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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从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的“科学发展”，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使世界为之刮目相看。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本刊记者专程赴京拜访了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王强华同志，这位曾经组稿并参与编辑发表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老新闻工作者，提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百感交集。他对记者说：“守望今天的安定幸福生活，愈发感受30年前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由此开创的改革开放意义的重大和深远。”
大背景：“拨乱反正”
遭遇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文革”10年中的罪行，肃清其影响和流毒。各行各业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开展起拨乱反正的工作。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要与过去“决裂”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此同时提出了两个“凡是”。
王老告诉记者，据他所知，两个“凡是”前后有三种提法。
“两个‘凡是’最早版本是这样的。”王强华翻出《邓小平年谱》指给记者看，念道：“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1977年1月，华国锋又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支持，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我们都要制止。”
而正式版的“两个凡是”则是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二七社论”中提到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因为有了两个“凡是”，人们在揭批“文革”中某些明显错误的事情、错误的问题时，往往由于被说成是毛主席的指示，或者经毛主席圈阅、批示过的而没法深入下去。
比如，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呼吁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1977年，陈云等又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工作。但因为有两个“凡是”作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小平复出遇到了阻力。
“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各行各业具体事件、问题上拨乱反正，不从根本上也即基本理论上拨乱反正，这项工作很难‘拨’得清楚，‘反’得彻底。”回忆中国改革“前夜”那场特殊的思想交锋，王老感慨万分。
南京理论研讨会上，
王强华向胡福明约稿
1977年7月下旬，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南京地区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理论座谈会。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理论界的盛会。”王强华介绍道，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40个单位的200多名理论工作者或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的他也应邀出席了该会。
虽然31年过去了，但王强华至今还记得那次会议的许多细节。正是那次会议，让他的名字有幸与一件伟大的事件——“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联系：
在那次会议的讨论中，一个叫胡福明的青年教师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
王强华回忆说：“今天，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已成为共识，‘生产力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受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那天，胡福明的发言针对林彪、‘四人帮’时期将‘唯生产力论’当作‘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批判，认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年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谁知，就在胡福明刚发言完，立刻有两三位与会人员起来反驳他的观点。这样，一场旨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讨论会骤然变成了与会人员之间的争论。主持人为控制场面，马上宣布休会。”
休会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了胡福明，向他介绍了以前参加过中央和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的情况，并肯定了他的发言立论，告之北京有些知名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
从胡福明的发言和与其短暂的交谈中，王强华看出他是个思想解放、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而且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便动了向他约稿的念头。讨论会结束后，王强华把这次到南京来的组稿意图，即物色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拨乱反正撰写文章告诉了胡福明，希望胡能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篇这样的专稿。胡欣然接受。
杨西光慧眼识珠，“真理标准”一文剑指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是一份在当时思想理论领域和知识分子中间极有影响的中央报纸，所以，接受王强华的约稿后，胡福明很慎重，他认真梳理了自己的思路，于1977年9月，将写好的两篇稿件寄给了王强华。
其时，王强华正连续在华东、西北出差。直到是年12月下旬回报社，才看到胡福明的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篇是批江青的“女人也是生产力”谬论的稿件。
作为《哲学》专刊的负责人，王强华认为批江青的那篇不适合在专刊上用，决定退稿。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尽管理论部的其他同志觉得写得过于纯理论化了，引的革命导师的话较多，但他认为该文抓的问题重要，面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现代迷信，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报社的组稿意图，是一篇好文章，决定留用。
经过初步编辑，删掉了一些意思重复的内容后，1978年1月14日，王强华签字发排了此稿。随后，寄了两份小样给胡福明，并附信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胡福明又按王强华的建议对文章作了多处修改。1978年3月13日，王给胡的信中写道：“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1978年4月初，经光明日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审阅同意，5次修改后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准备安排在4月11日的《哲学》专刊上以头条位置刊出。
对于王强华来说，毋庸置疑，这是一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后来被再度修改提升，成为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解放思想的先锋之作，并引出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则是王强华始料未及的。
当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的《哲学》清样交总编辑杨西光最后审阅付印时，这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的老干部一下子抓住了文章的价值核心。他让秘书把王强华找去，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该文重要，放在《哲学》专刊发表可惜了，应在报纸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二是要对该文做进一步修改，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做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说来也巧，此时的胡福明正好在北京参加一个全国哲学讨论会。4月13日，杨西光在接到王强华情况汇报后，当即决定开会研究文章的修改。
当晚，在杨西光的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马沛文、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以及王强华聚集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
采访中，王老告诉记者，由于那次会议是杨西光临时决定召开的，又是内部几个人的小会，当时没有正式记录。因此，会上谈了哪些具体问题，怎么谈的，已无案可查，成为一件憾事。所幸的是，做过几年记者的他有个随身带本笔记本的习惯，所以，那晚，他在笔记本上时不时地将一些认为特别重要的话都记了下来。
说到这时，王老走进书房拿出那本珍藏30多年但依然保存完整的笔记本翻给记者看，他告诉记者当时杨西光提出了文章要针对两个“凡是”，记者看到在提纲挈领的记录中，有“两个‘凡是’”的字样，还有“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等字样。
王老说，当时“完整、准确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在报刊上已有宣传，但要批两个“凡是”的提法，据他所知报刊上还没有提出。
中央党校参与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
按临时会议讨论的基调，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同志又多次修改了这篇文章。王强华说，《光明日报》对此稿的历次修改都有留存，拿1978年4月20日的那次修改看，行文已针对两个“凡是”：“他们(指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杨西光为慎重起见，在后一次修改稿中，又把这两句话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另外，将文章标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内容也对“唯一”作了相关阐述。
就在《光明日报》紧锣密鼓之时，胡耀邦主持的中央党校，其理论研究室也在写同类题目的文章，准备在其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杨西光得悉后，便将前后9次修改的文章派专人送到中央党校吴江处，请他们帮助再作修改。并双方约定，由《理论动态》提前一天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
1978年5月11日，又经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孙长江等人的修改，这篇最后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后的第二天，终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
当晚，新华社据此发了统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后，全国各地媒体都纷纷转载或转播了此文。
“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我们最初听到的声音却是反对的大于支持的，《光明日报》的压力很大，来自中央高层的人定调说这篇文章‘政治上是砍旗的，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回忆当时的情形，王强华说，大家听到上面要追查此事，都很紧张，开始闭口不谈此文。
大讨论统一了思想，为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
然而，正如时代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顺应时代的需求喊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声音，终于没有被批判声所湮没。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5月11日，叶帅在第一时间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实》文”，“对文中的观点十分赞同。”“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建议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
此后，方毅、罗瑞卿等一些老同志都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实》文的观点。
王强华说，杨西光曾跟他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6月2日晚上，杨的一个老战友，某副司令员，给杨打来电话，报喜说小平同志讲话了，他是支持你们的。听了这番话，杨西光一段时间来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原来，6月2日那天，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两个“凡是”论者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讲话中小平同志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虽未提及《实》文，但谁都明白他鲜明的支持立场。
“对于小平的表态，华国锋班子表现出不介入不表态的姿态，所以，《红旗》当时也不表态，邓小平就说《红旗》，你们不介入等于介入，不表态等于表态。”说到此，王强华沉思了片刻，然后严肃道：“真理标准讨论最大的特点是个政治问题，小平同志表态后，27个省市自治区中26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省长都表态支持《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反对两个‘凡是’，8月份，许世友也表态支持，之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纷纷作了表态。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
毫无疑问，“真理标准”讨论为顺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思想基础。“思想统一了，政治上表态了（支持邓小平），用这种大讨论方式表态，我在想，是因为考虑当时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又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直截了当地反对他吧。”王强华微笑道。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动，到邓小平同志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中国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这里似乎看上去有很多偶然因素，却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太需要变革了。
如今，对于《实》文作者究竟该算几位，“真理标准”讨论究竟是谁最早发动的似乎还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问题如枝节末梢，并不妨碍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宏文，能在拨乱反正的岁月里，由一批敢说真话的学者媒体人共同努力而最终问世表示崇敬。
正如于光远在他的一篇纪念文章中所概括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本刊记者专程赴京拜访了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王强华同志，这位曾经组稿并参与编辑发表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老新闻工作者，提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百感交集。他对记者说：“守望今天的安定幸福生活，愈发感受30年前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由此开创的改革开放意义的重大和深远。”
大背景：“拨乱反正”
遭遇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文革”10年中的罪行，肃清其影响和流毒。各行各业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开展起拨乱反正的工作。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要与过去“决裂”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此同时提出了两个“凡是”。
王老告诉记者，据他所知，两个“凡是”前后有三种提法。
“两个‘凡是’最早版本是这样的。”王强华翻出《邓小平年谱》指给记者看，念道：“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1977年1月，华国锋又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支持，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我们都要制止。”
而正式版的“两个凡是”则是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二七社论”中提到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因为有了两个“凡是”，人们在揭批“文革”中某些明显错误的事情、错误的问题时，往往由于被说成是毛主席的指示，或者经毛主席圈阅、批示过的而没法深入下去。
比如，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呼吁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1977年，陈云等又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工作。但因为有两个“凡是”作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小平复出遇到了阻力。
“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各行各业具体事件、问题上拨乱反正，不从根本上也即基本理论上拨乱反正，这项工作很难‘拨’得清楚，‘反’得彻底。”回忆中国改革“前夜”那场特殊的思想交锋，王老感慨万分。
南京理论研讨会上，
王强华向胡福明约稿
1977年7月下旬，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南京地区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理论座谈会。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理论界的盛会。”王强华介绍道，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40个单位的200多名理论工作者或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的他也应邀出席了该会。
虽然31年过去了，但王强华至今还记得那次会议的许多细节。正是那次会议，让他的名字有幸与一件伟大的事件——“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联系：
在那次会议的讨论中，一个叫胡福明的青年教师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
王强华回忆说：“今天，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已成为共识，‘生产力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受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那天，胡福明的发言针对林彪、‘四人帮’时期将‘唯生产力论’当作‘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批判，认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年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谁知，就在胡福明刚发言完，立刻有两三位与会人员起来反驳他的观点。这样，一场旨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讨论会骤然变成了与会人员之间的争论。主持人为控制场面，马上宣布休会。”
休会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了胡福明，向他介绍了以前参加过中央和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的情况，并肯定了他的发言立论，告之北京有些知名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
从胡福明的发言和与其短暂的交谈中，王强华看出他是个思想解放、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而且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便动了向他约稿的念头。讨论会结束后，王强华把这次到南京来的组稿意图，即物色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拨乱反正撰写文章告诉了胡福明，希望胡能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篇这样的专稿。胡欣然接受。
杨西光慧眼识珠，“真理标准”一文剑指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是一份在当时思想理论领域和知识分子中间极有影响的中央报纸，所以，接受王强华的约稿后，胡福明很慎重，他认真梳理了自己的思路，于1977年9月，将写好的两篇稿件寄给了王强华。
其时，王强华正连续在华东、西北出差。直到是年12月下旬回报社，才看到胡福明的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篇是批江青的“女人也是生产力”谬论的稿件。
作为《哲学》专刊的负责人，王强华认为批江青的那篇不适合在专刊上用，决定退稿。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尽管理论部的其他同志觉得写得过于纯理论化了，引的革命导师的话较多，但他认为该文抓的问题重要，面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现代迷信，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报社的组稿意图，是一篇好文章，决定留用。
经过初步编辑，删掉了一些意思重复的内容后，1978年1月14日，王强华签字发排了此稿。随后，寄了两份小样给胡福明，并附信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胡福明又按王强华的建议对文章作了多处修改。1978年3月13日，王给胡的信中写道：“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1978年4月初，经光明日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审阅同意，5次修改后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准备安排在4月11日的《哲学》专刊上以头条位置刊出。
对于王强华来说，毋庸置疑，这是一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后来被再度修改提升，成为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解放思想的先锋之作，并引出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则是王强华始料未及的。
当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的《哲学》清样交总编辑杨西光最后审阅付印时，这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的老干部一下子抓住了文章的价值核心。他让秘书把王强华找去，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该文重要，放在《哲学》专刊发表可惜了，应在报纸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二是要对该文做进一步修改，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做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说来也巧，此时的胡福明正好在北京参加一个全国哲学讨论会。4月13日，杨西光在接到王强华情况汇报后，当即决定开会研究文章的修改。
当晚，在杨西光的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马沛文、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以及王强华聚集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
采访中，王老告诉记者，由于那次会议是杨西光临时决定召开的，又是内部几个人的小会，当时没有正式记录。因此，会上谈了哪些具体问题，怎么谈的，已无案可查，成为一件憾事。所幸的是，做过几年记者的他有个随身带本笔记本的习惯，所以，那晚，他在笔记本上时不时地将一些认为特别重要的话都记了下来。
说到这时，王老走进书房拿出那本珍藏30多年但依然保存完整的笔记本翻给记者看，他告诉记者当时杨西光提出了文章要针对两个“凡是”，记者看到在提纲挈领的记录中，有“两个‘凡是’”的字样，还有“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等字样。
王老说，当时“完整、准确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在报刊上已有宣传，但要批两个“凡是”的提法，据他所知报刊上还没有提出。
中央党校参与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
按临时会议讨论的基调，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同志又多次修改了这篇文章。王强华说，《光明日报》对此稿的历次修改都有留存，拿1978年4月20日的那次修改看，行文已针对两个“凡是”：“他们(指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杨西光为慎重起见，在后一次修改稿中，又把这两句话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另外，将文章标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内容也对“唯一”作了相关阐述。
就在《光明日报》紧锣密鼓之时，胡耀邦主持的中央党校，其理论研究室也在写同类题目的文章，准备在其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杨西光得悉后，便将前后9次修改的文章派专人送到中央党校吴江处，请他们帮助再作修改。并双方约定，由《理论动态》提前一天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
1978年5月11日，又经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孙长江等人的修改，这篇最后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后的第二天，终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
当晚，新华社据此发了统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后，全国各地媒体都纷纷转载或转播了此文。
“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我们最初听到的声音却是反对的大于支持的，《光明日报》的压力很大，来自中央高层的人定调说这篇文章‘政治上是砍旗的，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回忆当时的情形，王强华说，大家听到上面要追查此事，都很紧张，开始闭口不谈此文。
大讨论统一了思想，为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
然而，正如时代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顺应时代的需求喊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声音，终于没有被批判声所湮没。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5月11日，叶帅在第一时间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实》文”，“对文中的观点十分赞同。”“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建议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
此后，方毅、罗瑞卿等一些老同志都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实》文的观点。
王强华说，杨西光曾跟他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6月2日晚上，杨的一个老战友，某副司令员，给杨打来电话，报喜说小平同志讲话了，他是支持你们的。听了这番话，杨西光一段时间来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原来，6月2日那天，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两个“凡是”论者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讲话中小平同志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虽未提及《实》文，但谁都明白他鲜明的支持立场。
“对于小平的表态，华国锋班子表现出不介入不表态的姿态，所以，《红旗》当时也不表态，邓小平就说《红旗》，你们不介入等于介入，不表态等于表态。”说到此，王强华沉思了片刻，然后严肃道：“真理标准讨论最大的特点是个政治问题，小平同志表态后，27个省市自治区中26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省长都表态支持《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反对两个‘凡是’，8月份，许世友也表态支持，之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纷纷作了表态。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
毫无疑问，“真理标准”讨论为顺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思想基础。“思想统一了，政治上表态了（支持邓小平），用这种大讨论方式表态，我在想，是因为考虑当时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又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直截了当地反对他吧。”王强华微笑道。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动，到邓小平同志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中国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这里似乎看上去有很多偶然因素，却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太需要变革了。
如今，对于《实》文作者究竟该算几位，“真理标准”讨论究竟是谁最早发动的似乎还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问题如枝节末梢，并不妨碍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宏文，能在拨乱反正的岁月里，由一批敢说真话的学者媒体人共同努力而最终问世表示崇敬。
正如于光远在他的一篇纪念文章中所概括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