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博物馆在其北侧广场上竖立了一尊孔子铜像，此事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有媒体称之为“释出重要信号”、“意义非凡”云云。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国家博物馆竖一尊铜像，这本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大家似乎非要从一个文化现象谈出政治不可。
　　对文化进行过多的政治解读，是近代中国的不幸历史给我们造成的一种不平常心态使然。此前千百年来，人们对待文化的心态要平和得多。丝绸之路、西瓜番薯、玄奘取经、鉴真东渡，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孔夫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概括出了全世界都通用的伦理准则；《三字经》头两句话就把文化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可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此后的历史，使得文化与征服、挨打、屈辱扯上了关系。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民族、社会何去何从的焦虑，赋予了文化太沉重的负担，于是文化变成了救国的实力、批判的对象、斗争的武器、振兴的标志……“逝者如斯”的孔老夫子便不得消停了。
　　喧嚣的年代过后，国人心态渐趋平常，文化才开始被当作文化来看待。然而新旧今昔之间，一个字眼越来越多地挂在人们的嘴边，曰：纠结。当孔子恢复了其应有的“圣贤”地位，中国近代思想觉醒的历程又该如何评价？当神州大地日益融入全球化，地球村村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学”与“中体”之争还有多少意义？如果任何单一文明都不可能成为“普世文明”，那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否永远只是梦想？国人在诸如此类的讨论中，似乎总也理不出头绪。
　　此时借鉴别人的实例，会有所帮助。从儒学文化圈现代化转型比较成功的地方，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被当作宝贵财富加以珍惜、保存。“全盘西化”亦非包藏祸心的洪水猛兽，到头来唐服、筷子、方块字；仁、义、礼、智、信一样没有失去，证明“全盘”如何如何之言不过夸张而已，哪有这种可能？何必那么在乎！而社会文明进步却不可阻挡，“君君臣臣”注定只会成为历史文化符号，再不会体现权力与服从；“父父子子”关系也自然调整，想不调整也做不到，因为时代变了，时代比人强。这些都说明，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涓流汇海共融通的历史过程，用“谁胜谁负”的斗争哲学解释不了，用“仁者爱人”、“和为贵”则可以走遍天下，只要我们自己“心底无私”不纠结，世界文明大道便是浩浩荡荡的坦途。
　　再回头说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本来是文化一部分，可是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头脑中，政治要统帅文化的观念根深蒂固。按照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政治要解决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问题，没有什么能够比生死问题更重要，所以政治便可统帅一切、冲击一切，文化当然也包括在内，以至唱歌跳舞这种再普通不过的大众文化活动，也要加上别样的意义和目的，最后弄得原本斑斓的文化变成了一种色彩、一个调门，谓之“文化大革命”。其实老百姓对“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局面非常不满，斥之“革文化的命”。如果我们今天还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国家博物馆竖立孔子像，尽可以做出种种文章。但我相信，时至今日，文化就是文化，绝没有那么复杂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