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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成立110周年，它的前身是于1909年9月9日始建的京师图书馆。如今，国家图书馆已是亚洲第一大图书馆，总馆南区、总馆北区、古籍馆三处馆舍并立，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馆藏文献超过4000万册件，古今中外、集精撷萃，位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七位，其中中文文献收藏世界第一，外文文献收藏居国内首位。最早的馆藏可远溯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拥有“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大专藏”等珍贵特藏300万余册。
国图建馆的百余年，既是积极进取的历程，也是艰苦创业的岁月。回首馆史，期间馆名数易，馆址几经变迁，它曾在战乱时局中顽强生存。最终，无数的“护火者”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凝聚、留存了下来，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从广化寺到白石桥
近代西学东渐，国内观念更新、开化风气。受西方图书馆的影响，中国人对图书馆的认识越来越强烈和明晰。1909年，王国维率先翻译了《图书馆小史》，向国人系统介绍了世界图书馆的发展。到了清朝末年，呼吁建立本国图书馆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1909年9月9日，有“儒臣”之称的张之洞抱病上奏朝廷，请建京师图书馆。上奏当天，朝廷即下旨准行，同时还允许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以及各殿藏书等移送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未及开馆，清朝覆亡，馆务因而停顿。由于财力不足，京师图书馆不得不暂借什刹海旁的广化寺储存书籍。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正式开馆。至1931年迁入文津街新馆，这段时间京师图书馆曾“三迁馆舍”、“两度更名”，并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在曲折的过程中艰苦地创立了基础。
1931年竣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舍规模宏大，端庄壮美，琉璃碧瓦，不但结束了“国图”二十余年馆无定所的窘境，还成为了当时北平城内的标志性建筑。院中陈设的华表、石狮、石象、铜仙鹤均是圆明园等所遗的珍贵文物。新馆门前大街被命名为“文津街”，意取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藏书阁“文津”二字。
1987年，14万平方米的白石桥馆舍落成并投入使用。新馆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已进入现代化阶段。在随后的日子里，智能化二期馆舍建设、创新型数字图书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VR/AR技术、5G等新技术的应用，传统文献与数字信息融为一体，国家图书馆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发展至今，我们会看到，国图在促进文化繁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2019年9月9日这天，它迎来了自己110周岁生日，同时也跃动着年轻的心。
文明之火的守护者们
回望国家图书馆的百余年发展史，人们所熟悉的几位近代史人物：鲁迅、梁启超、郑振铎，他们都曾参与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和保护的轨迹中。
1913年2月，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另调他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京师图书馆的管理之责实际落在了时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的肩上。积极催调各省文书，请领文津阁《四库全书》，申请接收《古今图书集成》等，其中都有鲁迅斡旋和操办的身影。
除此之外，鲁迅等人也曾为1913年开设京师图书馆分馆筹办策划。开设分馆，除了择置学者必须浏览之书，还要添购各项杂志和新出图书，这样才能引起国民读书之爱，振兴社会教育。
梁启超也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1925年至1927年，梁启超任改组后的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政局多变，经费困难，为此他常寝不安席，想方设法地向国内外筹款，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除了积极筹款以外，梁启超也采取措施，节约内部开支，甚至连招待外宾的饭费都由馆长本人支付。1926年，有位暹罗贵族来中国旅游，并参观图书馆。梁启超认为，外宾来游，绝不能冷漠以待，招待的费用从他的薪水中扣除。
为了丰富和完善馆藏，梁启超在任期间对图书采购的工作异常重视，想尽办法多方购入中外有价值的图书或藏书，随时注意图书信息，尽量不失掉任何采购善本和好书的机会。若闻听别处购得了好书，他便设法索求。
為了维持职工的生活和支付图书馆的一切费用，梁启超常常慷慨解囊，后来竟将个人十多年积存的人寿保险单押借了出去，获得现款补充馆用。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总共垫支11100余元（未计利息）。不过，梁启超的心里也知道，“此属救济之方，绝非持久之道”，只不过是责任所系，“不忍坐视国家典籍之散失”而已——这的确是一位爱书护书者的肺腑之言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为避免国家珍贵典籍遭损，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播迁过程。
1937年，上海在战火中沦陷，知识分子纷纷避难大后方。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郑振铎却不顾亲朋屡次催促，执意留守上海这座文化“孤岛”，倾囊收购流散古籍。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他几乎拼上了性命。
郑振铎去世后，家属秉承遗志，将其生平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为国图善本馆藏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如果说，书籍是烛照人们前行的文明之火，那么，历史上这些无私的守护者们都曾手持火把小心路过。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身躯乃至生命，守住这不灭的点点星光。
摘自《北京晚报》
国图建馆的百余年，既是积极进取的历程，也是艰苦创业的岁月。回首馆史，期间馆名数易，馆址几经变迁，它曾在战乱时局中顽强生存。最终，无数的“护火者”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凝聚、留存了下来，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从广化寺到白石桥
近代西学东渐，国内观念更新、开化风气。受西方图书馆的影响，中国人对图书馆的认识越来越强烈和明晰。1909年，王国维率先翻译了《图书馆小史》，向国人系统介绍了世界图书馆的发展。到了清朝末年，呼吁建立本国图书馆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1909年9月9日，有“儒臣”之称的张之洞抱病上奏朝廷，请建京师图书馆。上奏当天，朝廷即下旨准行，同时还允许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以及各殿藏书等移送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未及开馆，清朝覆亡，馆务因而停顿。由于财力不足，京师图书馆不得不暂借什刹海旁的广化寺储存书籍。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正式开馆。至1931年迁入文津街新馆，这段时间京师图书馆曾“三迁馆舍”、“两度更名”，并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在曲折的过程中艰苦地创立了基础。
1931年竣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舍规模宏大，端庄壮美，琉璃碧瓦，不但结束了“国图”二十余年馆无定所的窘境，还成为了当时北平城内的标志性建筑。院中陈设的华表、石狮、石象、铜仙鹤均是圆明园等所遗的珍贵文物。新馆门前大街被命名为“文津街”，意取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藏书阁“文津”二字。
1987年，14万平方米的白石桥馆舍落成并投入使用。新馆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已进入现代化阶段。在随后的日子里，智能化二期馆舍建设、创新型数字图书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VR/AR技术、5G等新技术的应用，传统文献与数字信息融为一体，国家图书馆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发展至今，我们会看到，国图在促进文化繁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2019年9月9日这天，它迎来了自己110周岁生日，同时也跃动着年轻的心。
文明之火的守护者们
回望国家图书馆的百余年发展史，人们所熟悉的几位近代史人物：鲁迅、梁启超、郑振铎，他们都曾参与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和保护的轨迹中。
1913年2月，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另调他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京师图书馆的管理之责实际落在了时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的肩上。积极催调各省文书，请领文津阁《四库全书》，申请接收《古今图书集成》等，其中都有鲁迅斡旋和操办的身影。
除此之外，鲁迅等人也曾为1913年开设京师图书馆分馆筹办策划。开设分馆，除了择置学者必须浏览之书，还要添购各项杂志和新出图书，这样才能引起国民读书之爱，振兴社会教育。
梁启超也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1925年至1927年，梁启超任改组后的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政局多变，经费困难，为此他常寝不安席，想方设法地向国内外筹款，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除了积极筹款以外，梁启超也采取措施，节约内部开支，甚至连招待外宾的饭费都由馆长本人支付。1926年，有位暹罗贵族来中国旅游，并参观图书馆。梁启超认为，外宾来游，绝不能冷漠以待，招待的费用从他的薪水中扣除。
为了丰富和完善馆藏，梁启超在任期间对图书采购的工作异常重视，想尽办法多方购入中外有价值的图书或藏书，随时注意图书信息，尽量不失掉任何采购善本和好书的机会。若闻听别处购得了好书，他便设法索求。
為了维持职工的生活和支付图书馆的一切费用，梁启超常常慷慨解囊，后来竟将个人十多年积存的人寿保险单押借了出去，获得现款补充馆用。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总共垫支11100余元（未计利息）。不过，梁启超的心里也知道，“此属救济之方，绝非持久之道”，只不过是责任所系，“不忍坐视国家典籍之散失”而已——这的确是一位爱书护书者的肺腑之言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为避免国家珍贵典籍遭损，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播迁过程。
1937年，上海在战火中沦陷，知识分子纷纷避难大后方。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郑振铎却不顾亲朋屡次催促，执意留守上海这座文化“孤岛”，倾囊收购流散古籍。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他几乎拼上了性命。
郑振铎去世后，家属秉承遗志，将其生平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为国图善本馆藏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如果说，书籍是烛照人们前行的文明之火，那么，历史上这些无私的守护者们都曾手持火把小心路过。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身躯乃至生命，守住这不灭的点点星光。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