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顿饭是我吃的近两三天最饱也最满足的一顿饭，近五十年过去了，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1959年夏季，我9岁，对世事还似懂非懂。由于家中少粮，我饿得四处捉蜻蜓、抓蜘蛛、逮蚂蚱用火烤熟了吃。大人们则大谈什么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等我们小孩子不明白的东西。
　　突然有一天，一个小伙伴飞快地跑来告诉我：“张森奉，你家院子里堆满人了，说你爹给你们寄来一大笔钱，叫你们去新疆开荒支边!”
　　打我记事时起，就知道父亲离家出走到新疆的石河子市去了，但他每年都给我们寄回很多钱。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不会饿肚子。
　　很快，我们办好了举家迁移手续，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终于到了甘肃与新疆交界的尾娅终点车站。当时，兰新铁路只修到这里。火车停在铁轨上，从车厢里吐出黑压压的上千人，大多是奔新疆支边的。大家望着荒凉的车站，茫茫的戈壁，一阵风刮来，沙尘漫天飞舞，弄得人灰头土脸。到尾娅城里还有一公里多，我们扛着笨重的行李步行。到了城里一看，到处都是破旧的土坯房，在空地上搭了一排排长长的帆布帐篷。管事的人安排人们住进帐篷。我家住的帐篷挤进60多号人。中间是过道，帐篷两边一家挨一家席地而卧。谁也不认识谁，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不争不吵，相安无事，同是天涯沦落人，都能体谅理解。
　　由于买汽车票的钱不够，我们发电报等父亲汇钱来，在尾娅大概耽搁了半个多月。姐姐每天躺在地铺上养病，哥哥则无聊地到处转着看新鲜。母亲出去捡西瓜皮，回来削表皮、洗净，然后装罐头瓶里腌咸菜。我家每天的伙食就是啃干馍，吃西瓜皮咸菜，喝白开水。我不愿跟大人一块呆，总是东溜西窜，但大部分时间都朝饭馆跑。那里的有钱人吃面条，一般都买两三碗，总有剩一碗半碗的。等人走了，我就毫不客气的端起来，只管往肚子里装，每天都能混个肚儿圆。
　　父亲汇的钱到手后，我们一行30多，共坐一辆没有遮盖的大卡车，日夜兼程赶到乌鲁木齐，又马不停蹄地直冲石河子而去。我们坐车上啃干馍，人挤人坐着打瞌睡，而患心脏病的姐姐病情却在一天天加重，我们只能干瞪眼，毫无办法地忍耐。记得从尾娅出发，经过3天3夜的长途跋涉，才到达石河子农八师所在地。汽车将我们卸在了师部大礼堂，算完成了全程任务。
　　师部给我们的临时住处是师部礼堂，将开会坐的长条靠椅对在一起，就搭成了睡觉的床。在这里休息一天后，第二天，我们搭乘一辆农用拖拉机，颠簸了近80多公里坑坑洼洼的泥土路，终于到了莫三场三队。放眼望去，灰暗的夜空，无边的旷野死寂阴冷，遍地的红柳和老死的枯树干立在地上。根本看不到房屋和有人的迹象。母亲叫哥哥按师傅指的方向，去寻找父亲。不一会儿，哥哥踏着月光回来了。他说前面有一个晒粮的晒场，睡着守夜的一家三口人。他家老头同意带我们去找父亲。在三队的饲养场，我们敲开了父亲的房门。屋里桌上点着明亮的马灯，灯光下，一个身材高大、身板强壮的中年男人，结结实实地立在我们面前，他就是我的父亲了。只是，我实在不明白，被父亲称作天堂的地方，原来竟是他在这儿养猪。
　　当夜，父亲嘱咐母亲带领姐姐、哥哥打开行李铺床，他到食堂去打饭。不一会儿，父亲跟饮事员一起端来两大面盆饭菜——一盆炒洋芋丝，一盆雪白的大馒头。父亲叫大家坐过来吃饭，我迫不急待地从盆里抓起两个馒头。左手一个咬一口，右手一个也咬一口，包在嘴里鼓得腮帮子两个包。父亲看我像饿狼一样，笑嘻嘻地说：“小东西，慢点，别噎住!”我不管那么多，只埋头狠吃。这顿饭是我吃的近两三天最饱也最满足的一顿饭，近五十年过去了，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饭后，父亲带我们去见领导，来到队部指导员办公室。只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父亲称他秦指导员。他见我们一下来了4个人，十分高兴地说：“你们来得好啊!欢迎你们来建设边疆。这里有大片土地等待开发，就是缺人。老张，你一个人给我队带来了4个人。能不能写信回去，再动员一些人来。我们包分工作，包吃包住，按月发工资。多来些人开发边疆，这可是给国家做贡献呀!”
　　想不到在老家差点饿死的我们，在这儿却成了极受欢迎的对象。从此后，我们一家全都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片荒漠戈壁上。
　　当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保持着部队的供给制，即每个人所用的一切，都是单位配给。特别是吃饭，每顿拿上饭本，打饭时由食堂炊事员按早中晚划道，表明你打过饭了。吃多少不限量，根据饭量大小自己决定。因此，对于我们这些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享受到了这条规定，简直似过上了天堂生活!吃不愁，穿不愁，每天有工作干，月底还有工资领，谁还会不满足呢?即便再苦再累，晚上回来，人们挑灯吃饭，饭后还要开会学习，几乎每晚都在十一二点钟才上床睡觉。一觉醒来，人们又迎着新的朝阳，精神饱满，充满激情地开始了与天斗、与地斗的改天换地的战斗。人们永远不知疲倦，永远精神亢奋。那种激情燃烧的情怀和年代，使人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