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泽东书信选集》，当时读了一遍，颇有感想，欲写篇短文，未果。近日又重读一遍，感触更深，遂执笔成文，以言胸中之意，以吐心里之快。
　　《毛泽东书信选集》共选书信数百余篇。其中有几十封是写给亲友、故旧、乡亲、警卫人员、保姆的。毛泽东给他们写信，大抵都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他的某种帮助，比如，有些是想找工作，或希望解决入党、入学问题，或提出给予特殊照顾。对这类请求，毛泽东一概回绝,不予满足，甚至给当地党政机关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些书信体现了毛泽东伟大的品德、高尚的人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来信谈到家境困难，想到延安谋事。毛泽东回信说：“……吾兄想来工作甚好，唯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作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某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私心虽想助兄，事实实难于做到……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恋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1954年4月，文运昌家有些表现不太好，毛泽东为此致信当地政府说：“……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李淑一是已经殉难的柳直荀的爱人，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毛泽东在《蝶恋花》一词中提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君即指李淑一。1954年，在致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毛泽东说：“李淑一女士……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对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毛泽东也一如其他人一样对待。杨开智想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回信劝他别来，不要有任何奢望，并说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泽东还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应允许。
　　对于有人来信提出帮助解决入党之事，毛泽东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照章办事，从不写条子、打招呼。1950年5月，他致信周容说：“组织问题，未便率尔介绍，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同年7月，他致信张鼎说：“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
　　陈玉英1926年冬至1931年春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做过保姆。1957年5月，她的女儿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帮助解决升学问题。同年6月毛泽东回信说：“……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习功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以寄一些。不要忧虑。”
　　1950年5月8日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乡亲来信谈到烈属照顾问题，1950年5月，毛泽东为此写信给中共湘潭县第三区委员会宣传委员毛逸民说：“……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予以照顾。”
　　读罢毛泽东这些书信，心中莫大的敬意油然而生，也想起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而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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