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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解放区的延安，孔厥有过一段生活经历，也创作了不少作品，他对陕北百姓生活的关注是细腻的，对陕北农民的生活是同情的。同时，他的一些创作也是附和了当时党对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要求，文艺深入到大众，歌颂工农兵，歌颂党，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都有所体现，他此时的创作主要体现在对陕北民间女性生活受压迫的揭露和对农民中的“英雄”的歌颂。孔厥在延安时期的功绩是不能与他后来的脱党相提并论的，肯定他在特定时期的成就是有一定意义的。
关键词：暴露；歌颂；孔厥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208-02
孔厥，一个在现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中被忽略了的名字，很少有人会重视他，甚至有多少后来者不曾知道他的性别。他如同大多数被埋没的作家，他的名字渐渐地被遗忘。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沉淀中国这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民族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孔厥也曾一度辉煌灿烂过。作为一名文学家，他有他不可磨灭的文化人的存在价值，尤其在解放区的延安，这里不仅重塑了他的人生追求，更是成就了他的创作里程。当时的孔厥在延安也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写了不少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符合革命需要的作品，其创作大致倾向于两种类型，即暴露与歌颂。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延安一下子成了多数中国作家、青年心目中的抗日、革命“圣地”。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不仅怀着抗战的激情，还有对于民族未来的诗意的想象，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不仅想着为抗战奉献，而且希望借抗战之机重塑民族灵魂（启蒙）——抗战救国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新的群体的涌入，在给延安这片红色土地带来新鲜血液。而孔厥就是这众多作家之中的其中一位。
一、暴露性小说的创作倾向
孔厥暴露性小说脱离了对革命队伍中不良现象的暴露，而是深入到底层百姓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关注到了陕北农村生活中的女性的困苦命运，描写解放区的一个阴暗的角落，即女性生活的困境。
作为一个在北方生活的江南文人，孔厥的感情是细腻的，他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文人或以美人自喻或“怜香惜玉”的传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时闪现着女性的影子，表现出对女性的特别关注。而《苦人儿》中表现出的对于人性的关照，显示出孔厥的创作与延安文学界主流意识形态间的不同，对于陕北农村落后的传统观念予以揭露和讽刺，暴露出了解放区不和谐的一面。《苦人儿》主要描写了一个农村女人的苦难命运、主人公贵女儿16岁被贩卖给一个“可还是缩着面颊，凸着颧骨，一副猴相儿，瘦的成干，黑黑的，带青的，他穿上黑丝布袜裤，束上红腰带子，他也还是掉着手儿直着腿，慢来慢去，一副死样儿”[1]的丑相儿当老婆，虽然解放了，但是她仍然无法逃脱这种旧式命运。原因很简单，“旧社会卖好的、童养媳的、小婆姨的、还有人在肚子里就被“问下”的……”[2]解放了，丑相儿还拿那张象征着贵女儿的耻辱与不安的卖身契当宝贝，可见这种压迫对男子和女性命运都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女性深受封建观念、亲情的困扰，真正走出牢笼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贵女儿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的，虽然有“旧根儿作下多大孽呵！”[1]的题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地主赐予的一纸婚契，更是父亲那不可突破的观念“不管说上天，说下地，总是当年红口白牙说定的，说出口了，不能反悔，好人儿一言，好马儿一鞭！”“咱们不吃回头草，人仗面子，树仗皮，脸皮要紧。他又是这样好的人，不能欺老好……”[1]。还有贵女儿看着丑相儿而心力交瘁的不忍。在小说中，作为受害者的贵女儿对父亲，对丑相儿没有多少怨言，相反，更多的是同情，丑相儿“他没老也像个老人了，他不憨也像是憨憨的了，好同志哩，他做过啥孽呀”？却罚他这样子！”[1]，即使是被砍伤，贵女儿也说“我不怨他的，我不怨他的，他也是个苦人儿……”[1]在这里，贵女儿把一切的不幸都归根于自己的命运，她承认自己的命苦，是命里带来的，她没有了对生活的反抗，只是顺从的忍受。她的不幸，不仅根源于封建残留下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束缚，更是来自女性自我的安于现状，随波逐流的生存状态。
从贵女儿的生活遭际之中，我们看到了存活于解放区的明朗天空下的阴暗一面，在农村中，人们的落后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并且仅仅束缚着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依然是受苦受难的命运，解放区迎来的艳阳天最多也是赋予了男人们的明亮，而女人依然是女人，女人依然遵循的恨死父权、夫权的道路，依然遵从的是三从四德，依然是以善良来衡量存在价值，来善待一切的不幸，没有女人应有的权利与地位，妇女解放的道路仍需要深入到更深层次上去唤醒，去实现。有着同样遭际的女性还有《凤仙花》中的凤儿，《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她们都是饱受了封建家庭毒害的人，都写出了陕北农村中的婚姻中的不幸的女人。正是从此处着手，孔厥把当时被遮蔽了的这一阴暗面暴露得淋漓尽致，使得解放区的妇女解放道路走得更彻底，为大众服务的路线更全面。
二、歌颂“新”人物
孔厥不仅是理想的作家，又是肩负着革命任务的中共党员。1942年毛泽东《讲话》之后对文艺方向的规范，“艺术反映政治”以及“为工农兵服务”方向，“艺术家就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成为革命的一分子，文艺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与人民打成一片”，体验工农兵生活，写工农兵生活，从而实现文艺服务于政治。
首先，孔厥从同样是关注女性命运的创作入手，却写出了与《苦人儿》中完全不同的女性作品，对女性进行了歌颂。如《凤仙花》和《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在《凤仙花》中的凤儿虽然饱受封建家庭的迫害，但是在解放区革命女干部的帮助下，她逃脱了封建家庭的魔掌，最后加入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说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话：“凤仙花，魔鬼抓了她！”[2]在文中，显然魔鬼是让她饱受生活苦痛的父亲，最后，当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又有一句相对立的民谣：“凤仙花，凤仙花，魔鬼奈何她”[2]，表达了她对家庭的背叛和逃离压迫后的解放。这里歌颂的不仅是凤仙勇敢冲破家庭束缚走向了革命，更是歌颂党的领导，党的帮助，是党给予了她生活的希望。同样题材的小说也体现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在文中，女主人公折聚英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只值两斗粗谷子的童养媳，一个字不识的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则成为一名学习模范，劳动英雄，当上了边区的参议员，成了边区百万妇女的代表。对于妇女解放的历史命运，折聚英的反省是最彻底的，她不同于凤仙儿的犹豫，也不同于贵女儿的屈服，她是随着革命的解放而反省得最彻底的。在事业上，折聚英表现了强烈的追求感和竞争感。面对那些文化水平比自己高的同学，她说：“你看他们是喝黑水长大的，肚子里货色那样多，咱不双份用心用功，不行啦！”[3]。生活上，，她不惜暂时放弃了家庭的乐趣，丈夫就住在女子大学附近，但她一个月还不一定回去一次，“咱不忙执行礼拜六，咱忙着准备开洋草呐”。这句话意味深长的话，充分显示了折聚英自觉追求妇女解放的历史责任感，显示了新一代女性对于女性存在的传统方式的最大蔑视和最大挑战。她完全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初步具备了自我认同的现代女性意识。
其次，体现在对工农兵大众的实践。孔厥是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的作家，所以，他有他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他的许多创作是附和了当时的要求的，是跟从了党对文学的要求的，是实践了为工农兵方向的。如小说《吴满有故事》，对吴满有的精神在文化领域进行了创作和宣传，把吴满有写进了读本，吴满有精神在解放区影响更加根深蒂固。另外，他也写过唱本、弹词、秧歌剧、电影、剧本等来响应时代的呼唤，体现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第三，体现在对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孔厥不仅歌颂女性的觉醒，歌颂吴满有那样为党服务的平凡百姓，还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农民中的英雄。《病了的郝二虎》中，通过二虎与母亲的冲突，塑造了一个生病但仍要坚持工作的优抗主任郝二虎的形象，当时被称为“新人”。郝二虎对工作认真，强烈的责任心是值得人们肯定与学习的。另外一部《父子俩》中的“英雄”李三，小说讲的是青年农民李三和他父亲在替灾民“揭地”时的冲突，父亲自私不愿帮助人，而儿子则不仅积极奉献，而且批评教育父亲。李三的思想是先进的，是值得学习与歌颂的。在解放区的延安，如这类的“英雄”是党所呼唤和要求的，他们是人民心中的英雄，是农民中的新型人物。
综上所述，孔厥在延安时期的创作是有一定意义的，最起码在当时解放区的延安是有一定的成效的，虽然这些作品不及他后来创作的《新儿女英雄传》及《生死缘》等，但在特定的文化语境，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孔厥的这些作品是有过一定作用的，他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他对党的文艺方针的遵从，是应和了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文艺路线的要求的，是对党的文艺方针的有效实践。虽然孔厥后来的作风让党放弃了他，但作为一个作家，他也曾有过他的奉献，从文艺作家应有的奉献中他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孔厥.受苦人[M].上海：上海海燕书店，1947.
[2]孔厥.凤仙花[M].上海：上海海燕书店，1947.
[3]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关键词：暴露；歌颂；孔厥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208-02
孔厥，一个在现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中被忽略了的名字，很少有人会重视他，甚至有多少后来者不曾知道他的性别。他如同大多数被埋没的作家，他的名字渐渐地被遗忘。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沉淀中国这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民族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孔厥也曾一度辉煌灿烂过。作为一名文学家，他有他不可磨灭的文化人的存在价值，尤其在解放区的延安，这里不仅重塑了他的人生追求，更是成就了他的创作里程。当时的孔厥在延安也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写了不少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符合革命需要的作品，其创作大致倾向于两种类型，即暴露与歌颂。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延安一下子成了多数中国作家、青年心目中的抗日、革命“圣地”。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不仅怀着抗战的激情，还有对于民族未来的诗意的想象，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不仅想着为抗战奉献，而且希望借抗战之机重塑民族灵魂（启蒙）——抗战救国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新的群体的涌入，在给延安这片红色土地带来新鲜血液。而孔厥就是这众多作家之中的其中一位。
一、暴露性小说的创作倾向
孔厥暴露性小说脱离了对革命队伍中不良现象的暴露，而是深入到底层百姓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关注到了陕北农村生活中的女性的困苦命运，描写解放区的一个阴暗的角落，即女性生活的困境。
作为一个在北方生活的江南文人，孔厥的感情是细腻的，他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文人或以美人自喻或“怜香惜玉”的传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时闪现着女性的影子，表现出对女性的特别关注。而《苦人儿》中表现出的对于人性的关照，显示出孔厥的创作与延安文学界主流意识形态间的不同，对于陕北农村落后的传统观念予以揭露和讽刺，暴露出了解放区不和谐的一面。《苦人儿》主要描写了一个农村女人的苦难命运、主人公贵女儿16岁被贩卖给一个“可还是缩着面颊，凸着颧骨，一副猴相儿，瘦的成干，黑黑的，带青的，他穿上黑丝布袜裤，束上红腰带子，他也还是掉着手儿直着腿，慢来慢去，一副死样儿”[1]的丑相儿当老婆，虽然解放了，但是她仍然无法逃脱这种旧式命运。原因很简单，“旧社会卖好的、童养媳的、小婆姨的、还有人在肚子里就被“问下”的……”[2]解放了，丑相儿还拿那张象征着贵女儿的耻辱与不安的卖身契当宝贝，可见这种压迫对男子和女性命运都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女性深受封建观念、亲情的困扰，真正走出牢笼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贵女儿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的，虽然有“旧根儿作下多大孽呵！”[1]的题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地主赐予的一纸婚契，更是父亲那不可突破的观念“不管说上天，说下地，总是当年红口白牙说定的，说出口了，不能反悔，好人儿一言，好马儿一鞭！”“咱们不吃回头草，人仗面子，树仗皮，脸皮要紧。他又是这样好的人，不能欺老好……”[1]。还有贵女儿看着丑相儿而心力交瘁的不忍。在小说中，作为受害者的贵女儿对父亲，对丑相儿没有多少怨言，相反，更多的是同情，丑相儿“他没老也像个老人了，他不憨也像是憨憨的了，好同志哩，他做过啥孽呀”？却罚他这样子！”[1]，即使是被砍伤，贵女儿也说“我不怨他的，我不怨他的，他也是个苦人儿……”[1]在这里，贵女儿把一切的不幸都归根于自己的命运，她承认自己的命苦，是命里带来的，她没有了对生活的反抗，只是顺从的忍受。她的不幸，不仅根源于封建残留下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束缚，更是来自女性自我的安于现状，随波逐流的生存状态。
从贵女儿的生活遭际之中，我们看到了存活于解放区的明朗天空下的阴暗一面，在农村中，人们的落后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并且仅仅束缚着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依然是受苦受难的命运，解放区迎来的艳阳天最多也是赋予了男人们的明亮，而女人依然是女人，女人依然遵循的恨死父权、夫权的道路，依然遵从的是三从四德，依然是以善良来衡量存在价值，来善待一切的不幸，没有女人应有的权利与地位，妇女解放的道路仍需要深入到更深层次上去唤醒，去实现。有着同样遭际的女性还有《凤仙花》中的凤儿，《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她们都是饱受了封建家庭毒害的人，都写出了陕北农村中的婚姻中的不幸的女人。正是从此处着手，孔厥把当时被遮蔽了的这一阴暗面暴露得淋漓尽致，使得解放区的妇女解放道路走得更彻底，为大众服务的路线更全面。
二、歌颂“新”人物
孔厥不仅是理想的作家，又是肩负着革命任务的中共党员。1942年毛泽东《讲话》之后对文艺方向的规范，“艺术反映政治”以及“为工农兵服务”方向，“艺术家就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成为革命的一分子，文艺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与人民打成一片”，体验工农兵生活，写工农兵生活，从而实现文艺服务于政治。
首先，孔厥从同样是关注女性命运的创作入手，却写出了与《苦人儿》中完全不同的女性作品，对女性进行了歌颂。如《凤仙花》和《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在《凤仙花》中的凤儿虽然饱受封建家庭的迫害，但是在解放区革命女干部的帮助下，她逃脱了封建家庭的魔掌，最后加入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说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话：“凤仙花，魔鬼抓了她！”[2]在文中，显然魔鬼是让她饱受生活苦痛的父亲，最后，当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又有一句相对立的民谣：“凤仙花，凤仙花，魔鬼奈何她”[2]，表达了她对家庭的背叛和逃离压迫后的解放。这里歌颂的不仅是凤仙勇敢冲破家庭束缚走向了革命，更是歌颂党的领导，党的帮助，是党给予了她生活的希望。同样题材的小说也体现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在文中，女主人公折聚英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只值两斗粗谷子的童养媳，一个字不识的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则成为一名学习模范，劳动英雄，当上了边区的参议员，成了边区百万妇女的代表。对于妇女解放的历史命运，折聚英的反省是最彻底的，她不同于凤仙儿的犹豫，也不同于贵女儿的屈服，她是随着革命的解放而反省得最彻底的。在事业上，折聚英表现了强烈的追求感和竞争感。面对那些文化水平比自己高的同学，她说：“你看他们是喝黑水长大的，肚子里货色那样多，咱不双份用心用功，不行啦！”[3]。生活上，，她不惜暂时放弃了家庭的乐趣，丈夫就住在女子大学附近，但她一个月还不一定回去一次，“咱不忙执行礼拜六，咱忙着准备开洋草呐”。这句话意味深长的话，充分显示了折聚英自觉追求妇女解放的历史责任感，显示了新一代女性对于女性存在的传统方式的最大蔑视和最大挑战。她完全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初步具备了自我认同的现代女性意识。
其次，体现在对工农兵大众的实践。孔厥是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的作家，所以，他有他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他的许多创作是附和了当时的要求的，是跟从了党对文学的要求的，是实践了为工农兵方向的。如小说《吴满有故事》，对吴满有的精神在文化领域进行了创作和宣传，把吴满有写进了读本，吴满有精神在解放区影响更加根深蒂固。另外，他也写过唱本、弹词、秧歌剧、电影、剧本等来响应时代的呼唤，体现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第三，体现在对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孔厥不仅歌颂女性的觉醒，歌颂吴满有那样为党服务的平凡百姓，还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农民中的英雄。《病了的郝二虎》中，通过二虎与母亲的冲突，塑造了一个生病但仍要坚持工作的优抗主任郝二虎的形象，当时被称为“新人”。郝二虎对工作认真，强烈的责任心是值得人们肯定与学习的。另外一部《父子俩》中的“英雄”李三，小说讲的是青年农民李三和他父亲在替灾民“揭地”时的冲突，父亲自私不愿帮助人，而儿子则不仅积极奉献，而且批评教育父亲。李三的思想是先进的，是值得学习与歌颂的。在解放区的延安，如这类的“英雄”是党所呼唤和要求的，他们是人民心中的英雄，是农民中的新型人物。
综上所述，孔厥在延安时期的创作是有一定意义的，最起码在当时解放区的延安是有一定的成效的，虽然这些作品不及他后来创作的《新儿女英雄传》及《生死缘》等，但在特定的文化语境，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孔厥的这些作品是有过一定作用的，他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他对党的文艺方针的遵从，是应和了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文艺路线的要求的，是对党的文艺方针的有效实践。虽然孔厥后来的作风让党放弃了他，但作为一个作家，他也曾有过他的奉献，从文艺作家应有的奉献中他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孔厥.受苦人[M].上海：上海海燕书店，1947.
[2]孔厥.凤仙花[M].上海：上海海燕书店，1947.
[3]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