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岁末，我去报房胡同采访柯华大使，并送去我参与主编的《见证奥林匹克》一书给他，该书中的一篇《乒乓使者到几内亚》就是他提供的。我开玩笑说道：“柯校长还记得我吗？”他笑答：“名字记得，模样记不清了。你要知道，我刚刚过了92岁生日。”我打量着他笔挺的腰板儿，稳健的步态，听着他从容的叙说，与35年前同在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时无大差异。谁能相信这竟是一位迈向百岁的老者呢！
见证香港回归
话题是漫无边际的，但老人最先谈到了香港回归。他说：“我参加香港回归庆典归来，家里两盆蝴蝶兰，一盆花朵雪白，一盆桃红，开得舒心，开得灿烂，一如我的心绪。”
1997年6月30日，柯华参加了中国内地观礼团去香港。午夜，从世界各地前去参加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嘉宾翘首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英国仪仗队乐手首先演奏一首乐曲，接着，中国仪仗队乐手奏起“美丽的茉莉花”，舒缓优雅的曲调，欢快又宁静。力量、信心、雍容大度、胜券在握尽在乐曲中流淌。当英国乐手第三支曲子最后一个音符消失时，“歌唱祖国”的乐声从中国乐队里，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发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人们情不自禁地合着乐曲击掌，掌声与乐声在大厅里回荡。这是礼乐，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对话，一次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对话，似乎还有一点比赛、较量的味道。
零时零分零秒终于到了，英国国旗准时降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一种民族自豪感突然迸发出来，汇成一股经久不息的掌声，香港回归了！
英国国旗降落前片刻，英国王储查尔斯代表英国女王讲话：“今夜这个重要、独特的仪式在一刻之间凝聚了香港历史的改变与延续……香港将交还中国，而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香港继续保持其鲜明的个性，继续是世界各国的重要伙伴……”中国领导人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彼时彼刻，一种历史感油然而生。柯华回忆道：“记得少年时，学校墙壁上‘还我山河’、‘勿忘国耻’的大字时刻提醒着人们。‘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呐喊。我们这一代人有幸参与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有幸亲眼目睹香港失而复得，太值得自豪了。”
就在香港回归一天天临近的时候，不知英国人出于什么心态，派出了一支舰队，沿着鸦片战争时英远征军司令乔治·懿律行走的航线，向香港行驶。但是，中国已非晚清时的中国，当这支舰队一出现，一支中国舰队和海军航空兵编队便出现在英国人的面前。当年，乔治·懿律的舰队直逼中国国门，如入无人之境，但那是遥远的过去，这一幕再也不会重演。
回归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参与中英谈判
回忆之舟溯流而上，柯华说，1978年9月16日，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出使英国。英国女王派她的典礼官用一辆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显赫庄严，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我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涛。那是一次怎样的出使？他是专为“谢罪”而去白金汉宫的。郭一向恃才傲物，对于当时红得发紫的曾国藩都不肯买账。但在国势衰败、朝廷孱弱的形势下，被迫低下高贵的头，担当去伦敦“谢罪”的屈辱使命。现在，我高昂着头，坐在女王派来的贵宾车上，才真正感觉到“换了人间”的滋味。
1982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表示，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不久，柯华受命，广泛接触英国各界，开展对香港回归的解释、宣传以及谈判工作。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坚持中英友好。年逾古稀的前首相麦克米伦、欧共体前主席（丘吉尔的女婿）索姆斯勋爵、前首相希思·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国防大臣皮姆、工党副领袖希利、前国防部参谋长卡梅隆元帅、怡和洋行董事长亨利·凯瑟克等等都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但也有人主张，归还后中英共同管理一段时间，当然也有人担心香港被“演变”。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战争，英取胜，撒切尔夫人成了英雄，并决定访华。
在撒切尔访华前，柯华为她举行宴会。她表示，知道中国有关政策，希望在访华前，再进一步讨论，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在随后的讨论中，双方各执一词，英方尤其不愿提“主权”这个词。在同香港总督尤德和前总督麦理浩的讨论中，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二人几乎同时说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协议怎么办？柯华微微一笑，淡淡地说：“这也好办，你们不是出兵马岛了吗？那里距离英国本土九千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但你们还不是去了吗？而香港距离英国只有八千海里，沿途补给方便，你们不妨也试一试。”二人一下子愣住了，等回过神儿来，都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1983年2月，柯华任满回国前夕，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华人、华侨的邀请，出席他们的欢送会。他在讲话中，反复申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星岛日报》大字标题为“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报道称：“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天也不能延长。”
3月3日，当柯华就要离任回国前夕，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致信称：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从此中英双方谈判出现转机，1984年12月19日，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出任四国大使
1960年初，柯华出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他是中国派往撒哈拉以南的第一位驻非洲大使；1973年，柯华出任中国驻加纳大使，他是中国同加纳复交后的首任大使；1975年冬，柯华作为首任大使被派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978年，柯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6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局面尚待打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在柯华去几内亚赴任前，周恩来总理亲自与他谈话：在我们的外交工作中，要彻底、干净地消灭任何大国沙文主义。要反帝国主义国家之道而行之，十分尊重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柯华深感担子沉重，他如履薄冰，开始在非洲开展工作。柯华学的是英语，但几内亚讲的是法语。为了工作，他不得不重新学习法语，每天坚持学一小时，持之以恒，几年下来，他已能够用法语做一般性的交谈。一次，因事情紧急，要立即与杜尔总统面谈。刚好当时翻译不在，他只好自己用法语直接与杜尔交谈。虽然不流畅，但总算把事情办了，解决了燃眉之急。
你听说过60年代小小银球在非洲传友谊的故事吗？那是中国第一次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由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率领教练黄传耀、冠军容国团等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几内亚。使馆为代表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柯华大使亲自打电话，邀请几内亚外交部长等高官到使馆出席招待会，并观看乒乓健儿的精彩表演。各国驻几内亚的外交使节及友好人士都已到了中国大使馆，但几内亚的官员们却迟迟未到。有的人开始不耐烦，嗔怪几内亚官员不礼貌。无奈，柯华只好宣布招待会开始。当招待会刚刚结束，几内亚外长率领一群政府官员匆匆赶来。他们像进了自己家一样，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对柯华说：“我们非常想看世界冠军的表演。”柯华二话没说，二次招待会又鸣锣开始，摆杯盘，上茶点。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们不顾疲劳，重新挥拍上场。临别时，外长对大家说：“对不起，因政治局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我们来晚了，请原谅。”
柯华理解，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百废待兴，许多制度（包括礼仪在内）都有一个逐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更何况在他上任前，周总理对他讲的话已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后来，柯华在与几内亚的朋友约会时，对方也有失约的情况，柯华都表示理解。在周总理访问几内亚、得知上述情况时，称赞柯华能“体谅朋友”。
在菲律宾工作期间，他除了做官方工作，还十分关心当地的华人和华侨，甚至关心他们的婚丧嫁娶。他曾亲自为他们做媒，也曾亲自到灵堂前为普通的爱国华人、华侨吊唁。许多华人、华侨称柯华为“父母官”，他们说：“共产党够朋友，重人情。”
在英国任职期间，柯华不仅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同“铁娘子”过过招儿，还很注意调查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方面，尽量找出可以借鉴的东西报回国内。他曾就英国资本主义当前的情况写报告给国内，外交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柯华是驻外使节中，第一位说“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
牵头四国建交谈判
1960年7月5日，中国同加纳建交。
1960年10月27日，中国同马里建交。
1975年6月9日，中国同菲律宾建交。
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
当1960年7月2日，柯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加纳共和国成立庆典时，受到恩克鲁玛总统的接见。交谈中，恩克鲁玛总统直率地说：“发展加中友好关系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阿克拉设立大使馆，我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柯华觉得，在交谈中提到建交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其坦率的程度却出乎意料。于是便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建交合适呢？”对方回答得很干脆：“立即。”并指示其外长立刻同柯华商谈。外长阿科·阿杰依顺手撕下手边报纸的边条写起来。过了一会儿，建交公报稿拟好了。柯华看后，建议增加“加纳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外长表示同意，并一字不差地补进了公报。双方达成一致后，便由加纳外长带回去打印成正式公报。形成这样一份简单快捷的建交公报前后不到15分钟，这在各国建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双方还确定，双方外长互致信函，内容是“经双方商议，确认建交公报内容如下……”同时确定，7月5日格林威治时间13时，两国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不久，黄华出任中国首任驻加纳大使。
斗转星移，十几年后，曾为中国和加纳建交而奔波劳碌的柯华也出任了中国驻加纳大使。
当1960年4月22日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国内立即给在几内亚任大使的柯华发去指示，争取尽早与马里建交。但种种迹象表明，中马建交时机尚未成熟。马里总统在致电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向台湾当局致电。台立即表示承认马里，并派“使节”到达巴马科。柯华分析，马里刚独立，需得到多方承认，特别是联合国的承认与接纳。而台湾当时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柯华首次访问马里虽未达成建交协议，但为中马建交做了不少铺垫工作。9月29日，联合国大会接纳马里共和国为会员后，10月4日马里总统即致电周总理，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同中国建交，同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邀请柯华再次访问马里，商谈两国建交事宜。10月22日柯华到了马里，24日马里总统穆迪博·凯塔接见柯华说：“阁下前次访问巴马科，我没能见你，因为当时我们要力争减少阻力，以便顺利进入联合国，希望你能谅解。”并表示：“我们希望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柯华亦表示了同样的愿望。马里总统建议，中方先草拟一份建交公报供他们研究。柯华即刻将事先准备好的草稿递交总统。第二天，两国举行建交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很快达成一致。
格林威治时间1960年10月27日13时，中马双方在各自的首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中马建交公报。不久，赖亚力到了巴马科，出任中国首任驻马里大使。
1975年，柯华奉调回国。当年春天，他受命同身为菲律宾驻日本大使的罗慕尔德斯进行建交谈判，罗系二次来华。柯华就革命不能输出、华人华侨问题、南沙群岛以及台湾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此前的数年内，双方已有数次接触，为此次建交谈判做了准备和铺垫。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决心在美国之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1975年6月，马科斯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毛主席接见了马科斯。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仍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及其家人。根据菲方的请求，周恩来总理于1975年6月9日在301医院的会客大厅里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了中菲建交公报。同年12月15日，柯华作为中国首任驻菲律宾大使到达马尼拉。
1975年6月17日，柯华按中央指示，同泰国驻美国兼驻联合国大使阿南进行建交谈判。由于地缘关系，泰国对中国疑虑较多，建交谈判比较艰苦。由于柯华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复阐明中方立场，打消对方的疑虑，才使得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1975年6月30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标志着中泰建交谈判已获成功。同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立·巴莫总理共同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了三次首任司长
柯华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的四位司长之一，其他三位司长是黄华、龚澎和龚普生。柯华是外交部首任礼宾司司长，那是1954年年底的事。使他终生难忘的是，他任礼宾司司长刚几天，周恩来总理同他第一次单独谈话的情景。事情起因于1955年初，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要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说要直接同周总理通话。此事属礼宾司首次经历，经商议，婉言谢绝对方并表示可以转达，但对方执意不肯。无奈只好将此事报告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同意礼宾司的处理意见。当总理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便把柯华叫到办公室，查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情况后，总理告诉柯华：“毛主席很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我曾经跟印度驻华大使讲过，他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总理强调说：“外交无小事，遇事多请示。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上每件小事都疏忽不得，都关乎国家大事。”
随着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不少新独立的国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外交工作逐步铺开。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外交部成立了西亚非洲司。1956年7月，柯华被调任该司首任司长，直到1959年年底。
1957年3月，上任半年多的西亚非洲司长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出访加纳，应邀参加加纳独立庆典。加纳原为英国殖民地，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终于在1957年赢得独立，并确定3月6日为加纳独立日。早在两月前，加纳刚刚宣布独立，恩克鲁玛总统就致电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其独立庆典活动。中国贵宾的到来，在加纳引起轰动，并受到盛情款待，与美国派去的代表团受到的礼遇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代表团由四人组成，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时，受到加纳政府二号人物——贸易劳工部长博齐约的欢迎。当晚，恩克鲁玛就会见了聂荣臻元帅一行。开会时，聂荣臻元帅被安排在第一排显赫的位置。美国派出了副总统尼克松率领的60人代表团，并先于中国代表团三天到达，但恩克鲁玛却晚于中国代表团一天会见尼克松一行。且在开会时，尼克松被安排在第11排。彼时彼刻，柯华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感到由衷地骄傲。当然，所有这些也反映了加纳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敬意和友好之情。
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仅1960年就有16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要求与我建交，西亚非洲司的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欧亚非后，新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该司工作更忙。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工作，1964年6月，西亚非洲司被一分为二，成立了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刚刚从几内亚任满回国的柯华被任命为首任非洲司司长。部里对非洲司的工作十分重视，不断增派干部，并将从各地方调来的18位候任大使参赞安排到非洲司熟悉业务。至1965年，非洲司已是人丁兴旺，号称108将，位居当时外交部部内各地区司之首。难怪“文革”时，柯华被戴上了“保皇派”、“红司长”的桂冠。他对非洲司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力。
痛失三支猎枪
柯华一生钟爱猎枪，那是因为他的三支猎枪背后有三个让他难以忘怀的故事。
1937年底，柯华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当上了一名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发给他一支卡宾枪作为战利品。他十分钟爱这支象征着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礼物，并从此与打猎结缘。在从山西奔向延安途中，巧遇刘少奇同志，他们便一边结伴走一边打猎改善生活。柯华的枪法很准，十发九中，让同行者啧啧称赞。第二支猎枪是一支左轮手枪。在延安，我军一方面与胡宗南周旋，一方面出其不意地给小股敌人以致命打击。一次，作战中缴获了其军长刘堪的一支左轮手枪，作为战利品分给了柯华。这是共产党以少胜多打败国民党军的标志性礼物，柯华爱不释手。第三支猎枪是一支真正的双管猎枪，它来自反法西斯前线——苏联。当周恩来总理得知柯华喜欢猎枪后，就将朱可夫元帅送给他的礼物——双管猎枪送给了柯华。当柯华从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手里接过猎枪时，他的手在颤抖，声音哽噎，泪花模糊了他的双眼，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无法连贯地说出来。当他平静了心情，卫士长早已离去。他双手捧着那支猎枪仔细端详，周恩来和朱可夫的名字清晰地镌刻其上，这是一份凝聚着中苏友谊的极其珍贵的礼物啊！他很少拿它出去打猎，只是珍藏着，珍藏着周总理对他那份情意。
多少年来，这三支猎枪一直陪伴着柯华，有时他把它们拿出来擦拭擦拭，过去那一幕幕美好的回忆温暖着慰藉着他的心田。
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他的生命都攥在人家手里，还哪里有能力保护他那三支猎枪！？当造反派冲进家门来抄家的那一天，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但看到三支猎枪被抄走，他如同被挖了心肝一样痛苦。至今也不知那三支猎枪流落到何方。那可是他曾经生死与共的首长和战友们体温温热过的礼物啊！那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他刻骨铭心地怀念那三支猎枪，也不知在他有生之年能否再摸一下那三支心爱的猎枪？！
难忘两次接见
柯华当了礼宾司司长和大使之后，曾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但让他印象最深的仍是大学时代毛主席的两次接见。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柯华，对延安十分向往。1937年4月，柯华终于有机会参加一个包括黄华在内的10名大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秘密访问延安。柯华记得，自己穿了一身漂亮的航空皮衣，扮成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姑娘们则穿金戴银扮成阔小姐，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这是第一个从白区到延安参观学习的大学生代表团，受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极其热烈的欢迎。除周恩来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外，所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了他们。毛主席前后两次接见他们，并对“一二·九”运动作了中肯的评价。
毛主席的接见释解了学生们心中不少疑问，诸如抗日战争如何打法，能否取得胜利，如何与腐败的国民政府合作等等。几天后，他们有幸参加延安活动分子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至此，学生们对抗战胜利已充满了信心。在他们即将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再次接见他们，并语重心长地嘱咐说，现在国共合作大致没有问题了，你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北平去，共产党对北平学生寄予很大希望。北平是国民党前线，你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很大。从最近形势来看，日本不久就要进攻中国，希望你们做全国人民的表率，努力团结广大人民，迎战伟大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的两次接见，点亮了学生们心中的盏盏明灯。延安的民主生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如缕缕春风，吹开了学生们郁闷的心田，他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了祖国的光明。
返回北平后，参观团在同学中奔走相告。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个月后，又有一个学生代表团赴延安参观学习。
七十多年来，柯华从未忘记过在自己投身革命洪流之前，就有幸聆听毛主席的教导，这在同辈人当中，应该算是一件最荣幸最难忘的事了。可惜，那时候没有拍一张照片留下来，因为毛主席为了他们的安全，没有同意拍照片。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胸怀
1937年抗战爆发后，柯华告别了燕京大学，换上了军装，参加了八路军。他最先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陆定一接见了他。面对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22岁大学生，首长喜不自胜，但首先关照他说，为了革命及家人的安全，建议他改名字。原来柯华不姓柯，他原名叫林常德。柯华应道：“改一半行吗？”回答：“可以。”他从可字受到启发，随口说道，木加可做姓吧，至于名字就叫中华的华吧！陆定一同志狡黠地拧着柯华的鼻子大声喊道：“柯——华！”“到！”就这样柯华的名字产生了，一直沿用至今，并被人尊称为柯老。而他家乡潮州的柯姓同乡会竟然也心甘情愿地吸收他为荣誉会员。从此，林常德销声匿迹了……
17年后的1954年，柯华穿着灰布面的八路军老羊皮袄，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东单外交部街报到，从此踏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当上了一名职业外交官，一直到1995年离休。他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工作了41个年头。
离休后的柯华并未停歇，他利用余热，继续为祖国为家乡添砖加瓦。据粗略统计，经他介绍引进的外资和国内融资数量可达数亿元之多，但他却从不为自己捞一点好处。他帮北京××啤酒厂引进外资一亿多元，厂方要给柯华20万元介绍费，他悉数捐给该区的一所小学，购置电化教育器材。××的一家工厂要扩建，急需6000万元，也是柯华帮助引进外资解决的，并拒收介绍费。为了改善××一家医院的医疗条件，柯华与香港一位朋友联系，对方以成本价支持该医院八辆汽车，冰箱、电视机和空调机各40台。为保证这批东西用在刀刃上，柯华与医院领导班子和区乡干部一起开会，以防止这些东西被挪用。事后得知，院外某些人仍以购买的方式，拿走了其中的一部分物品，院长虽有怨气，但也无可奈何。
有一年，柯华回家乡广东普宁，晚上回到宾馆，他同时收到许多红包，原来是白天参加多次剪彩活动的“回报”。他对来探望的朋友说：“这叫什么事呀！”朋友告诉他，这是小意思。有的地方还特意制作一把金剪子，送给剪彩人做纪念呢！面对这些不义之财，柯华掷地有声地说：“这种风气非要改掉不可，起码不能让它吹动我。”
后来，柯华曾同许多朋友讲过，我们理应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决不能谋取私利。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处处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党旗增添光彩。
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大使、一位具有传奇人生经历的耄耋老人——柯华。
见证香港回归
话题是漫无边际的，但老人最先谈到了香港回归。他说：“我参加香港回归庆典归来，家里两盆蝴蝶兰，一盆花朵雪白，一盆桃红，开得舒心，开得灿烂，一如我的心绪。”
1997年6月30日，柯华参加了中国内地观礼团去香港。午夜，从世界各地前去参加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嘉宾翘首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英国仪仗队乐手首先演奏一首乐曲，接着，中国仪仗队乐手奏起“美丽的茉莉花”，舒缓优雅的曲调，欢快又宁静。力量、信心、雍容大度、胜券在握尽在乐曲中流淌。当英国乐手第三支曲子最后一个音符消失时，“歌唱祖国”的乐声从中国乐队里，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发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人们情不自禁地合着乐曲击掌，掌声与乐声在大厅里回荡。这是礼乐，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对话，一次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对话，似乎还有一点比赛、较量的味道。
零时零分零秒终于到了，英国国旗准时降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一种民族自豪感突然迸发出来，汇成一股经久不息的掌声，香港回归了！
英国国旗降落前片刻，英国王储查尔斯代表英国女王讲话：“今夜这个重要、独特的仪式在一刻之间凝聚了香港历史的改变与延续……香港将交还中国，而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香港继续保持其鲜明的个性，继续是世界各国的重要伙伴……”中国领导人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彼时彼刻，一种历史感油然而生。柯华回忆道：“记得少年时，学校墙壁上‘还我山河’、‘勿忘国耻’的大字时刻提醒着人们。‘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呐喊。我们这一代人有幸参与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有幸亲眼目睹香港失而复得，太值得自豪了。”
就在香港回归一天天临近的时候，不知英国人出于什么心态，派出了一支舰队，沿着鸦片战争时英远征军司令乔治·懿律行走的航线，向香港行驶。但是，中国已非晚清时的中国，当这支舰队一出现，一支中国舰队和海军航空兵编队便出现在英国人的面前。当年，乔治·懿律的舰队直逼中国国门，如入无人之境，但那是遥远的过去，这一幕再也不会重演。
回归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参与中英谈判
回忆之舟溯流而上，柯华说，1978年9月16日，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出使英国。英国女王派她的典礼官用一辆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显赫庄严，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我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涛。那是一次怎样的出使？他是专为“谢罪”而去白金汉宫的。郭一向恃才傲物，对于当时红得发紫的曾国藩都不肯买账。但在国势衰败、朝廷孱弱的形势下，被迫低下高贵的头，担当去伦敦“谢罪”的屈辱使命。现在，我高昂着头，坐在女王派来的贵宾车上，才真正感觉到“换了人间”的滋味。
1982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表示，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不久，柯华受命，广泛接触英国各界，开展对香港回归的解释、宣传以及谈判工作。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坚持中英友好。年逾古稀的前首相麦克米伦、欧共体前主席（丘吉尔的女婿）索姆斯勋爵、前首相希思·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国防大臣皮姆、工党副领袖希利、前国防部参谋长卡梅隆元帅、怡和洋行董事长亨利·凯瑟克等等都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但也有人主张，归还后中英共同管理一段时间，当然也有人担心香港被“演变”。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战争，英取胜，撒切尔夫人成了英雄，并决定访华。
在撒切尔访华前，柯华为她举行宴会。她表示，知道中国有关政策，希望在访华前，再进一步讨论，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在随后的讨论中，双方各执一词，英方尤其不愿提“主权”这个词。在同香港总督尤德和前总督麦理浩的讨论中，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二人几乎同时说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协议怎么办？柯华微微一笑，淡淡地说：“这也好办，你们不是出兵马岛了吗？那里距离英国本土九千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但你们还不是去了吗？而香港距离英国只有八千海里，沿途补给方便，你们不妨也试一试。”二人一下子愣住了，等回过神儿来，都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1983年2月，柯华任满回国前夕，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华人、华侨的邀请，出席他们的欢送会。他在讲话中，反复申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星岛日报》大字标题为“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报道称：“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天也不能延长。”
3月3日，当柯华就要离任回国前夕，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致信称：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从此中英双方谈判出现转机，1984年12月19日，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出任四国大使
1960年初，柯华出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他是中国派往撒哈拉以南的第一位驻非洲大使；1973年，柯华出任中国驻加纳大使，他是中国同加纳复交后的首任大使；1975年冬，柯华作为首任大使被派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978年，柯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6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局面尚待打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在柯华去几内亚赴任前，周恩来总理亲自与他谈话：在我们的外交工作中，要彻底、干净地消灭任何大国沙文主义。要反帝国主义国家之道而行之，十分尊重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柯华深感担子沉重，他如履薄冰，开始在非洲开展工作。柯华学的是英语，但几内亚讲的是法语。为了工作，他不得不重新学习法语，每天坚持学一小时，持之以恒，几年下来，他已能够用法语做一般性的交谈。一次，因事情紧急，要立即与杜尔总统面谈。刚好当时翻译不在，他只好自己用法语直接与杜尔交谈。虽然不流畅，但总算把事情办了，解决了燃眉之急。
你听说过60年代小小银球在非洲传友谊的故事吗？那是中国第一次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由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率领教练黄传耀、冠军容国团等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几内亚。使馆为代表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柯华大使亲自打电话，邀请几内亚外交部长等高官到使馆出席招待会，并观看乒乓健儿的精彩表演。各国驻几内亚的外交使节及友好人士都已到了中国大使馆，但几内亚的官员们却迟迟未到。有的人开始不耐烦，嗔怪几内亚官员不礼貌。无奈，柯华只好宣布招待会开始。当招待会刚刚结束，几内亚外长率领一群政府官员匆匆赶来。他们像进了自己家一样，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对柯华说：“我们非常想看世界冠军的表演。”柯华二话没说，二次招待会又鸣锣开始，摆杯盘，上茶点。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们不顾疲劳，重新挥拍上场。临别时，外长对大家说：“对不起，因政治局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我们来晚了，请原谅。”
柯华理解，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百废待兴，许多制度（包括礼仪在内）都有一个逐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更何况在他上任前，周总理对他讲的话已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后来，柯华在与几内亚的朋友约会时，对方也有失约的情况，柯华都表示理解。在周总理访问几内亚、得知上述情况时，称赞柯华能“体谅朋友”。
在菲律宾工作期间，他除了做官方工作，还十分关心当地的华人和华侨，甚至关心他们的婚丧嫁娶。他曾亲自为他们做媒，也曾亲自到灵堂前为普通的爱国华人、华侨吊唁。许多华人、华侨称柯华为“父母官”，他们说：“共产党够朋友，重人情。”
在英国任职期间，柯华不仅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同“铁娘子”过过招儿，还很注意调查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方面，尽量找出可以借鉴的东西报回国内。他曾就英国资本主义当前的情况写报告给国内，外交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柯华是驻外使节中，第一位说“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
牵头四国建交谈判
1960年7月5日，中国同加纳建交。
1960年10月27日，中国同马里建交。
1975年6月9日，中国同菲律宾建交。
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
当1960年7月2日，柯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加纳共和国成立庆典时，受到恩克鲁玛总统的接见。交谈中，恩克鲁玛总统直率地说：“发展加中友好关系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阿克拉设立大使馆，我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柯华觉得，在交谈中提到建交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其坦率的程度却出乎意料。于是便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建交合适呢？”对方回答得很干脆：“立即。”并指示其外长立刻同柯华商谈。外长阿科·阿杰依顺手撕下手边报纸的边条写起来。过了一会儿，建交公报稿拟好了。柯华看后，建议增加“加纳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外长表示同意，并一字不差地补进了公报。双方达成一致后，便由加纳外长带回去打印成正式公报。形成这样一份简单快捷的建交公报前后不到15分钟，这在各国建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双方还确定，双方外长互致信函，内容是“经双方商议，确认建交公报内容如下……”同时确定，7月5日格林威治时间13时，两国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不久，黄华出任中国首任驻加纳大使。
斗转星移，十几年后，曾为中国和加纳建交而奔波劳碌的柯华也出任了中国驻加纳大使。
当1960年4月22日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国内立即给在几内亚任大使的柯华发去指示，争取尽早与马里建交。但种种迹象表明，中马建交时机尚未成熟。马里总统在致电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向台湾当局致电。台立即表示承认马里，并派“使节”到达巴马科。柯华分析，马里刚独立，需得到多方承认，特别是联合国的承认与接纳。而台湾当时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柯华首次访问马里虽未达成建交协议，但为中马建交做了不少铺垫工作。9月29日，联合国大会接纳马里共和国为会员后，10月4日马里总统即致电周总理，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同中国建交，同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邀请柯华再次访问马里，商谈两国建交事宜。10月22日柯华到了马里，24日马里总统穆迪博·凯塔接见柯华说：“阁下前次访问巴马科，我没能见你，因为当时我们要力争减少阻力，以便顺利进入联合国，希望你能谅解。”并表示：“我们希望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柯华亦表示了同样的愿望。马里总统建议，中方先草拟一份建交公报供他们研究。柯华即刻将事先准备好的草稿递交总统。第二天，两国举行建交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很快达成一致。
格林威治时间1960年10月27日13时，中马双方在各自的首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中马建交公报。不久，赖亚力到了巴马科，出任中国首任驻马里大使。
1975年，柯华奉调回国。当年春天，他受命同身为菲律宾驻日本大使的罗慕尔德斯进行建交谈判，罗系二次来华。柯华就革命不能输出、华人华侨问题、南沙群岛以及台湾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此前的数年内，双方已有数次接触，为此次建交谈判做了准备和铺垫。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决心在美国之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1975年6月，马科斯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毛主席接见了马科斯。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仍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及其家人。根据菲方的请求，周恩来总理于1975年6月9日在301医院的会客大厅里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了中菲建交公报。同年12月15日，柯华作为中国首任驻菲律宾大使到达马尼拉。
1975年6月17日，柯华按中央指示，同泰国驻美国兼驻联合国大使阿南进行建交谈判。由于地缘关系，泰国对中国疑虑较多，建交谈判比较艰苦。由于柯华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复阐明中方立场，打消对方的疑虑，才使得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1975年6月30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标志着中泰建交谈判已获成功。同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立·巴莫总理共同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了三次首任司长
柯华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的四位司长之一，其他三位司长是黄华、龚澎和龚普生。柯华是外交部首任礼宾司司长，那是1954年年底的事。使他终生难忘的是，他任礼宾司司长刚几天，周恩来总理同他第一次单独谈话的情景。事情起因于1955年初，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要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说要直接同周总理通话。此事属礼宾司首次经历，经商议，婉言谢绝对方并表示可以转达，但对方执意不肯。无奈只好将此事报告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同意礼宾司的处理意见。当总理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便把柯华叫到办公室，查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情况后，总理告诉柯华：“毛主席很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我曾经跟印度驻华大使讲过，他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总理强调说：“外交无小事，遇事多请示。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上每件小事都疏忽不得，都关乎国家大事。”
随着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不少新独立的国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外交工作逐步铺开。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外交部成立了西亚非洲司。1956年7月，柯华被调任该司首任司长，直到1959年年底。
1957年3月，上任半年多的西亚非洲司长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出访加纳，应邀参加加纳独立庆典。加纳原为英国殖民地，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终于在1957年赢得独立，并确定3月6日为加纳独立日。早在两月前，加纳刚刚宣布独立，恩克鲁玛总统就致电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其独立庆典活动。中国贵宾的到来，在加纳引起轰动，并受到盛情款待，与美国派去的代表团受到的礼遇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代表团由四人组成，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时，受到加纳政府二号人物——贸易劳工部长博齐约的欢迎。当晚，恩克鲁玛就会见了聂荣臻元帅一行。开会时，聂荣臻元帅被安排在第一排显赫的位置。美国派出了副总统尼克松率领的60人代表团，并先于中国代表团三天到达，但恩克鲁玛却晚于中国代表团一天会见尼克松一行。且在开会时，尼克松被安排在第11排。彼时彼刻，柯华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感到由衷地骄傲。当然，所有这些也反映了加纳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敬意和友好之情。
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仅1960年就有16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要求与我建交，西亚非洲司的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欧亚非后，新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该司工作更忙。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工作，1964年6月，西亚非洲司被一分为二，成立了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刚刚从几内亚任满回国的柯华被任命为首任非洲司司长。部里对非洲司的工作十分重视，不断增派干部，并将从各地方调来的18位候任大使参赞安排到非洲司熟悉业务。至1965年，非洲司已是人丁兴旺，号称108将，位居当时外交部部内各地区司之首。难怪“文革”时，柯华被戴上了“保皇派”、“红司长”的桂冠。他对非洲司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力。
痛失三支猎枪
柯华一生钟爱猎枪，那是因为他的三支猎枪背后有三个让他难以忘怀的故事。
1937年底，柯华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当上了一名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发给他一支卡宾枪作为战利品。他十分钟爱这支象征着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礼物，并从此与打猎结缘。在从山西奔向延安途中，巧遇刘少奇同志，他们便一边结伴走一边打猎改善生活。柯华的枪法很准，十发九中，让同行者啧啧称赞。第二支猎枪是一支左轮手枪。在延安，我军一方面与胡宗南周旋，一方面出其不意地给小股敌人以致命打击。一次，作战中缴获了其军长刘堪的一支左轮手枪，作为战利品分给了柯华。这是共产党以少胜多打败国民党军的标志性礼物，柯华爱不释手。第三支猎枪是一支真正的双管猎枪，它来自反法西斯前线——苏联。当周恩来总理得知柯华喜欢猎枪后，就将朱可夫元帅送给他的礼物——双管猎枪送给了柯华。当柯华从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手里接过猎枪时，他的手在颤抖，声音哽噎，泪花模糊了他的双眼，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无法连贯地说出来。当他平静了心情，卫士长早已离去。他双手捧着那支猎枪仔细端详，周恩来和朱可夫的名字清晰地镌刻其上，这是一份凝聚着中苏友谊的极其珍贵的礼物啊！他很少拿它出去打猎，只是珍藏着，珍藏着周总理对他那份情意。
多少年来，这三支猎枪一直陪伴着柯华，有时他把它们拿出来擦拭擦拭，过去那一幕幕美好的回忆温暖着慰藉着他的心田。
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他的生命都攥在人家手里，还哪里有能力保护他那三支猎枪！？当造反派冲进家门来抄家的那一天，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但看到三支猎枪被抄走，他如同被挖了心肝一样痛苦。至今也不知那三支猎枪流落到何方。那可是他曾经生死与共的首长和战友们体温温热过的礼物啊！那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他刻骨铭心地怀念那三支猎枪，也不知在他有生之年能否再摸一下那三支心爱的猎枪？！
难忘两次接见
柯华当了礼宾司司长和大使之后，曾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但让他印象最深的仍是大学时代毛主席的两次接见。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柯华，对延安十分向往。1937年4月，柯华终于有机会参加一个包括黄华在内的10名大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秘密访问延安。柯华记得，自己穿了一身漂亮的航空皮衣，扮成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姑娘们则穿金戴银扮成阔小姐，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这是第一个从白区到延安参观学习的大学生代表团，受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极其热烈的欢迎。除周恩来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外，所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了他们。毛主席前后两次接见他们，并对“一二·九”运动作了中肯的评价。
毛主席的接见释解了学生们心中不少疑问，诸如抗日战争如何打法，能否取得胜利，如何与腐败的国民政府合作等等。几天后，他们有幸参加延安活动分子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至此，学生们对抗战胜利已充满了信心。在他们即将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再次接见他们，并语重心长地嘱咐说，现在国共合作大致没有问题了，你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北平去，共产党对北平学生寄予很大希望。北平是国民党前线，你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很大。从最近形势来看，日本不久就要进攻中国，希望你们做全国人民的表率，努力团结广大人民，迎战伟大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的两次接见，点亮了学生们心中的盏盏明灯。延安的民主生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如缕缕春风，吹开了学生们郁闷的心田，他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了祖国的光明。
返回北平后，参观团在同学中奔走相告。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个月后，又有一个学生代表团赴延安参观学习。
七十多年来，柯华从未忘记过在自己投身革命洪流之前，就有幸聆听毛主席的教导，这在同辈人当中，应该算是一件最荣幸最难忘的事了。可惜，那时候没有拍一张照片留下来，因为毛主席为了他们的安全，没有同意拍照片。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胸怀
1937年抗战爆发后，柯华告别了燕京大学，换上了军装，参加了八路军。他最先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陆定一接见了他。面对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22岁大学生，首长喜不自胜，但首先关照他说，为了革命及家人的安全，建议他改名字。原来柯华不姓柯，他原名叫林常德。柯华应道：“改一半行吗？”回答：“可以。”他从可字受到启发，随口说道，木加可做姓吧，至于名字就叫中华的华吧！陆定一同志狡黠地拧着柯华的鼻子大声喊道：“柯——华！”“到！”就这样柯华的名字产生了，一直沿用至今，并被人尊称为柯老。而他家乡潮州的柯姓同乡会竟然也心甘情愿地吸收他为荣誉会员。从此，林常德销声匿迹了……
17年后的1954年，柯华穿着灰布面的八路军老羊皮袄，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东单外交部街报到，从此踏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当上了一名职业外交官，一直到1995年离休。他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工作了41个年头。
离休后的柯华并未停歇，他利用余热，继续为祖国为家乡添砖加瓦。据粗略统计，经他介绍引进的外资和国内融资数量可达数亿元之多，但他却从不为自己捞一点好处。他帮北京××啤酒厂引进外资一亿多元，厂方要给柯华20万元介绍费，他悉数捐给该区的一所小学，购置电化教育器材。××的一家工厂要扩建，急需6000万元，也是柯华帮助引进外资解决的，并拒收介绍费。为了改善××一家医院的医疗条件，柯华与香港一位朋友联系，对方以成本价支持该医院八辆汽车，冰箱、电视机和空调机各40台。为保证这批东西用在刀刃上，柯华与医院领导班子和区乡干部一起开会，以防止这些东西被挪用。事后得知，院外某些人仍以购买的方式，拿走了其中的一部分物品，院长虽有怨气，但也无可奈何。
有一年，柯华回家乡广东普宁，晚上回到宾馆，他同时收到许多红包，原来是白天参加多次剪彩活动的“回报”。他对来探望的朋友说：“这叫什么事呀！”朋友告诉他，这是小意思。有的地方还特意制作一把金剪子，送给剪彩人做纪念呢！面对这些不义之财，柯华掷地有声地说：“这种风气非要改掉不可，起码不能让它吹动我。”
后来，柯华曾同许多朋友讲过，我们理应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决不能谋取私利。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处处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党旗增添光彩。
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大使、一位具有传奇人生经历的耄耋老人——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