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滋长是由于宗教矛盾、文化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际强权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现在的世界在稳定中频频出现波澜，也为恐怖主义的滋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随着科学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技术与手段的加强同时也预示着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加广大，从而形成了具有国际化，网络化，多极化，独立化，宗教化，集团化，合法化，极端化等特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危害也极大。
　　几千年前，宽泛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就早已存在。公元前八世纪至七世纪，从萨尔贡二世到巴尼帕尔帝国历代对巴比伦人的残酷杀戮，或许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国家恐怖主义。中世纪的中东地区也不缺乏宗教极端的恐怖活动。七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四位“哈里发”中就有三位被行刺而死。而一种“诛杀暴君合理论”直至近代之交的文艺复兴时期仍被德西斯鲁斯·伊拉斯与乔治·布坎南等人支持。早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对封建专制君王的无情斩决（查理一世与法王路易十六先后被送上断头台），源远流长的“诛杀暴君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史上恐怖行为者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与理论支柱。当今的大国则被视为欺凌恐怖主义的“暴君”，而受到恐怖主义者进攻。严格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则出现于近代，最初是指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其实现了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以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为标志到1960年末，国际恐怖主义由传统向现代转型。1968年正是现代世界恐怖主义浪潮兴起的历史关节点。国际恐怖主义受到美苏冷战、国际霸权主义、民族争端和相关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的刺激影响下逐渐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后，世界进入一个恐怖犯罪活动的现代化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新时代以来，发达便利的通信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使得诸如“AL-Qaida基地组织” “ISIS伊斯兰国”等一些国际性恐怖组织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互联网络的运用，更是无限放大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破坏力与危害性，并直接造成了社会混乱和经济动荡。 由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也迈进了前所未有的猖獗时期。
　　尽管人们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政策，以本国利益为中心，以损害他国为目的纵容某些恐怖行为。例如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为反对苏联，美国出资建立军事训练营地，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进行培训，包括对从事恐怖活动技能的训练，本·拉登本人也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
　　国际恐怖主义将出现如下一些新动向：
　　第一，恐怖组织的小型化、分散化和草根化趋势比较明显。本·拉登的死亡为基地网络的继续分散化和多元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趋势。2011年美国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吉福德遇袭案中的恐怖嫌犯杰里德·劳纳，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的元凶也基本属于这种草根型的、独立的反政府极右恐怖分子。
　　第二，新型恐怖主义从概念变成现实。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打破了传统的犯罪工具技术的限制， 利用高科技为自己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更大杀伤力的武器。人们广泛关注的网络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问题，以前基本上只存在于概念和学术研究之中，但在2013年4月23日，社交媒体“推特”网站上，一条发出后不久被证实为恐怖主义黑客炮制的假消息令美国股市市值在短短十多分钟内蒸发了2000亿美元。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14年6月发布报告称，当前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每年给全球带来高达44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全球主要的经济体经济损失也最高，例如，美、中、日本和德国每年合计损失达2000亿美元。网络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也从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变成现实。其次， 网络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恐怖分子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系并了解对方的进展来协调行动。“如果这种新恐怖主义致力于信息战 ，那么它的破坏力将远远超过它过去运用的任何手段的破坏力。”
　　第三，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平民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往往并不局限于一国的政府高官、党派领袖或者国际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无辜平民成为恐怖分子大规模袭击的目标。伊战后 ， 恐怖活动的主要受害者是普通民众。2013 年，全球共有超过 3000 次的恐怖袭击是针对普通平民的，在各类袭击目标中排名首位；针对政府部门的袭击次数反而不到袭击平民次数的50%。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抛弃了尽量顾及平民安全的理念，而企图以大规模屠杀平民达到向政府施压，破坏目标国其国际形象等目的。
　　从历史上看，国际恐怖主义经历了萌芽、形成、泛滥、回落、猖撅等五个阶段。其产生的原因是世界范围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交互作用而生成。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要坚决反对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要加强世界各国的合作，为人类社会缔造一个和平、民主、文明的国际社会。
　　（编辑：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