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飘飘落 军队是一朵绿花 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 不要想妈妈……”粗犷但又年轻的声音让我们惊讶而好奇，在烈日的灼烧下，我们无暇顾及屋子里的男人，但随后几天，在这个贫困县唯一一所的孤儿院里，我们与这位高大而神秘的男人成为好友。
　　我们志愿小组一行八人，但却只有一位男生。我们拖着粉的、红的、蓝的各色行李箱，几经转车，终于来到了宁县，走在烤焦了、空无一人的柏油马路上，行李箱轮子和肚子的咕噜声在回响，每个人都在期盼地走向白漆黑瓦的孤儿院，远处发亮的白墙让我们感受到了空调的凉意不禁加快步伐。走进孤儿院后，一群小男孩听见声音全都奔出来，三两成群，迫切地拉着我们进他们收拾出来的房间，把我们推进女生宿舍后，又急匆匆地走了。看着破了几个洞的草席，洞里乌黑的床板，听着吱吱呀呀的风扇声，我们不知该把屁股搁在哪里，墙角的行李箱与灰色的墙壁格格不入。
　　“咚咚咚”，一阵礼貌而安静的敲门声，敲醒了坐在才铺好床单上、开始神游的我们，门外人听见我们的“请进”后，调皮稚嫩的声音钻了进来“姐姐，院长喊你们吃饭。”心中一喜，一行人涌出门，坐在油腻而粘人的桌面前，桌上九碗稀粥，中间一碗红烧鱼冻，旁边一袋面皮，苍蝇飞舞，与我们一同进餐。快要吃完时，一个青年男人哼着军中绿花，手拿着碗，两腿一跨，拿起苍蝇用过的筷子，将小半碗鱼冻夹到自己碗里，拌着喝粥，男人吃完，把筷碗一丢又走了。一天在最后的打水洗碗中度过，在蚊子“嘤嘤嘤”中睡着。
　　早上六点，微黄的阳光射进灰黑的小屋子里，外面嘈杂的叫喊声成了一个独特的闹钟。我们其中三人去赶集买菜，两人去煮早饭，三人把那些还在赖床、睡在教室桌子下面的孩子们拖出来。桌上是他们圆梦的地方，桌下藏着他们快乐纯真的童年，而我们那间灰黑的小房间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栖身之所了。早上我是匆忙地去赶集，因为早饭迟迟没好，我们快马加鞭地赶完集，直奔厨房，烟雾缭绕，土灶旁，一位女生蹲着生火，虽然是生火，但我们变成了生烟，被我们昨晚定义为米虫的青年男人过来了，熟练地生火煮粥。中午，他走进厨房一边用粗壮的胳膊把我们推出去，一边露出洁白的牙齿，说到“你们就洗洗菜就好了，天这么热。”往后每天，他都如此，不知为何，他主动地洗清了自己的米虫身份，与我们主动交流，好奇大学生的生活，只比我们大几岁的他早早去军队里当特种兵，希望能减轻院长爸爸的负担，而现在他在休假，想在家里幫忙。晚上，突然有人推门而入，原来是他，露着洁白的牙齿，过来找我们聊天打牌，蚊子都咬不醒的我们揉揉眼睛，下床、点蚊香、搬椅子、进入和他聊天模式，一开始还能够理解他的好客之心，但每晚如此，然而我再想想他每天身处在一群小孩子中，无人说话，如此孤独，还是振作精神，开启和他独特的聊天模式。
　　何为和他有独特的聊天模式？每每我们提到关于家庭的聊天话题，他就异常激动，以至于几天后，我们都有意避开关于亲情与爱的话题。环境造成了他对至亲之人的偏见，以至于他只认为“人性恶”，虽然我们努力地想用自己的知识改变他这种看法，但往往有心无力，命运早已在他八岁时亲眼见证母亲跑路、父亲自杀时，给他幼小的心灵中敲下重重的一锤，他无法听进别人的话语，或许，他时而愿意听，但幼年的回响依然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延续，愈来愈响。住在高楼大厦中的我们从未经历，哪怕是我们读完他的一生也无法真正体会到他的心路历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了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规律，在这所孤儿院的最后三天，他得知了我们即将离开的消息，问我们要联系方式，晚上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入女生宿舍。最后一天，他问其中两个小姑娘要微信，偏偏我这两位同学十分倔强，死都不肯给，后来在警察局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尾随她们一天了。最后的夜晚，他又踹开了门，一个脾气扭的伙伴吼了他，185米的他沉默了，抿紧嘴，离开了我们宿舍。收拾完行李箱后，两位女生结伴去洗漱，我拿出擦擦箱子上的灰准备收拾，一声惨叫传来，随之外面多了许多脚步声，我刚准备出去看时，同行的一位女生慌慌张张闯进来，语无伦次地说“报警！报警！要出人命了！”和我们同行的男生被打了！几分钟之后，男生被拉出了那个不要命的拳头之下，但男生的眼睛早已被一拳打碎，额前开始起包，因牙床的疼痛导致说话不利索。
　　经院长在警察局出示证明，这个青年人有精神病史。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休假，为何不出去务工。这时，突然许多声音在我耳旁响起，我早知道这个男人是精神病患者了，你们竟然不知道，我以为早有人告诉你们了，你们真倒霉！院长真差，都不好好管管这个神经病，万一闹到我家怎么办？这种人干嘛得精神病，真祸害人……凌晨，我们得知院长不会再收留这个精神病孤儿的消息，也无法追究男人的责任后，匆忙地出发动身去客运站。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我回到了家，孩子们有大家的庇护，依然欢声笑语，院长依然拎着布包去买馒头，谁也不知道那位发狂的孤儿在哪里哼着军中绿花，谁该负责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