省。
“我文化低，得努力学习，不日新者必日退。”杨董常常如是自嘲。也正是有这样的学习精神与自省能力，兴达才能在严酷的金融危机中“留得青山在，而今有柴烧。”
作为一家地方民營企业，今天的兴达正在焕发出重生的光芒。如今，当我们乘着品质与信誉的电梯登上集团阳光大厦，看到的是一个个充满阳光又自信的员工。这里依旧随处可见各种字画与摄影作品悬挂在极需唤起一个人思绪的某个空白处，简简单单，从容凝重，对应着整个办公楼的富丽堂皇。
关于富丽堂皇，杨董笑道：“这是鄂尔多斯人曾经普遍的审美，大家都疯了嘛，恨不能用金子垒墙。现在好了，成熟了，稳重了，看开了，放下了。”
与之前的辉煌相比，现在的兴达更像一个过了“二八五七”的年轻人，在四十岁之际才显露出了稳重与成熟。有人也许会质疑：“二八五七”是这几个字吗？是的。二八十六，五七三十五，它告诉我们：一个人从十六岁的青春期开始，难免叛逆、轻狂，接着常常为自己的冲动火爆而后悔自责。好在因为年轻，苦就苦点，累就累点，赢得起输得起，跌倒了也无所谓，大不了重头再来。这样的经历一步步累积起了经验，也累积起了岁月，因此到了三十五岁之后，我们不仅学会了瞻前，也懂得了顾后，明白了舍，也悟到了得，从而成就了人生四十不惑的黄金年华。
我庆幸自己赶在这个时候来到兴达。
任职不久，一次随杨董去康巴什参观考察一个合作项目。正逢春寒料峭之时，一下车，大体只能是紧裹外套迎着冷风瑟瑟发抖，而每到一处稍有迟疑，我就会被他丢在身后。随行的人除了我和司机小李，还有三个临时带路的年轻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如此转来转去是为什么。平民式的考察正好符合如今杨董所追求的平民式的生活。我原以为现在的他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风光无限，起码出行要左右一干人马，像足了做大事的样子才行。
返回东胜正好是午饭的点儿，司机小李径直将车开到一家小小的牛肉馆，一小盘牛肉炒粉、一中盘牛肉烩豆腐，三个人两盘菜，各自一碗米汤和一碗白米饭，经济又实惠。末了看着盘中还有剩余，杨董笑道：这可不符合光盘行动啊！再吃一点吧，可惜了。于是在他的动员下，我们又乐得拿起了筷子。
小李告诉我，他是在兴达最红火的时候跟随杨董的。第一次外出吃饭，本来已将车开到大酒店，杨董却非要挤进小餐馆，他说：只我们两个人，简单些挺好，别人吃得，我们为什么吃不得？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但低调不能没调，高调不能跑调。”
兴达的工资薪酬在同行业中算是比较高的，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杨董连自己的车都抵了债，却从没有拖欠过员工一分钱的工资。现在，很多员工因为金融危机等原因离开了公司，但是他们依旧经常回来看看，一有合适的岗位便优先上岗。在大家眼里，兴达是家，杨董是值得信赖的家人。
中国人关于“慎独”的解释说：慎独是一种修养、一种自律、一种坦荡。一个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与做人原则的事，是谓君子也。然而杨董在解释过上边一段之后，不无沉重地对我说：面对公司这么大的摊账，我觉得慎独似乎应该延伸为：独自作出决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身边有朋友会降低你犯错误的风险。这就是民主决策的好处，不管是谁，大家共同听从两个字——“正确！”所以我承认自己对待他人是真诚的，因为我需要大家。但是“慎独”不是“无独”，恰恰相反，很多决策正是在“慎独”的前提下，经过再三思考，独自完成的。尽管如此，每做一件事，我都是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做最坏的打算。这不等于我是个完美主义着者，事实上，在做事方面，我宁愿要那些做错事的人，错是因为做，只有不做才不会犯错。试想一个“不做”的人，他将怎样活着？
是啊！“不做”的人要怎样活着呢？这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之二
只要不出门不开会，杨董会与其他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他在办公室除了接待访客和处理公司日常事务，其余时间则全部用于伏案读书、整理笔记与练字。往往是过了下班时间，见有人夹着包要离开的样子，他才恍地蹙眉提神，感叹自己：“甚也没做，就下班了。”然后习惯性地环视一遍偌大的办公室，从容地起身、夹包、锁门、回家。 这是一间有二百多平米大的办公室，前半部分用于办公与会客，后半部分依次是书房、茶水间、卧室与浴室。从灰白的地毯到通体灰白的大理石墙壁，从三米长的办公桌到整壁的背景书架，从巨幅山水字画到巨幅青铜浮雕，这个大办公室打着“危机时代”走来的烙印，超豪华、超气派。曾有一段时间，他不喜欢待在这里，感觉浮躁。那时他以为自己彻底沉静下来了，似大彻大悟了，于是将书案设定在旁边一间二十多平米的秘书室，独自笔墨终日。直到有一天突然释怀，顿觉浑身一阵轻松，重又回去。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人生处处充满智慧，而且真正的智慧往往很小巧，就看你何时恍然大悟。
话说一个老和尚与一个小和尚下山化斋，途遇河流，河岸边一美艳少妇正在为过河而发愁。见老少和尚，少妇大喜，求他们中的一个背她过河。小和尚慌忙说：男女授受不清，拒之。老和尚则二话没说，背了少妇过河去了。上了河对岸，老和尚放下少妇继续赶路，小和尚却百思不得其解。又走出很长一段路，小和尚终于忍不住问老和尚：出家之人，怎能男女收受不清？老和尚坦然一笑，反问：我早放下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放下呢？
这正是让杨董釋怀的缘由：真正的放下是坦然面对，而绝非逃避。他在《坚守诚信话感恩》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创业没有一帆风顺，灾难有可能随时降临，只有勇敢面对，积极应付才有出路。
逆境中，兴达经受住了考验。在地区整体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形下，集团总体运行有条不紊，取得了成绩，赢得了尊重。杨董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文化”。谁说文化不值钱呢？一个讲诚信、有爱心、重情义、懂廉耻的人，即使他不识字，你能说他没文化吗？为什么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政府、银行、兄弟单位、同学朋友们肯帮助你？因为你值得别人帮助，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而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人一定有思想，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善于思考、善于学习。而学习不仅仅是指书本知识，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知识，
每天，不管在哪里，多么忙，杨董都要认真整理自己的笔记，把前一天发生过的事，有过的想法，摘要记下。摘要不是简要，有时候会写很多，好几页。他说：记笔记有助于整理人的思绪，训练人的记忆力，提炼人的思想，缓冲人的负面情绪，纠正人的错误决定，是最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
打开办公室书架下的一节壁柜，有几十本笔记摞在一起，都是这些年来写下的，密密麻麻，张扬却不潦草，很多字甚至非常漂亮。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家里还有很多，到底有多少？准确的数字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等我老了，什么也做不了了，就把这些笔记拿出来看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总关乎身边的一个个人，因此想必会看着很红火的。”
从集团公司到酒店，每个月大小会议不下五次，杨董总是认真听取发言、认真记下笔记，而他的最终分析总结往往更像是一个寄予学生厚望的老师，因为他要求员工最多的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各种各样有关学习的忠告。“工作可以没做好，但自己一定要明白是哪里没有做好。每天哪怕为此你用心写下一句心得，日积月累下来，你觉得你能不进步能不优秀吗？我希望我的员工，尤其在我身边的人，都能养成学习的好习惯，你们因此终生受益、终身提高了，不管以后跟不跟我，都没关系，因为有头脑有积淀的人总不会差劲的。”
员工成长，企业成功。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可能成长。就这样，杨董以自己为榜样，为兴达竖起了一面“学习”的旗帜，也因此培养了身边一批与他一样“每日有新”的学习型高管。
之三
熟悉杨董的人会说他宽厚且平易近人，也会说他“难应付”。
集团公司的所有高管都是老人手，有的与杨董共事几十年，他们是上下级、同事、朋友和兄弟。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千数日子不过三年，三年无好，可见人与人相处之不易。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交情，没有彼此的宽厚与信任是难以维系的。集团总裁刘喜明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杨董与刘总深交三十年，一个口才极好，一个不善言谈；一个面带着股巧劲儿，一个面带着股“笨气”。刘总天性爽朗，为人正派厚道，嗓门高、说话直，那股笨气就是这么来的。他不说恭维话、不避重、不就轻，是魏征一样的人物。关于杨董与刘总以及集团高管们之间的相交之道，有这么两件事足可以说明。
杨董当年想以6000万元接手一个运营困难的公司。当时这个项目确实不值那么多钱，所以集团高管层以刘总为首坚决持反对意见。为了给杨董打背炮，刘总约了几个着近人预先合套好，在一个小饭馆里等着他从呼市回来。那天外面下着小雨，吃饭时，几个人根据集团当时经济实力和对方公司的前景，都表达了不接手的意见，但杨董还是力排众议接了下来。事实证明，接手这个公司对以后兴达化债、脱离困境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事，杨董没有因为下属的竭力反对而迁怒于大家，更没有因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就从此一意孤行、不进良言。而刘总与高管们也同样没有因为进谏失败从此不再直言。后来有关是否出手呼市项目，大家与杨董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这是集团实现跨越的关键项目，当时策划公司预计的前景也非常振奋人心。杨董当时很难割舍、轻言放弃。那时还是刘总牵头，将正在返回来的杨董约到了达旗一家大骨头荞面馆。又是一顿饭，刘总等高管都表达了尽快出手的建议，认为要想发展，先得保命。这一次，杨董再三思量后采纳了大家的建议，赔了一部分钱，最终将该项目转了出去。呼市项目的出手为兴达脱困迈出了关键一步。
两顿饭，两件事，让兴达在金融风暴中保住了元气。有人就编段子：“企业发展靠诚信”，另一人看了跟着编：“困境突围是好命”，接着还有人跟道：“人善自有天照应”……总之不管怎样，大家说的就是杨董这个人好命，身边有一群好人，关键时候肯帮他。其实这个好命是他自己修来的，“慈悲善良、不独断、不专行”的特质性的东西在他身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多数民营企业的当家人以暴君形象展现自己，最温和的也定要“一声喊到底”以此树立威信的时候，他一笑而过。 公司里，高管毕竟少数，多数还是普通员工。
从2012年开始，在公司全面陷入危机的三年里，先后解聘了不少员工。面对他们，杨董心情极其沉重，他对大家说：“我自己没把企业搞好，对不起大家，考虑了好长时间，这句话我始终说不出口，但是企业目前遇到困难，我不得不说，你们中的部分人可能要暂时离开企业，如果企业以后度过难关，相信我们还会有合作的机会，请大家原谅！”两年后，公司果然日渐好转起来，再次招聘员工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个承诺，空缺岗位优先留给解聘的老员工们，就这样，当初离去的人又陆陆续续地回来工作了。
走进阳光大厦，随处可见各家字画。在兴达行政办公中心区域有一副是沈大凯先生的，写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杨董的座右铭，但却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在他这里，公司里的大小人物、大小事情都有很得体的关顾与牵系。他给生病住院的普通员工带去温暖与慰问；帮助生活困难的普通员工出主意、想办法，为他们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幸福送上老朋友式的祝福；他记得清洁女工的名字和工龄；伏案为参加月会演出的五十位员工写下五十张不同的祝福卡；愉快地教大厅里的保安如何敬礼……宽厚与平易近人几乎成了他的名片。但因为做事细心、认真，他还有另外一张名片——“难应付”。
杨董是个讲究人，凡事都要理出个来龙去脉，他每天写日记就有这个作用，当然真正起大作用的还是他的做事态度和超乎寻常的记忆力。
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大大小小的重要活动他都清楚地记在脑子里，而且不管是什么场合、什么人、多长的讲话，也能把大部分讲话内容记下来，并且层次分明，重点明确。这不仅靠他超常的记忆力发挥，也是多年来用心养成和练就的功力。单凭这一点，他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就更加信手了，分析总结来得特别快、准、新，用他的话说就是：总结有时候比工作更重要，成功的经验固然珍贵，需要总结，失败的教训更珍贵、更需要总结。因此在一些相关的事情上，身边的人往往不能由此及彼，跟上他的步子时，他会提醒、更正、解读。杨董很少批评人，但这种不温不火的方式更能鞭策人，所以“难应付”的杨董让大家逐渐养成了认真做事，用心总结的工作习惯。而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受益匪浅的好习惯。
杨董喜欢看书，也喜欢给别人送书。一本好书，有时候会买几十本，并谦恭地写上赠书留言送给朋友们。留言写得很讲究，是必然费过一番心思和功夫的，他说：值得，我是真心希望大家能读点有用的东西，一本书不值钱，但里边的知识无价。送一本书给别人是件小事，但心意却重，所以一定写上留言。不要小看这样的细节，里边有一种情义、有一种仪式感，会多少给人一点启迪。
注重細节的杨董一方面让人觉得“难应付”，一方面却又带给大家很多温暖和感动，他常笑称：我们是一家小企业，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都是些小人物，但我们不要嫌小，因为能把小事做精致、做长远，也算是大成功。
又是一季春来到，这一年于我注定不会寻常，因为几经辗转，我决定来兴达阳光工作。
我是个业余作者，靠写作既没有成大名，也没有得小利，唯庆幸身边因此有一帮文友，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美好、喜怒真实、爱憎分明。当初见我犹豫，众口指向兴达，说：你去那里就对了，杨喜林是个很有德行的儒商。
因为胡雪岩、邵逸夫等人，我对儒商敬仰尊崇，但鄂尔多斯的儒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记得金融危机之前，我们身边曾哗啦啦冒出许多成功人士与企业家，也有将文化、诚信、品牌之类的挂在嘴上；也可见满墙的书画墨宝；也会拱手作揖；也会与文化名流一掷千金；更会骄奢攀比、挥金如土。可是随着全民疯狂追逐物质所带来的快乐因金钱的流失而消散，人们的精神世界便一片狼藉了，很多红极一时的风流人物“俱往矣”。正是太容易获得的成功往往经不起疾风暴雨的洗礼，因此到今天依然撑得住的、留下的，即使是草，也是劲草，它灰头土脸，枯枝败叶地一路挺立下来，只为下一季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遍野山花烂漫时。
我以为，儒商绝不是附庸风雅，做表面文章，更不是意气用事图得一时春风得意。顾名思义，他们既有儒者的道德风范，又有商人的经营智慧；他们守本分注重个人修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克勤克俭、富而不奢、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是新时代、新精神下的新文化实践者！带着这样的信念，我加入兴达，走进杨喜林和他的企业团队，成为一名兴达人。
从2002年至今，兴达走过了十五年不平凡的征程，尤其经历金融危机后，可谓大起大落，其中的艰辛，非兴达人所不能体会。有人说写作是源于一个作家憋在心里的东西，必须要有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作为一个企业人，杨董事长也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多年来养成的写日记的习惯，让他的文笔越来越有功底。2015年，一篇《坚守信念话感恩》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篇文章既是一个创业者的心路历程，更是兴达十五年的成败感言。人不平则鸣，水不平则流。对杨董而言，“不平”所包含更多的是学习与思考、感悟与自省。
“我文化低，得努力学习，不日新者必日退。”杨董常常如是自嘲。也正是有这样的学习精神与自省能力，兴达才能在严酷的金融危机中“留得青山在，而今有柴烧。”
作为一家地方民營企业，今天的兴达正在焕发出重生的光芒。如今，当我们乘着品质与信誉的电梯登上集团阳光大厦，看到的是一个个充满阳光又自信的员工。这里依旧随处可见各种字画与摄影作品悬挂在极需唤起一个人思绪的某个空白处，简简单单，从容凝重，对应着整个办公楼的富丽堂皇。
关于富丽堂皇，杨董笑道：“这是鄂尔多斯人曾经普遍的审美，大家都疯了嘛，恨不能用金子垒墙。现在好了，成熟了，稳重了，看开了，放下了。”
与之前的辉煌相比，现在的兴达更像一个过了“二八五七”的年轻人，在四十岁之际才显露出了稳重与成熟。有人也许会质疑：“二八五七”是这几个字吗？是的。二八十六，五七三十五，它告诉我们：一个人从十六岁的青春期开始，难免叛逆、轻狂，接着常常为自己的冲动火爆而后悔自责。好在因为年轻，苦就苦点，累就累点，赢得起输得起，跌倒了也无所谓，大不了重头再来。这样的经历一步步累积起了经验，也累积起了岁月，因此到了三十五岁之后，我们不仅学会了瞻前，也懂得了顾后，明白了舍，也悟到了得，从而成就了人生四十不惑的黄金年华。
我庆幸自己赶在这个时候来到兴达。
任职不久，一次随杨董去康巴什参观考察一个合作项目。正逢春寒料峭之时，一下车，大体只能是紧裹外套迎着冷风瑟瑟发抖，而每到一处稍有迟疑，我就会被他丢在身后。随行的人除了我和司机小李，还有三个临时带路的年轻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如此转来转去是为什么。平民式的考察正好符合如今杨董所追求的平民式的生活。我原以为现在的他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风光无限，起码出行要左右一干人马，像足了做大事的样子才行。
返回东胜正好是午饭的点儿，司机小李径直将车开到一家小小的牛肉馆，一小盘牛肉炒粉、一中盘牛肉烩豆腐，三个人两盘菜，各自一碗米汤和一碗白米饭，经济又实惠。末了看着盘中还有剩余，杨董笑道：这可不符合光盘行动啊！再吃一点吧，可惜了。于是在他的动员下，我们又乐得拿起了筷子。
小李告诉我，他是在兴达最红火的时候跟随杨董的。第一次外出吃饭，本来已将车开到大酒店，杨董却非要挤进小餐馆，他说：只我们两个人，简单些挺好，别人吃得，我们为什么吃不得？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但低调不能没调，高调不能跑调。”
兴达的工资薪酬在同行业中算是比较高的，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杨董连自己的车都抵了债，却从没有拖欠过员工一分钱的工资。现在，很多员工因为金融危机等原因离开了公司，但是他们依旧经常回来看看，一有合适的岗位便优先上岗。在大家眼里，兴达是家，杨董是值得信赖的家人。
中国人关于“慎独”的解释说：慎独是一种修养、一种自律、一种坦荡。一个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与做人原则的事，是谓君子也。然而杨董在解释过上边一段之后，不无沉重地对我说：面对公司这么大的摊账，我觉得慎独似乎应该延伸为：独自作出决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身边有朋友会降低你犯错误的风险。这就是民主决策的好处，不管是谁，大家共同听从两个字——“正确！”所以我承认自己对待他人是真诚的，因为我需要大家。但是“慎独”不是“无独”，恰恰相反，很多决策正是在“慎独”的前提下，经过再三思考，独自完成的。尽管如此，每做一件事，我都是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做最坏的打算。这不等于我是个完美主义着者，事实上，在做事方面，我宁愿要那些做错事的人，错是因为做，只有不做才不会犯错。试想一个“不做”的人，他将怎样活着？
是啊！“不做”的人要怎样活着呢？这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之二
只要不出门不开会，杨董会与其他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他在办公室除了接待访客和处理公司日常事务，其余时间则全部用于伏案读书、整理笔记与练字。往往是过了下班时间，见有人夹着包要离开的样子，他才恍地蹙眉提神，感叹自己：“甚也没做，就下班了。”然后习惯性地环视一遍偌大的办公室，从容地起身、夹包、锁门、回家。 这是一间有二百多平米大的办公室，前半部分用于办公与会客，后半部分依次是书房、茶水间、卧室与浴室。从灰白的地毯到通体灰白的大理石墙壁，从三米长的办公桌到整壁的背景书架，从巨幅山水字画到巨幅青铜浮雕，这个大办公室打着“危机时代”走来的烙印，超豪华、超气派。曾有一段时间，他不喜欢待在这里，感觉浮躁。那时他以为自己彻底沉静下来了，似大彻大悟了，于是将书案设定在旁边一间二十多平米的秘书室，独自笔墨终日。直到有一天突然释怀，顿觉浑身一阵轻松，重又回去。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人生处处充满智慧，而且真正的智慧往往很小巧，就看你何时恍然大悟。
话说一个老和尚与一个小和尚下山化斋，途遇河流，河岸边一美艳少妇正在为过河而发愁。见老少和尚，少妇大喜，求他们中的一个背她过河。小和尚慌忙说：男女授受不清，拒之。老和尚则二话没说，背了少妇过河去了。上了河对岸，老和尚放下少妇继续赶路，小和尚却百思不得其解。又走出很长一段路，小和尚终于忍不住问老和尚：出家之人，怎能男女收受不清？老和尚坦然一笑，反问：我早放下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放下呢？
这正是让杨董釋怀的缘由：真正的放下是坦然面对，而绝非逃避。他在《坚守诚信话感恩》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创业没有一帆风顺，灾难有可能随时降临，只有勇敢面对，积极应付才有出路。
逆境中，兴达经受住了考验。在地区整体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形下，集团总体运行有条不紊，取得了成绩，赢得了尊重。杨董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文化”。谁说文化不值钱呢？一个讲诚信、有爱心、重情义、懂廉耻的人，即使他不识字，你能说他没文化吗？为什么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政府、银行、兄弟单位、同学朋友们肯帮助你？因为你值得别人帮助，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而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人一定有思想，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善于思考、善于学习。而学习不仅仅是指书本知识，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知识，
每天，不管在哪里，多么忙，杨董都要认真整理自己的笔记，把前一天发生过的事，有过的想法，摘要记下。摘要不是简要，有时候会写很多，好几页。他说：记笔记有助于整理人的思绪，训练人的记忆力，提炼人的思想，缓冲人的负面情绪，纠正人的错误决定，是最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
打开办公室书架下的一节壁柜，有几十本笔记摞在一起，都是这些年来写下的，密密麻麻，张扬却不潦草，很多字甚至非常漂亮。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家里还有很多，到底有多少？准确的数字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等我老了，什么也做不了了，就把这些笔记拿出来看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总关乎身边的一个个人，因此想必会看着很红火的。”
从集团公司到酒店，每个月大小会议不下五次，杨董总是认真听取发言、认真记下笔记，而他的最终分析总结往往更像是一个寄予学生厚望的老师，因为他要求员工最多的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各种各样有关学习的忠告。“工作可以没做好，但自己一定要明白是哪里没有做好。每天哪怕为此你用心写下一句心得，日积月累下来，你觉得你能不进步能不优秀吗？我希望我的员工，尤其在我身边的人，都能养成学习的好习惯，你们因此终生受益、终身提高了，不管以后跟不跟我，都没关系，因为有头脑有积淀的人总不会差劲的。”
员工成长，企业成功。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可能成长。就这样，杨董以自己为榜样，为兴达竖起了一面“学习”的旗帜，也因此培养了身边一批与他一样“每日有新”的学习型高管。
之三
熟悉杨董的人会说他宽厚且平易近人，也会说他“难应付”。
集团公司的所有高管都是老人手，有的与杨董共事几十年，他们是上下级、同事、朋友和兄弟。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千数日子不过三年，三年无好，可见人与人相处之不易。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交情，没有彼此的宽厚与信任是难以维系的。集团总裁刘喜明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杨董与刘总深交三十年，一个口才极好，一个不善言谈；一个面带着股巧劲儿，一个面带着股“笨气”。刘总天性爽朗，为人正派厚道，嗓门高、说话直，那股笨气就是这么来的。他不说恭维话、不避重、不就轻，是魏征一样的人物。关于杨董与刘总以及集团高管们之间的相交之道，有这么两件事足可以说明。
杨董当年想以6000万元接手一个运营困难的公司。当时这个项目确实不值那么多钱，所以集团高管层以刘总为首坚决持反对意见。为了给杨董打背炮，刘总约了几个着近人预先合套好，在一个小饭馆里等着他从呼市回来。那天外面下着小雨，吃饭时，几个人根据集团当时经济实力和对方公司的前景，都表达了不接手的意见，但杨董还是力排众议接了下来。事实证明，接手这个公司对以后兴达化债、脱离困境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事，杨董没有因为下属的竭力反对而迁怒于大家，更没有因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就从此一意孤行、不进良言。而刘总与高管们也同样没有因为进谏失败从此不再直言。后来有关是否出手呼市项目，大家与杨董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这是集团实现跨越的关键项目，当时策划公司预计的前景也非常振奋人心。杨董当时很难割舍、轻言放弃。那时还是刘总牵头，将正在返回来的杨董约到了达旗一家大骨头荞面馆。又是一顿饭，刘总等高管都表达了尽快出手的建议，认为要想发展，先得保命。这一次，杨董再三思量后采纳了大家的建议，赔了一部分钱，最终将该项目转了出去。呼市项目的出手为兴达脱困迈出了关键一步。
两顿饭，两件事，让兴达在金融风暴中保住了元气。有人就编段子：“企业发展靠诚信”，另一人看了跟着编：“困境突围是好命”，接着还有人跟道：“人善自有天照应”……总之不管怎样，大家说的就是杨董这个人好命，身边有一群好人，关键时候肯帮他。其实这个好命是他自己修来的，“慈悲善良、不独断、不专行”的特质性的东西在他身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多数民营企业的当家人以暴君形象展现自己，最温和的也定要“一声喊到底”以此树立威信的时候，他一笑而过。 公司里，高管毕竟少数，多数还是普通员工。
从2012年开始，在公司全面陷入危机的三年里，先后解聘了不少员工。面对他们，杨董心情极其沉重，他对大家说：“我自己没把企业搞好，对不起大家，考虑了好长时间，这句话我始终说不出口，但是企业目前遇到困难，我不得不说，你们中的部分人可能要暂时离开企业，如果企业以后度过难关，相信我们还会有合作的机会，请大家原谅！”两年后，公司果然日渐好转起来，再次招聘员工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个承诺，空缺岗位优先留给解聘的老员工们，就这样，当初离去的人又陆陆续续地回来工作了。
走进阳光大厦，随处可见各家字画。在兴达行政办公中心区域有一副是沈大凯先生的，写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杨董的座右铭，但却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在他这里，公司里的大小人物、大小事情都有很得体的关顾与牵系。他给生病住院的普通员工带去温暖与慰问；帮助生活困难的普通员工出主意、想办法，为他们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幸福送上老朋友式的祝福；他记得清洁女工的名字和工龄；伏案为参加月会演出的五十位员工写下五十张不同的祝福卡；愉快地教大厅里的保安如何敬礼……宽厚与平易近人几乎成了他的名片。但因为做事细心、认真，他还有另外一张名片——“难应付”。
杨董是个讲究人，凡事都要理出个来龙去脉，他每天写日记就有这个作用，当然真正起大作用的还是他的做事态度和超乎寻常的记忆力。
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大大小小的重要活动他都清楚地记在脑子里，而且不管是什么场合、什么人、多长的讲话，也能把大部分讲话内容记下来，并且层次分明，重点明确。这不仅靠他超常的记忆力发挥，也是多年来用心养成和练就的功力。单凭这一点，他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就更加信手了，分析总结来得特别快、准、新，用他的话说就是：总结有时候比工作更重要，成功的经验固然珍贵，需要总结，失败的教训更珍贵、更需要总结。因此在一些相关的事情上，身边的人往往不能由此及彼，跟上他的步子时，他会提醒、更正、解读。杨董很少批评人，但这种不温不火的方式更能鞭策人，所以“难应付”的杨董让大家逐渐养成了认真做事，用心总结的工作习惯。而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受益匪浅的好习惯。
杨董喜欢看书，也喜欢给别人送书。一本好书，有时候会买几十本，并谦恭地写上赠书留言送给朋友们。留言写得很讲究，是必然费过一番心思和功夫的，他说：值得，我是真心希望大家能读点有用的东西，一本书不值钱，但里边的知识无价。送一本书给别人是件小事，但心意却重，所以一定写上留言。不要小看这样的细节，里边有一种情义、有一种仪式感，会多少给人一点启迪。
注重細节的杨董一方面让人觉得“难应付”，一方面却又带给大家很多温暖和感动，他常笑称：我们是一家小企业，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都是些小人物，但我们不要嫌小，因为能把小事做精致、做长远，也算是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